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他们说，我身上压着一个死去的战士，手里拿着绷带。我心里一阵痉挛：是卫生员为了掩护我而牺牲了。我被担架抬走，连队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战场上的尸体横七竖八，残缺不全，分不清谁与谁，同志们都认为我死了。自此，我与连队失去了联系。
  因为伤势很重，绑扎所无能为力。当天由朝鲜老乡抬我去了金鹤洞师部医院。重伤员很多，排队等了半天，才轮到我动手术。医生把我四处伤口的烂肉剪掉，挖出了好几块炮弹皮和碎骨头端给我看，我又晕了过去。手术后，由朝鲜老乡守着我，躺在地铺上。一连几天不能吃，不能动，大小便不通，肚子胀得老大，高烧不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生说我要坏，决定送我去兴高山后方医院。
  路途遥远，必须用卡车护送。白天怕敌机轰炸，晚上看不清山路，只能借着阴雨天出发。时近中午，天突然晴了，可恶的敌机接着就来轰炸，轻伤员和司机都跑了，就剩下我和大卡车。炸弹一次次落在车头车尾，车被炸得稀巴烂。我仰望着群鸦似的敌机，心里反倒坦然了：死就死吧！难得这么多的敌机为我送终，死了也值。我闭上眼听天由命了，谁知敌机竟飞走了。傍晚，一辆朝鲜卡车把我送到了兴高山医院，住进了防空洞。洞里很暗，靠蜡烛照明，医疗条件差，不能做剖腹手术。于是，又将我送杨德医院，再从杨德医院转运回国。
  依旧是借着阴雨天出发。我躺在车厢里，雨水浸泡着伤口，钻心地疼，肚子越胀越大，像面气吹的大鼓，一戳就破似的。我醒来时心想：既然死定了，何必运回国去？死在朝鲜战场上岂不更光荣！卡车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谁知颠来颠去，我有了大便感，放了一个屁，心里一阵欣慰：看来马克思又不想要我了。我用力撕下了身上唯一的血迹斑斑的裤头，擦去臭水儿，扔到车外。此时，我是真正的“无产者”了。
  卡车在云雾缭绕的山腰里行驶着，突然偏离了方向，车头探进了悬崖。山下是万丈深渊，车毁人亡就在眼前，幸亏两棵粗壮的松树将卡车挡住。能爬动的伤员纷纷逃离了险境，车上就剩下我和司机。我大声喊他时，他握着方向盘睡在驾驶室里，还打呼噜哩！司机是我国东北来支前的民工，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后来是人民军的两辆大卡车，把我们的车从悬崖上拖了上来。
  我坐着焖罐火车转到丹东市五龙碑医院。护士为我剃光了头，送进消毒室，冲洗美军细菌战中的细菌。伤势好转后，又送到吉林省敦化市铁路医院疗养。
  1953年11月，我返回了朝鲜战场。到团部报道时，团长向禹惊诧无比：“小王，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们都给你上报烈士了，追悼会也开了。”他紧紧抱住我，亲了又亲，高兴地告诉我，说我们连107人歼敌160余人，顺利地攻占了敌阵地，这在攻坚战斗中是少有的，上级为我们记了集体一等功。团政委张继华握着我的手，热情又激动地说：“振球同志，你死而复生，不愧是活着的烈士啊！”自此，“活烈士”的话题在部队里传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