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7年7月6日二版）
有一次，谢常水到周村给抗日民主政府买油印机、纸张、医药等，正遇敌人大搜查，他不幸被捕，敌人把他吊在树上，打了个半死，然后又要活埋。一个伪军头子说：“你这个土八路，要活埋你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谢常水说：“你们说我是土八路，有什么证据，你们想埋个老百姓还不容易，我是不愿死的，你们想活埋，我也没办法！”敌人又凶恶地问：“你是老百姓，买油印机，这些物品是干啥？”谢常水骗他们说：“这些东西是蓼坞村天主教堂要我买的，不信你们就去问一下！”敌人让其去调查了，在天主教堂的同志给开了个假证明，谢常水才得以脱险。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谢常水回来后，住在葫芦台村岳父家，马鹿据点唐应三伪军去该村扫荡，谢常水向村外逃跑时，又被捕了。唐应三听说他是长秋村人，就把他押到据点，敌人先用棍子打，后灌辣椒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抗日民主政府知道这一情况，立即营救。马鹿村的伪村长是我们的同志，他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唐应三太坏了，抗日民主政府只好花点钱，通过伪乡长，买通了执行枪决的两个伪军，夜里执行枪决时，枪弹不往身上打，谢常水听到枪响倒地装死。这样才被救了出来。冯佃顺、冯佃奎二位同志，虽然没有遇到像谢常水这样的风险，但他俩经常出入敌战区，遇到挫折和小的险情也是常有的。
1941年5月21日，廖容标司令员带着三营攻打佛村据点后，撤离到太河西南山区方山休整。敌人加紧封锁，给养成了问题，抗日民主县政府接过了这个任务，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村里的共产党员和游击小组。他们毫不畏难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冯佃新自告奋勇地说：“我在方山打过铁，这段路我熟悉，由我带路。”二十多个青壮年，带上熟食，扛着粮食，天黑前赶到西下册村，南山的路口有敌岗哨，唯一能通过的是一条陡坡的石板羊肠小道。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有走道的声音，他们脱下鞋来，用绳子系住鞋，将鞋挂在脖子上，猫着腰艰难地行走了一里多路，才放下心来，将粮食交给了部队，柴营长感动地流下了泪。
人民不仅积极抗战，长秋村还是物资储藏的保险库。1942年，八路军讨伐国民党反动派吴化文的战役时，三支队运送一批军大衣到泰安地区，共八百套。到长秋村时，发现一部分日伪到三里路的西崖头村，送军衣的人很恐慌。长秋村的负责人就安慰他说：“你们到了俺庄，尽管放心。”说着引导他们牵着毛驴到南坡的土沟里，并迅速动员游击小组和部分老百姓，把军衣藏到事先打好的土洞里，然后把毛驴牵到山沟里。日伪进村，什么也没有发现。那时，无论是铁路北三支队，还是鲁南四支队，到淄河流域活动，或者是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也让长秋村人保藏，办法是，将村外的土崖打成土屋，将粮食和物资藏好，用石头把门口堵住，堆上土，安放上石块当作供桌石，伪装成掩埋死人的坟墓。这个办法很保密，从未出错。
1943年，在村南套子沟的土屋里，替四支队保存了六千多枚手榴弹、四百发子弹，还有挖战壕用的铁镐、铣、军用物资，一直埋藏了两年之久才起出来，送往沂源县鲁村，交还了四支队，受到了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当面表扬。抗战时期，长秋村抗日根据地的灾难，来自淄博和益都城里的日军及朱崖据点的汉奸的扫荡，同时国民党吴化文的新四师也不断来我区抢占地盘，还要面临着土匪唐应三大队的不断扫荡。
1941年秋季，老百姓把刚刚收来的豆子和高粱晒在院落里，唐应三部进村扫荡，在抢劫后，将庄稼点燃，风助火威，又把房屋烧着，屋连屋，火连火，村内一片火海，真是让人痛哭揪心。县大队决定给凶恶的唐应三部一个打击。战斗在夜晚进行，在攻击敌据点时，被埋伏在附近的土窑里的伪军袭击。两面夹击，战士冯广宪牺牲，轻伤二人。因计划不周，怕吃大亏，县大队及时撤出去。这次战斗失利，更助长了唐应三的气焰，他跑到朱崖据点对伪军吹牛说：“你们怕八路，我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那套作战方法，我早就摸透了，怎么也逃不出我的手掌了！”他还通过翻译向鬼子建议说：“要在孙家岭、李家峪安设据点，他们在下册村安设据点，把县大队包围在中间，来个包心战术，八路军是白菜心，我们是白菜帮，超包越结实，看他们往哪里跑！”
马鹿据点的伪军供养，是朱崖伪区公所供给，朱崖伪军护送到上庄，然后他们去接，中间要经过长秋村。送粮是三天一次，两地南北7华里。县大队摸清这一规律时，准备以口袋战术对付唐应三的包心战术。1942年的2月，大地封冻，河水结冰，战士埋伏在公路两侧，顶着寒冷的天气，静等着敌人的到来，大约十点多钟，马鹿的伪军走出了村，倒背着枪，懒洋洋地走着，当伪军进入布袋口时，架在长秋村南门外的机枪响了起来，埋伏的战士也开了火，敌人向前是死路，往后也是死路，为保住生命，只好缴枪投降。伪军遭到这次打击，立即成为胆小鬼，夜里胆战心惊，疑神疑鬼，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枪扔手榴弹，自吓自，又给自壮胆。朱崖的伪军也怕有埋伏，给养不送了，由马鹿伪军亲自到朱崖取，伪军不敢走河的正路，只好走河西的山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吴化文顽固派率部投敌，变成了伪军，日伪逐步“蚕食”，敌后的抗日活动区更加缩小，一些抗日武装组织遭到破坏，甚至抗战意志薄弱的同志带队投敌，给抗日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上级党组织决定，把博山、淄川、临朐三县政府全部撤销，合并到益都县政府，成立了益临淄博四县办事处，书记张京涛，办事处主任冯毅之。吴化文投敌，伪军数目增多，据点炮楼也与之俱增，连最偏僻的孙家岭、岌岌寨也设了据点。
1942年10月下旬，上庄据点换来个刘振标伪军队长，益都城里的鬼子给他下命令，要他到长秋村安设据点，他犯难了，不设不行。他知道长秋村是抗战村，设这不是火里栽树吗？哪有活头！这个伪队长还是个有思想的人，派出代表，同长秋村的负责同志和平谈判，代表向长秋村负责人说：“我们刘队长，过去也是抗日的，后来被迫无法，才去投了鬼子。他始终没忘了国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忍辱受屈地等待时机。”还说：“我们队长手下的兄弟，对八路军爱国爱民，抗战坚决，无不十分敬目，扫荡时，我们也是应付装样子，没真心真意地打八路。”他转弯抹角地最后才说出目的：“现在皇军下命令，非要在贵村安设据点，队长做了难，不设不行，来设又怕与冯主任发生冲突，所以才派我来，说说队长的意见，先商议商议，你们也和冯主任说说。”这个代表非常和善诚恳地又说：“我们队长对冯主任很敬佩，对他家的房屋全部烧光很同情，想趁此机会，替冯主任把房屋重新修建起来，也算对抗战的一点帮助，对冯主任的一点微小情谊。”根据老百姓反映，这个刘队长，自从来到上庄据点后，不像一般伪军那么坏，平日不让士兵出据点，也不曾捆绑打骂过老百姓。当时，党的政策和工作重点，是争取伪军孤立敌人，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准备反攻。经过反复研究，至于抗日军人的房屋被焚，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他管不了，也用不着费心。若不是真心与八路军作对，而是想应付鬼子。我们可以让步，允许他们在长秋村外修个炮楼，住上一两个班。但士兵不能随便进村，有事进村也不准携带武器，不带武器我们可以保证安全，若带会发生误会。鬼子若有命令出发扫荡，事前能送出信来更欢迎。结果，我们的条件他们全部接受了。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在过去“铁壁合围”、“突然袭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拉网合围”式“扫荡”，即以强大兵力呈网状分布，快速出击，构成若干合围，企图将我军迅速围歼在狭小地区，并通过特务机关将其扫荡的假情报，作战计划送到我军，以迷惑我军。11月2日，我鲁南机关部队发现敌情后，于拂晓抢占了笛崮山，敌人组织了8000余人对我合围。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接着从三面发起猛烈冲击。我军从早上打到黄昏。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天黑后，机关军区在特务营的掩护下，分数路突出重围，这场战斗损失惨重，我军伤亡200余人。
鲁南扫荡后，日伪约1000多人向回撤兵，路经口头村马鞍山时，当地大汉奸唐应三对日军说：“山上驻有八路军干部，有兵工厂。”日军信以为真，11月9日，日军凭借百倍于我军兵力和装备，向马鞍山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马鞍山上的指挥员，是山纵一旅二团副团长王风麟。
1942年8月，王风麟根据鲁中军区指示，带领七连和一炮兵排，去张店附近一座仓库，夺取日军的一批武器，不料路经莱芜吉山宿营时，与袭击我县政府的伪军遭遇，他不幸右腿负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只好将其右腿下部截去。敌后的环境一天天恶化，王风麟行动很困难，几次转移，都是同志用担架抬着，他十分不安，为减轻对部队的拖累，他要求上马鞍山，在新的战斗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于10月5日，王风麟登上了马鞍山。山上，驻有我地方武装的一个班，其余都是伤病员和枪支修械所几个工人。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和她的三个女儿，共30几人。战斗一开始，敌人在大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大批日伪军向南天门爬攀。王风麟的狙击枪响了，一个手持指挥刀的日军官应声倒下，守山的战士一齐开火，敌人倒成一片。但敌酋长不甘心失败，一个劲地赶着敌兵进攻，守在南天门的谭克平举起一块石头向下砸去，冯旭臣和女儿冯文秀也在弹雨中，往山下猛掀石块，枪鸣石滚，烟尘飞腾，敌人几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
黄昏时分，敌人败兴地撤回山下驻地。王风麟深知情况严重，晚饭后，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分析了当前形势，说明了日军不会死心，要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对战斗作了重新安排，然后对损坏的围墙又作了修补，并让警卫员小张敲钟明示，告知山下的同志，马鞍山还在我手中。第二天清晨，敌人又开来了30多辆汽车，从博山，莱芜，张店等地急忙调兵和弹药，日军兵力增至2000多人，伪军4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山上的工事大部分倒塌，房屋被燃起了大火，王风麟拄着拐杖指挥着战斗，射击敌人。不料一颗炮弹落在身边，董恒德牺牲了。王风麟额角也负了伤，鲜血流满了脸，冯文秀跑来撕下一块衣襟，给他包好，冯旭臣和几个家属搬石头，往南天门下砸去。抗日军民齐心合力，敌人再一次被打了下去。战斗到中午，敌人死伤惨重，日军某部参谋长远道而来，恼羞成怒，傲慢地夺过望远镜，观察烟火弥漫的山头，王风麟的狙击枪响了，敌酋应声倒地。敌人还在做拼命的挣扎，又集中兵力，继续进攻南天门，一时间，山前山后，烟柱腾腾，乱石纷飞，人们的喊话都难以听清。潭克平、李成武等已壮烈牺牲。守在后山的刘厥兰同志，见南天门吃紧，跑过来增援，这时，冯旭臣在炮火中搬运石头，并高喊：“宁死在炮火中，也不当俘虏。”他的喊声，鼓舞了大家的勇气，冯旭臣老人在用石块砸向敌人时不幸中弹牺牲。此时，弹药已经用完，石块也很紧张，战斗在相持中，直到黄昏，王风麟已成了血人儿，他用眼扫视一下山下的敌人，思索了片刻，命令通讯员小张：“快，用绑腿布拧成绳子，从山后下山，向团部和军区汇报山上的情况。”山上剩下的大部分是家属孩子和修械所几个工人。王风麟一边嘱咐说：“冯旭臣老先生已经牺牲了，家属和孩子不能呆在这里，快把他们送下山去。能出去一个是一个！”大家七手八脚忙碌起来，把准备下山的布接好，然后挂在树脚跟，顺崖下山。冯毅之的大女儿冯新年在战火中炸死，冯毅之的妻子孙玉兰背着卢桥，夹抱平洋，一只手抓着布绳向山下滑去，到了半山腰，布断，娘仨一起摔死在马鞍山下。这时，鬼子已爬上山，最后一蹬石阶，南天门失守，敌人像一群饿狼似地扑来，王风麟冷冷地笑了笑，从容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以身殉国了。冯文秀把手里的石头，砸向冲来的敌人，也纵身跳下崖去，刘厥兰等战士也纷纷砸碎了手中的枪支，相继跳下崖去，由于半山腰树枝的托挂，除了刘厥兰、王德善、吕存生、邹大方等几个同志幸免于难以外，五六个工人伤员被俘后活活烧死在口头村外，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马鞍山上的枪声停止了。南天门下，日伪200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片。马鞍山保卫战，震慑了日本侵略者肮脏的灵魂。马鞍山保卫战，以少胜多，老幼参战，打出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抗日精神。
1946年，益临淄博四县民众发起了对马鞍山烈士安葬。为表彰冯毅之一家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哥哥冯登奎、大妹夫孙铜山、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及三个女儿，鲁中参议会与行政公署赠送《一门忠烈》匾额。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雄，其中有烈士冯旭臣。抚今往昔，当思人民江山来之不易。1985年10月，当年抗击日寇的老前辈冯毅之、冯敏、冯文增、许杰、冯佃笃商谈在长秋村建抗日纪念碑之事，原则是“民办公助”，历时八个月，抗日烈士纪念碑在村东樟兰山松柏环抱中矗立起来，揭碑仪式那天，青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各级领导出席，青州电视台现场录像。现在村中冯毅之故居，有抗日纪念馆。有山东省委前副书记王众音题词“一门忠烈纪念堂”挂在纪念馆，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子挂在院内。
当我在查阅抗战资料，写上这一段段文字时，那战士英勇杀敌的战场，那惨案现场百姓的举动，总是在我脑海中滚动。当一支小分队堵住路口、占领阵地，以一当十的兵力，阻击日军的进攻。日军则以优良的武器装备，疯狂地炮轰，阵地炮火连天，烟雾弥漫，战士的脸部熏黑，衣服着火，缠着布条的伤口，鲜血在流。勇敢的战士，在烟与火中，静静地等待着射击的指令。战斗在激烈残苦中，弹药缺乏，人员伤亡较大，我们的战士，在顽强地抗击着日军一次次的进攻。当日军冲上阵地，我们仅有的战士，短刀相战，肉体相博。留下最后一颗手雷，同日军同炸一燃。那撕杀的场面，那力量的呐喊，真的让人很震憾。当日军偷袭抗日的村庄，把没有逃出的群众，赶到一个院场，刀枪林立，气势凶严，日军似饿狼般地叫喊。面色消瘦、衣着破衫的群众，他们有的两手放下，有的两手相抱放在胸前。他们没有过度的表情，但他们心里却实在害怕“怎么办？”当他们心情平静下来，一个坚强的信念在胸中铸成：“问啥不知道，要啥没有，随它去吧！”当日军从人群中抓出一名群众追问时，这名群众没有刑场上的大义举动，当日军在什么也得不到下，罪恶的枪弹，在一霎那间，这一幕让在场的群众低头闭上了双眼。当日军撤走，人们扑向亲人的身边，嚎啕大哭，亲人的离去，痛骂日寇豺狼一般。当前方战斗打响，急需物品救助伤员，他们扛着物资，顶着看不见的枪弹，急上前线。当前方战斗打响，急需后补队员，他们扛着大刀，拿着能用的武器，火速支援。他们没有穿军装的威武，也没有英勇杀敌，战场上的表现，但他们却用坚强的脊梁和有力的双手架起了一座座通往抗战的桥梁，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平民的参战，才抒写了抗战史上的辉煌。这就是大众，这就是民族，这个民族有个坚强的理念，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我做主！”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长秋村有26位烈士，抗日烈士永垂不朽！抗战群众伟大！
（下）
1946年冬，冯毅之领导的鲁中区党委辅导团在长秋村演出时全体人员合影
1985年4月，冯毅之在马鞍山刻石揭幕仪式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