（上接2012年6月5日C4版）
对于那些可怜的孤儿，李提摩太在益都县设立了孤儿收容院。江苏的救助者到达后，在青州城里也开办了一个孤儿院。但从一开始就被霉运缠上了。由于暴发天花病，孩子大批死亡。相反的是李提摩太开办的孤儿院里的孩子没有一个生病的，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以至于超出了看护能力。因为没有能力给孤儿院中十二至十八岁的孩子传授新式的工商业技能，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古老的职业。教他们铁工、木工、纺织和制作绳索等。后来，李提摩太从国外购买了一批从制造一般小玩意儿到威力巨大的手动车床的机器，建成了拥有多种工具的工场。还教给孤儿们了一种新的制毯工艺。
此时，李提摩太站在教化者精神救济与物质救济牵手合作的立场，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关注山东遭受的严重灾荒，强调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无论对这个民族整体还是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上帝的祝福。指出教会应通过四条途径帮助中国人：立即赈济灾荒；把包括医学、化学、矿物学和历史的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传授精神的真理，讲述对真正上帝的信仰过程。最后建议协会资助一千英镑赈灾，把中国人从饥荒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使这个国家得到拯救和持续繁荣。不久，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汇来了五百英镑。这表明协会同意了李提摩太的观点。1877年5月，刚到中国烟台半年的阿尔弗雷德·琼斯志愿来青州协助李提摩太工作，负责管理救灾基金的往来帐目。1877年秋，山西省发生了比山东省更严重的灾荒，李提摩太带着赈灾和传播宗教双重目的，离开山东赴山西。
心系青州教堂
1882年，主持山东青州教堂的琼斯奉命回国。琼斯和两个新来的同事——怀特赖特和克斯，考虑到青州教堂创建不久，决意请李提摩太在其回国期间代为料理。李无法回绝，于当年夏季的6月从太原动身，历经二十一天到达济南，接着患痢疾倒下，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李写信给太原的妻子、青州的同事，让他(她)们把自己埋在青州。收到信后，青州的同事克斯医生快马加鞭，本来三天的路程，只用了六个小时就赶到了济南，不幸的是也患痢疾倒下了。第二天怀特赖特冒着酷暑到达济南，同样也未能幸免。后来，多亏克斯夫人乘车到济南照顾他们三人恢复了健康。
李提摩太返回青州后，接替了琼斯的工作，到各县教堂讲道、主持圣餐仪式。可能因为赈灾和经手大量赈灾款，或许是在讲解《圣经》时，把古希腊、罗马的货币单位“塔兰特”直接解释成“一大堆银子”的缘故，社会上传播他给教会每个成员都发了大量银子的谣言。这种误解在政府高层也存在。早在1880年9月，李提摩太路过天津，直隶总督李鸿章约见他，对他的赈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讨论传教问题时，李鸿章对他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还说，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李提摩太从此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回去后给官员和学者演讲譬如机械、化学、蒸汽机、电、光和哥白尼的天文发现等方面的奇迹和利用。经过他和他的同事的努力，青州各县都有了多个教堂，仅益都弥河东就有五座教堂。1883年春，英国浸礼会哈勃提来照料山东的教堂，李提摩太重回山西。
1889年5月，李提摩太回到山东，这一年山东又发生了一次饥荒，鉴于他在赈灾方面的经验，被安排在济南附近州县协助赈灾工作，由于染上热病，不得不回到青州疗养。1890年5月，李提摩太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并提交了题为《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论文。他会后回到天津，请求李鸿章出面干预社会舆论对基督教的恶意攻击。李鸿章没有采取行动的心思。但通过这位总督和朋友，他获得了《时报》中文报主笔的任命，并就中国改革等课题，写了许多文章。不同地区的学者，甚至高层官员读了他写的社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891年10月，他应邀赴上海“同文书会”(后改“广学会”，商务印书馆前身)工作。1904年，李提摩太来青州参加由一百名中国各宗教派别领袖参会的宗教大会，山东巡抚周馥派山东学政、一名知府和另三位官员作为自己的代表，总计超过三十位政府官员身着官服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满州驻军的一位鞑靼将军。1912年秋，李提摩太来青州参加在华英国浸礼会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大会，与会代表共13人，分别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和上海。会议结束之时，青州非基督徒向教堂申请费用，举办旨在感激教会引进改革措施的公众集会，超过一千人参加了大会，其中有来自公立学校的师生，也有社区各界的代表——包括伊斯兰教徒和满州人。
致力中国改革
山东、山西赈灾之后，李提摩太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急剧上升。这得益于他能立足中国实情而非宗教教义的死框框、着眼长远而非计较眼前利益的得失。正是从这时，他开始了与上层社会的交往，在传播宗教教义和西学文明的同时，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甚至参与复杂国际关系的斡旋。这既使他信仰的基督教教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并扎下了根，又努力使中国社会前进的车轮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从中得到现实的利益。
在教育方面，1891年李提摩太应邀担任上海“同文书会”总干事，并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1885—1886年回国休假期间，到欧洲考察引进现代教育制度，当柏林的教育部长听说把最好的教育介绍到中国去时，傲慢地对他说：“当你把中国人都教育好了后，我们怎么办？”法国的教育部长更恨不得把官方教科书中所有有关上帝的字眼全部清除。这两位部长都不可能帮他忙。1887年，他撰写了《现代教育》在天津呈给李鸿章，并对李鸿章说这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说政府承担不起教育经费，还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告诉他大约二十年。“噢！”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这一年，他的朋友怀特莱特在青州开办了一家旨在开启人们心智的博物馆。1888年，他在北京，当把教育改革方案呈给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时，得到了这位侍郎的赞许。这一年，他征得伦敦浸礼会允许在济南建基督教学院的前提下，同意回山东。第二年回到山东，但伦敦浸礼会委员会驳回了先前的允诺，理由是承担不了这样一个花费高昂的项目。1895年2月，《马关条约》签订前夕，他在南京拜会张之洞并建议：除非立即达成和谈，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后一条，张之洞毫不迟疑地表示赞赏。1896年向翁同龢提出成立教育会，在全国广泛引进西方现代学校及专门学院。1899年，他代表广学会执行委员会赴京劝说中国政府批准一个全国性教育计划，并允许广学会帮助翻译外国书籍。1901年初，他应全权大臣奕诓、直隶总督李鸿章邀请，协助处理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山西被杀的传教士的善后事宜，并建议从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返回山西，每年支付五万两，用于在太原建一所西式大学——山西大学。他在大学开办后的前十年里，拥有教授任命权、课程设置权和校基金的管理权。这年，他的通过办学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从而彻底平息中西之间纠纷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1901年8月，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命令改革考试制度。9月又颁令全国所有书院改为教授西学的现代学校，并且在每个省的首府建一所大学。接着，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是年11月《折稿》获准，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
在经济方面。1884年，李提摩太在北京建议政府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外国的教育、工业、交通和通信。并在北京设立专门机构，向各省介绍、推广考察所得。早在这之前好几年，他就曾建议山东巡抚丁宝桢、山西巡抚曾国荃修建铁路、炼钢、开矿、建棉纺厂。1881年，张之洞就任山西巡抚，当他发现了李提摩太写给前任巡抚的建议后，委派三人团邀请李提摩太放弃传教，参与中国政务。李提摩太婉言回绝。1895年初，李提摩太两次受被中日甲午海战震惊了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商讨使中国摆脱困境、安定秩序的最好办法。张之洞只对他提出的与某个国家结盟，给予商业上的优惠，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感兴趣。与此同时，总理大臣翁同龢也请他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条陈。李提摩太建议在经济改革上，进行货币改革，以奠定坚实的财政基础。1902年，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庚子赔款之后，荣禄约见李提摩太，并把他引见给政务大臣鹿传霖。李提摩太向鹿提议：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中国继续使用白银，毫无疑问受害的将是中国；而倘若中国像其他国家那样采用金本位制，就会得到同样的利益。后来，当鹿在户部尚书职位上安排向金本位过渡，就在完成谈判之前，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这种延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政治方面。早在1879年，李提摩太就草拟了关于促进和平的方案，但直到1895年才有机会向政府官员们提出中国与其他大国联合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仲裁法庭，以求终结国际战争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1895年10月，康有为拜访李提摩太，并说他信仰李在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间兄弟一样的情谊。并希望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之相互协作。同年，李提摩太在向翁同龢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建议：为皇帝聘请两名外籍顾问；成立由四名通晓世界大势的外国人、四名满人和汉人组成的内阁；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训练足够的新式陆军等。1896年2月翁同龢拜访李提摩太，首先对朝廷没同意李等传教士的请愿书表示歉意，其次问李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康有为创办)。李说，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不想跟它发生任何关系。1897年，在英国同到访的孙中山讨论中国需要改革还是需要革命。三年后在日本回访孙中山，因观点不合，分道扬镳。十二年后，李提摩太受托拜会孙中山，劝他不要反对袁世凯大借外债，但没有成功。1898年夏，向康有为建议聘请日本的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后来，康有为邀请李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9月中旬，李应邀赴京见康有为，康告诉李，局势已变得很危险，自己必须立即离开。详情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通告。这时，李和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里。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有一天，孙家鼐通知李，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他。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发生了。孙家鼐告知李提摩太，皇帝已被监禁在中南海的小岛上。接着被朝廷通缉的梁启超、谭嗣同秘访李提摩太，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并决定容闳、梁启超、李提摩太分别拜会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公使，劝说他们保护皇帝。1904年5月日俄战争期间，在颐和园拜会庆亲王，就中国应对战争和中国加入十个主要国家组成联盟进行了阐述。庆亲王对后者方案感到不错。但他希望首先要确定其他国家会不会接受它，以免贫弱的中国在第一个提出这相建议时，会遭到冷漠的拒绝。第二天，李起草提议由十个愿意联盟、愿意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国家派代表参加的会议的电报稿，拟通过中国外务部发给在海牙的国际仲裁大会主席。
登上国际舞台
早在1882年，在青州的琼斯牧师回国前邀请李提摩太来青州主持教务时，外国传教士就一直遭受着来自官员、士绅、和一般民众的干涉、骚扰与迫害。回到英国的琼斯请英国浸礼会致函李提摩太，到北京会见新上任的英国公使巴夏礼。1884年，李提摩太带着十几个干涉自由传教的案例向公使汇报，强调了采取必要行动，使中国政府保障“容忍条款”贯彻实施的迫切性。并在北京召集在京各国传教士集会，成立了中国福音联盟。1895年，在走访了英、美、德驻中国公使后，由美国公使陪同，向总理衙门递交了旨在保护基督教传教自由的请愿书。结果法国公使出人意料地反对皇帝同意任何由传教士提出的要求，因这之前，法国政府曾迫使教皇收回将这种权力授予传教士的成命。好在通过九次与总理衙门交涉，使衙门明白了外国教会的宗旨和价值。
1898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强占胶州湾。这激起了朝野上下的排外情绪，导致了义和团的兴起。1900年，李提摩太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全世界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并向大会执委会请求：各个传教会的董事会采取一致行动，制止中国政府对中国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的敌视态度，防止危及外国人生命的危险发生，执委会依据不干涉政治传统，没有在会上表决。随后在出席玻士顿二十世纪俱乐部演讲中再次呼吁：即将到来的动乱，不仅毁掉基督教传教事业，还毁掉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和平。会议的组织者决定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华盛顿。并给李提摩太开了介绍信。为避免通过口头交流所产生的误解，将内容打印成稿。首先呈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因。他告诉李，没有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的支持，政府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于是，李提摩太去拜访了参议院的议长霍尔，他说如果没有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参议院也做不了什么。又拜会纽约商会会长耶索普，得到的答复是：单凭某些人的意见采取行动是站不住脚的。过了不到两个礼拜，义和团运动就爆发了。1901年，李提摩太为在上海国际租界内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公立学校，向租界市政委员会呈交建校方案，建成后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1903年5月，李提摩太为山西大学寻找合适教材，去日本拜会文部大臣、帝国大学校长等首脑，还会见了时任众议院院长的河野。1905年，李提摩太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全世界浸礼会代表大会，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次年4月，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巴塞德给李提摩太写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李在白宫向总统介绍了关于成立大国联盟的方案。罗斯福仅是声称如果中国政府派出特使，到美国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随后，李回到中国，在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并劝说他们立即派代表出使英美。但外务省的领班大臣是个新人，对建立联盟的事情毫不关心，因而不原采取任何行动。1908年1月，与日本伊藤公爵讨论他拟订的建立强国联盟、削减军备、保护世界和平的计划方案。并咨询这位公爵将宗教自由写入日本宪法的技巧和经过。之后在大偎重信(前外务大臣)所建的早稻田大学告诫中国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前，不要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否则对国家有害无益。1908年冬应日本、朝鲜邀请出席汉城基督教青年会大楼落成典礼并演讲。
晚年回到英国
1916年，李提摩太辞别中国，踏上回乡的归途。他被故乡誉为虔诚而有为的布道英雄、伟大的文明传播者、卓越的国际政治活动家。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大地炮火连天。他对欧洲各国同室操戈深表忧虑，呼吁列强不要在内争中消耗了伟大西方文明的能量，而要把注意力投向东方，因为在那里，为上帝进行的征服事业虽然有了起色但远没有成功。在为欧洲命运奔走呼号的同时，拖着病体写了《相爱主义与武力主义的比较》、《万国和平的趋势》、《新中国的有益运动》、《引领亚洲入上帝之国》等文章。
1919年4月17日，李提摩太——历尽环球风雨的“福音传播者”，怀着对遥远中国的向往，怀着对毕生从事的事业的依恋和不舍，静静地合上了双眼。 （下）
资料来源：
1、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李提摩太著 李宪堂 侯林莉译
2、《铎巡中华——李提摩太和他的事业》 李宪堂撰
65岁的李提摩太
山西大学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