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秋村地处青州西南山区，离青州府70多华里，村前是淄河，河的西岸是淄博市，往南行走5华里，是淄川区的太河镇地缘。阳明山屹立在长秋村后，大山胸前的两条沟，曲折地从村南北两地伸向河床，经过数百年沧桑洪水的冲刷，左右沟壑已形成了两个土崖屏障，若站在河西的山岭上望东看去，长秋村西面，是一陡崖，陡面植被丛生。一条石板道，折字形地从河床边拾级而上，村内以石板铺路，抬眼左右看去，两岸的村庄都是背山依河床而座落。唯独长秋村，它犹如一个向外延伸的岛礁，若站在村西顺河道放眼望去，能看到十五华里太河村北的金鸡山，这里是通往鲁南的南大门。往北看到，十二华里依山傍水清晰入目的朱崖村，这里是通往鲁南的北大门。
  长秋村，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让一代代人在这方水土上，日复一日地劳作与生息。这方水土，养育并且陶冶了他们的思想情操和向往的理念。这种使然，使他们滋生着一种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其内涵的凝聚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两个辉煌的闪光点。当国与家、村与个人的利益受到挑衅时，他们敢于担当责任。
  1929年，淄河流域土匪猖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老百姓团结一致，垒石墙、盖大门，利用自然土崖条件，把村庄圈了起来，然后买上枪支，土匪再也不敢来骚扰百姓了。东门石墙上刻着“怀阳”二字，南门石墙上刻着“熏迎”二字，北门刻着“顺渠”二字(北门在58年大炼钢铁时拆掉)。团结就是力量，一旦这个力量形成，就是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动力。从土匪进村入户抢劫，老百姓从惊慌害怕，到提心吊胆地生活；从联手强强防匪，到保护了自己。这种潜移默化是量与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形成就是一个理念。理念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路线，路线决定结果。这种结果，自然而然地给人树立起在危难时刻，一种强劲刚勇的彪悍形象。当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大地时，同胞被血溅杀殁，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边缘，当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只有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长秋村的老百姓，从一户一家走出，他们不计后果，扛起了防匪用的土枪，加入到气壮山河的民族抗日斗争洪流中去。他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抗击日寇的英勇精神，在伟大的抗日民族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冯毅之，1908年生，在济南读高级中学时，受先进人物胡也频、楚图南老师的教导，走上了反帝反军阀的路子。1930年6月，他参加了在上海由鲁迅、冯雪峰、茅盾等人组织领导的左翼左联学习班。后来，冯毅之又去北平，组织领导了北平左联，并任三人小组组织部长。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一生交给了党。抗日战争大爆发后，冯毅之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一切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农村去，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去驱逐日寇”，1937年10月，以中共益都县委宣传委员的身份，回到了淄河岸边长秋村。这时，日军两路逼进黄河，山东的国民党兵不去前线围堵抗击日寇，却向南撤逃。所到之处，抢夺猖獗。有的为了活命，将枪支留在了乡间。在淄河流域北至辛店，上至源泉一带，打着抗战旗号的土部队就有二十几个，他们多半是土豪绅劣、游兵散将、土匪地痞，他们把枪支利用起来，开始武装自己，占领地盘，到村中要钱要粮，抓人充军。恐慌与不安在笼罩着大地。“国在哪里？我们的家园又在何处？”冯毅之回到长秋村，挨家串户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了自卫团、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长秋村抗日自卫团的成立，成为淄河流域开展抗日活动最早的一个村庄，也成为淄河两岸爱国青年投身报国的地方，因此，引起了驻洪山日军的警觉。
  1938年新年过后，一个寒冷的天气，驻洪山的十几个鬼子，打着太阳旗，第一次到长秋村扫荡，由于早得消息，日军进村扑了个空。隐蔽在山后的自卫团，抄小路绕到敌人返回的路口山坡埋伏，当鬼子赶近时，枪声突然响了起来，枪虽没有较强的杀伤力，但这十几条土枪，却使鬼子吓得散逃躲避。当鬼子弄清情况还击时，自卫团早已撤走了。1938年的3月，复苏的大地绽放出生命的气息，战斗在铁路北的抗日武装司令员廖荣标、政委姚仲明，带领30多名小分队战士，来到淄河流域开辟抗日根据地，驻进长秋村。“廖司令部队打鬼子真厉害，是咱老百姓救苦救命的‘活菩萨’军”的口号，在淄河两岸广为传颂。长秋村的老百姓敞开大门，欢迎廖司令部队进家。老百姓拿出煮好的鸡蛋、摊好的煎饼，招待他们。战士帮助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并到街上张贴抗日标语。女战士帮助妇女识字，教唱歌，军民鱼水情意融融。廖司令、姚政委与地下党的负责人冯毅之，（下转二版）
 

在长秋村冯毅之纪念馆，本文作者冯庆林向青少年讲述当年长秋村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             阎星年摄

熏迎门  沈志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