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漫长而跌宕，在历史的长河里很多文明被各种原因掩盖，王朝的更迭、无法预知的自然灾害都是毁灭文明的最大力量，因而我们要解读历史，除了看文字记载以外，还要和实物相结合，古遗址出土的各种器物和生活痕迹、墓葬的陪葬物品等都会给后人留下很多珍贵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和佐证文字的流传，有时古人又是很感性的，有时又很是惜墨，在记录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认知时反而用很少的文字来介绍，这就给我们解读和学习带来很多的疑惑和不解，这时候就要通过实物资料来相互印证和推敲，这点尤为重要，就像现代法庭一样，口供是不能作为主要证据的，定罪需要科学的鉴定结论和实物证据，就是所谓的永恒证据。而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学者因为各种原因，在研究和论证古代一些问题时多是看书找资料，书上没有记载的多不认可，书上历代有记载的则奉为圭臬而大书特书，殊不知古人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眼光高低影响也会出现很多疏漏，也会不准确，因此，我们当代人就要去伪存真，去玄取实，通过分析古代典籍记载的文字资料和我们能够上手的实物资料来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从而还原出当时客观真实的历史事实，能够为我们在学习和艺术审美上有所帮助和提高。
  丁酉四月青州满城花开，第二届研兮归来红丝砚展在青州博物馆顺利举办，此次青州的红丝砚较前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出现了很多有思想有审美的砚人，再不是前些年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大茶盘和民俗题材的石雕摆件，开始沿着历史的脉络在探索着，这点尤为可喜，随着信息的快速流通和公开，更多砚人的审美都会得到提高和升华，让红丝砚真正走出青州，走出山东，让更多的人认知和接受红丝砚。
  此次青州之行收获颇丰，喜获唐陶砚一方，此砚品好皮厚，墨痕俨然，当为实用之器物，入手略粗且沉，局部有土沁剥蚀，清晰可见内在材质是细小颗粒凝聚在一起，手抚有颗粒感，与经常见到的陶砚完全不同。陶砚唐宋多见，北朝偶有唐代最多，虽有制作工艺和烧制温度不同，但工艺取向是泥质，以细为主调，产地分布基本在河南、山西、山东一带，而青州石末砚当为陶砚中一奇品，取石研磨成粉烧制，坚硬自不必说，粗则是必然。现有资料看关于石末砚的记载都是出自《旧唐书》记录柳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砚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宋人唐询在《砚录》称“潍州北海县石末砚，土人取烂石研澄其末，烧之为砚，即柳公权为第一者。”从这段文字看，唐询写砚录时可能也是摘录前面《旧唐书》的文字，称柳公权对青州石末砚甚为推崇，甚至推崇到陶砚第一的地步。蔡襄《文房四说》中记“青州石末砚受墨而费笔”。欧阳修《砚谱》记“青州、潍州石末研，皆瓦砚也。其善发墨非石砚之比，然稍粗者损笔锋”。苏轼文则最有意思，言“柳公权论砚，甚贵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晓其语。此砚青州甚易得，凡物耳，无足珍者。盖出陶灶中，无泽润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与定州花瓷作对，岂砚材乎？砚当用石，如镜用铜，此真材本性也。”不加分析的看这些前人典籍肯定会迷惑不已，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但前提都是以《旧唐书》记录的柳公权言语为本，苏轼也不知“墨易冷”为何物，可见古人记载的不确定性。现在分析唐时柳公权推崇石末砚还是有一些迹象可循，唐时陶砚是作为常用砚来使用的，记载中宫廷贡品就有虢州陶砚。柳公权称绛州黑砚次之，应该是说下墨，绛州砚细腻柔软，柳公权又是善书，平时用墨量大，需要粗糙坚硬耐磨的砚台才能满足需要，故推崇青州石末砚也是情有可原。墨易冷也可能是记录错误，也可能是形容墨易磨浓。而苏轼所说石末砚无光泽不如石砚，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北宋时期，墨渐成熟，唐时陶制砚台早已不堪使用，即便是泥陶砚也是高温烧制，非唐时陶砚可比，此时石砚是实用主流，苏轼用砚又极为考究且收藏砚台，所以，苏轼文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砚台的优劣，说陶不如石。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也是一样，写字的人用墨量大，粗细均可，对砚台要求下墨快即可，画画的人需要墨量少而细，砚台就会选择细腻的石质砚，可见古人论述也要一分为二的来看才能理解。再回过头来看，石末砚的出现和消失就像昙花一样神秘，从宋人的记载看未必都是见过实物的，今天我们有机会能亲手抚摸到千年前的遗物，能清晰的感受到古人为了实用的需要创造出无数的文明，有些不合时宜被淘汰，有些则被人们改良而延续至今，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也是必须的，如同黎明前的黑暗一般，探索未来永远是人类的主要行为。   同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