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分析了国内抗战的形势及淄河流域抗日武装斗争特点，决定成立淄河联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长秋村，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从此，这支地区的武装游击队与大规模的抗日武装取得了联系，为以后淄河流域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8年阴历7月15日，共产党举行太河暴动，成立了新一营，冯毅之任新一营营长。
  1939年3月初，接到情报，驻洪山的日军二十几人出发，经佛村向东。冯毅之立即派王文训、翟作新两名战士，去西崖头村西岭观察敌情，并对他俩又交代了一番。然后，冯毅之又将机枪连埋伏在河东的岸边。当日军走进西崖头村，隐蔽的两名战士扔出两颗手榴弹，鬼子在爆炸声中向村外跑去。在慌乱中又被对面的机枪一阵扫射。鬼子哪有还击的机会，丢下尸体，搀扶着伤员，朝北黑旺方向逃去。这次战斗，打死打伤鬼子十几人，缴获大盖枪6支、手炮一门、牛皮包十八个。西崖头村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两岸人民爱国抗日的斗志。当时抗战日报记者来采访，并在鲁中抗战报纸报道过。
  1939年5月，张店辛店的日伪军兵力约100人向鲁南集合，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扫荡，当日伪走近长秋村时，却如临大敌，先摆出一副围攻的架式，接着枪炮齐鸣，在叫喊声中冲进村内，可村内无一人影。日伪出村继续南行，有时成堆，有时成群，路面挤满了敌兵。当日伪进入公路东黄崖头时，营长冯毅之一声“打”，机枪、手炮齐发，松散的敌兵在慌乱中，被打死三名，向西撤退。当日军还击时，战士们早已无踪影。
  1939年6月，时任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带队去铁路北三支队，路驻长秋村，并在村中召开军民大会。郭洪涛在讲话中，分析了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形势的发展，他讲得条理清楚。他对新一营营长冯毅之说：“将来敌人会全部控制淄河流域，这里离铁路矿山太近了，像太河朱崖都会设据点，你们这支游击队，今后的抗战任务将是艰险困难的。”那时司令员张经武，副司令员王建安，三、四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廖容标，政委霍士廉、姚仲明，工委书记张京涛，淄博特委书记金明等领导同志，都来长秋村驻过。这些首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们在与老百姓谈话中，时刻都在透露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抗战必胜。这种潜在的感召力，在无时无刻地鼓舞着老百姓。
  这个不到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及地方抗日武装组织，在抗日战斗中，有26人牺牲在战场上，有60多人被日军抓去做苦工，有的死于东北日军的苦役中。在抗日最艰苦的1942年，村内没有一处完好的房屋，“白天无烟火，夜间无灯光，院内出蒿草，一片荒凉”，这就是日伪扫荡后村中的真实写照。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日军开始对华北占领区实行了所谓的“治安整肃”计划，在鲁中及附近地区，日军部署了三十二师团(驻津浦路两侧)独立第五十一混成旅团(驻胶济路沿线)和第七混成旅团，分布在日照、莒县、沂水一带，部队约1.5万余人，并扩充伪军，增设据点，强化伪军政权。我军坚决抗战，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发展，而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日军对国民党加紧诱降，并通过特务活动挑拨离间，从中渔利。
  1938年底，国民党山东政府主席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从鲁北进入鲁中地区，随后，山东分局在省驻地东里店设八路军驻省办事处，并对其提供协助。1939年2月，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上提出了“军不干政”、“粮统筹”、“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等反动方案，恶毒的提出了“划分防线”，将我军防区划在腾(县)泗(水)宁(阳)一带敌军密集地狭小地带，当即遭到我方代表的严词驳斥。沈调整部署，派吴化文部新编第四师占据鲁村一带，秦启荣部部署淄川、博山、莱芜一带，厉文礼部盘踞在安丘地区，张里元部控制蒙阳费县地区。不久，东北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也进占沂鲁山区，使鲁中地区，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尖锐。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要求，山东分局决定从第三支队抽调62名干部战士，到鲁中受训，然后转送到延安学习，护送南下的是三支队两个连队共210多人。1939年3月30日，发生了太河惨案。4月15日，山纵首长及部队战士，在太河沙滩上，为在惨案中牺牲及受害的战士举行追悼大会，之后，三、四支队各一个营分别在峨庄、池上溜休整。这时，活动在淄河流域的国民党顽固第二旅翟汝鉴、第一旅杨锡九、第六旅王葆田、第十旅翟超，分别对我休整的部队战士及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一营，不断抄袭包围，新一营战士冯广春牺牲。8月9日，我山纵首长调动一、三、四支队参加，给了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也解围了新一营，这在山东抗战史上称为“淄河事件”。淄河流域反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在山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9年9月30日，在县委书记陈希德的主持下，益都县参议会在长秋村召开，选出了县参议长冯旭臣，副议长刘景颐(西下册村人)，议员：殷传修(井同村人)、赵怀珩(蓼坞村人)、冯广华(长秋村人)、孙福祺(南术村人)、刘永海(黎金山村人)、李笑春(李家峪村人)。在此基础上，又选举冯毅之为益都县县长，11月8日，益都县政府人员成立，冯毅之任县长兼县抗日大队长，秘书陈介甫，民政科长陈圣溪，财政科长岳历，县建设科长李荣生，田粮科长冯保钦，武装科长孙铜山，公安局长韩次箫。长秋村抗日根据地红红火火，抗日基层组织也发展壮大起来，儿童团在村前放哨，从可疑人的身上搜出情报，将太河朱崖的顽匪两面夹击的信及时地送到县大队手中，使县大队及时地摆脱敌顽的偷袭。妇救会在会长冯文秀、副会长赵俊美的带动下，成立了6个小组，为抗日前线战士缝衣做军鞋、摊煎饼，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
  有一次，冯毅之从朱崖据点搞到500发子弹，往回运成了问题，妇救会承担了这项任务。她们打扮成办丧事的亲戚，在内线同志的帮助下，将子弹包装好，放在下葬礼品里，过路口时，伪军搜身盘问没有发现什么，伪军也很迷信，对下葬礼品不屑一顾，就这样顺利地将子弹带到县大队。修械所也发展起来。抗战初期，从顽匪手中缴获的多半是老式枪支，打一次仗就不能再用了，冯毅之的哥哥冯登奎利用打铁的手艺，干起了这项工作。他爱钻研，拆拆装装，修修补补加以制作，使枪支又能在战场上发挥了作用。长秋村是八路军战士落脚之地，冯登奎从军工战士手中学到了制造技术，成立了修械小组，自制土炉锅灶，从洪山矿搞点材料，有时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中，有可利用的材料，用8个人拉起的木风箱，化铁灌壳，制造手榴弹，第一颗手榴弹试制成功，这对坚持淄河流域这块红色通道，对敌战斗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0年的5月，临朐二地党委和一支队南下，国民党吴化文新四师占据了沂水、临朐及东山里仁河一带，6月大汉奸唐应三，在南北两马鹿驻村各一个大队，8月，驻洪山的日军在佛村设据点。伪军也在黑旺山上修炮楼，又在蓼坞公路边的山上修炮楼。这样敌伪顽，对我抗日民主益都县大队，完成了内外两层包围。环境更加恶化，县大队活动和工作更加困难了。上级党给县大队的指示是：“不管怎样艰险困难，也要坚守阵地，不应有转移撤退的想法和打算。”这个时候，冯毅之带队升编带回来一个班，加上留在村中两个班的兵力，共40多人，他们利用熟悉的地理条件，两岸绵绵的山脉，在两岸人民的支持下，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冯毅之把大队分成几个小队，分散驻防，一旦发生情况，便于接应，又便于集中。在淄河流域打起了游击战。1940年7月24日，冯毅之带部队在外线作战回到长秋。老百姓向他诉说道：“朱崖据点，最近来了个鬼子队长叫小林，十分凶恶，每次扫荡，闹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老百姓要求县大队给以打击，杀杀鬼子的凶气。朱崖据点鬼子小林扫荡时，先从上庄爬到阳明山北的一个山岭，用望远镜看看村里有没有埋伏，没有埋伏，才进村扫荡。冯毅之摸清了据点日伪扫荡的规律，就作了伏击的准备。
  这天，冯毅之接到情报，朱崖据点的日伪明天八九点钟扫荡长秋。冯毅之让冯佃笃带领机枪班埋伏在山岭上，又找到村长对他说：“我们的人数不多，你通知村里的自卫团和老百姓配合一下，战斗打起来，不是让你们冲锋，而是随部队造成声势。”九点钟后，日伪才走出上庄，伪军在前，鬼子在后，向山岭爬去。进入伏击圈，机枪响了起来，伪军掉头后退，鬼子兵在后催着伪军上前冲，这时，山下的庄稼地里，喊声杀声，这里一片，那里一片，鬼子兵也不敢恋战，也随着伪军后撤。部队乘胜追击。追到马岭杭村时，冯毅之怕朱崖据点敌人增兵，下令停止追击。这时，从上庄村西走出一个大摇大摆扛着机枪的鬼子。冯毅之卧倒，鬼子也卧倒，冯毅之连续做了几个射击的动作，发现鬼子机枪里没有子弹，准备上前用青年时学过的几招武功活抓这个鬼子时，被上前的警卫员开枪打死，缴获一挺机枪。打死的这个鬼子就是小林队长。驻益都城里的日军官知道这件事后，气急败坏，对朱崖据点增兵的同时，恐怖与怀柔并施。利用经不起抗战艰难而逃脱的叛徒作向导，在8月23的午夜，包围了长秋村。村里没有部队，敌人进村，惊动了在梦中醒来的人，他们叫着家人，拖着孩子，向外跑，惊慌与叫喊相伴，恐惧不安与午夜相织。大街道，路口，巷子里，忽儿一群跑来，忽儿一群离去，他们不知道怎样向外逃脱，其实村口早已被敌人把守，日伪把村子里的老百姓抓到村外一个空隙地里，敌人点燃柴堆，火焰照得四周通明，鬼子兵恐吓威胁，伪军在审问：“谁是自卫团，县大队在什么地方？冯毅之在哪里？”没有回答。鬼子兵发现前面站着三个妇女，一个是张同安之妻，一个是冯保恒之妻，一个是冯保友的妻子，三名妇女不回答，鬼子上前威胁又戏弄，她们态度坚决，奋力反抗，鬼子见三个妇女不回答，软硬不吃，便开了枪，打死了她们。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被揭开。在鲁中，国民党反动派吴化文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共行为，他的新四师仍驻在仁河溜，并时常侵犯我抗日地区。2月26日，冯毅之带部队驻防千峪村，接到王风麟副团长送来一封信，冯毅之看完信后，带部队回到长秋村，见到王风麟副团长，向他汇报了该地区情况和困难。王风麟说：“你们说的情况和困难，上级早就预想到了，反动派吴化文新四师，就在你们身边，他能老实吗？我这次来，就是杀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帮助你们巩固淄河流域这块前沿阵地。”接着他就谈到这次战斗计划，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行动越快越好。新四师一个团分别驻在上张溜5个自然村。上张驻有团部和一个营部，是指挥中心。县大队的任务是外围佯攻，牵制麻痹敌人。战斗在拂晓前开始，三营的同志在县大队部分战士的带领下，避开敌人的前哨，从崎岖的山路，直插敌人的指挥所。指挥所被捣，前线的敌人溃不成军，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敌人大部分被歼和做了俘虏，剩余的也狼狈地逃窜到仁河溜去了。在抗战中，只要淄河流域有敌重兵把守，我三、四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廖容标都及时带部队前来帮助歼灭。冯毅之带领县大队，不断袭击敌人，敌人称冯毅之为“冯铁头”，视长秋村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对长秋村进行“三光”政策。长秋村的老百姓，在一次次地遭遇扫荡的同时，始终坚决抗日，始终保护着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从未出现一个叛徒。
  1941年3月26日，敌人扫荡后，冯毅之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敌人在村里没敢停留，不长时间就走了。我们立即回到村庄，帮助老百姓扑灭火焰，抢救没有烧毁的房屋和用具，对老百姓进行劝说安慰。我发现，老百姓在灾难痛苦的生活中，思想感情也在起着很大变化。这个村(长秋村)自从抗战以来，敌伪顽焚烧过无数次，头几次我也在场。情景与现在完全不同，他们见自己的房屋用具燃起熊熊烈火，一切化为灰烬，真是痛不欲生，怒骂敌人，也埋怨我们，大哭大嚎，象是活不成的样子，现在却再也听不到埋怨的话语和哭嚎声音了。他们除了尽力扑灭火焰，抢救剩余物件，只是满怀着复仇的沉默。抗属冯广华说了句话，更使我感动，他说：‘只要你们平安无事，我们就有办法，房屋烧了盖新的。’这是愚蠢的敌人实行残酷镇压手段所想不到的。人民在灾难痛苦的日子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6月5日，日伪采用了长途奔袭的战术，有千余兵力集结在辛店火车站。当夜用几十辆汽车把兵力运到朱崖据点，在朱崖据点并未停留，立即出发了。我们内线的同志不能及时地将情报送出。在天明前，敌人包围了长秋、冯家岭、李家峪村。各村都遭到巨大而惨痛的损失。长秋村这时住的是蓼河区中队，区中队长冯敏发现敌人，就带领人按原计划出村上山，叛徒孙伏武早已让敌人封锁路口，区中队在掩护百姓向村外逃跑时，战士于富荣、齐孝礼两位同志受伤，区副中队长许维功牺牲，日伪把没有逃出去的百姓抓到一个房后空地，村中庙内一个道士许广田被抓了出来，敌人问他：“县大队哪里去了？冯毅之在哪里？”许广田或者说不知道，或者不回答。日伪没办法，把许广田推进火堆里，许广田从火堆里逃了出来，敌人又把他推进去，然后在他身上压上一块重重的木棒。驻防在下张村的安全同志带着小分队，前来鸣枪解救。敌人听到集合哨子声，在慌乱中，朝许广田开了一枪，这一枪偏离，人们从火堆里救出许广田时，他已不醒人事。在抗日战争中，长秋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抗日一条心，无私无畏全心全意参加和支援抗战。那时，有点手艺的人，在附近村庄，打点铁，修补一下农具，挣点钱，那些胆大心细的人，就到大集市干点活，多挣点钱。敌人严密封锁抗日武装军需用品，尤其医药更难买到。谢常水、冯佃顺、冯佃奎三位同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淄川、张店、周村，利用手艺或者做点小买卖的身份采购用品。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