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生的行程走到老年的时候，往往容易记起往昔的岁月和经历，本文所书大体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不过，笔者还特有写作这篇短文的缘由。
本文题中所说的“高小”，是当时通俗而简约的叫法，具体地说，就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习阶段。因为我的“高小”，有一定的特殊性，又因那时已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对于一些事情的记忆也已比较清楚，而且有一些事情，回想起来还是非常美好的。另外，更因了近些年来在编写《北阳河实录》一书，所以便勾起了笔者对那段少年学习生活的不少记忆……
一
我的“高小”学习阶段，是在马兰小学分校(于庙小学)度过的。小学设在于家庙村，人们平时叫起来就简化成为于庙。于庙村是我的家乡，她亲切地依偎在北阳河右侧身边。
马兰小学的分校为什么设在于庙呢？因为当时于庙有校院和教室。
1952年底，我小学四年级毕业后(春季始业)，到马兰小学参加升学考试。马兰小学是当时颇有名望的一所学校，校址在马兰村，马兰村也在北阳河的身边。当时，我们几个小伙伴儿一起，叽叽喳喳地走过大王车、于庙村间北阳河上的小石板桥，到马兰小学去参加升学考试。考过语文和算数两门课程以后，往回走的路上，伙伴儿们的心境就大不一样了，有的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有的唉声叹气，说是“考坏了”，我倒没觉得怎样，欢快地回到家里，等待着发榜的日子。记得当时是三个学生录取一个“高小”生名额的，可以说，在求学的道路上，我第一次经受了筛选。
1953年的春节过后，我便到于庙小学上“高小”了。学校并不陌生，因为我就是在这里上过小学三、四年级的。学校是由一座庙宇改建而成的，校院还算比较宽绰。
于家庙村分为东、西两个小村庄，中间被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相分开。沟底是路，平日里是人们南北往来的通道，大雨的时候就成了泄洪的水沟，由大街小巷汇集而来的水流滚滚北去。原来的庙宇，便坐落在两村之间、大沟东侧的土阜之上。庙门南向，青石台阶拾级而上，已经被踏得光滑明亮，门前两侧是两米有余的平台，向东西两边延伸，平台上面是高大苍翠的松柏。跨过门槛，迎面是影壁，转过影壁向北，正中建有一座高耸的大殿，大殿东20余米是偏殿，比较矮小一些。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为了兴办教育事业，1950年拆除庙宇大殿里的神像，第二年就把庙宇改造成了小学。庙门便成了校门，大殿做了教师办公室，偏殿成了学生教室，古松打了课桌凳。1952年在两殿之间又建起两口新的教室，1953年，于庙这所学校就建成了一至六年级(当时还没有六年级学生)的完全小学。
我们的教室就是新盖的靠西边的那一口，教室的前墙与大殿的后墙基本平行，只是略微靠后一些，墙角斜向相对，之间有1米多宽的通道。教室是蓝砖砌到窗台、尔后再垒上土墼的草屋，木制的门窗方棂结构，糊着白色的桑皮纸，冬日里飒飒透风。桌凳是长条形的，四个人一排。学校没有操场，学生做游戏就在教室前面，练习赛跑就在原是庙门、后作校门前面的东西大道上。没有篮球场，就把东于庙西头南侧的高地予以平整，埋上木柱，钉上篮板，建起简易球场。学校的围墙皆为土墙，很破敝，北墙不高，一跳就能看到外面的田野，大人们一跃就能够翻越，西墙上被扒开了一个小豁口儿，连着外面大沟东侧斜坡之上的南北草径。
于庙小学的办学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在当时马兰区东北片来说还算是最好的呢，还能够容得下马兰小学下设的一个五年级教学班的学生。当时，这个班的学生都是来自马兰区东北片、北阳河两岸的村庄，像是一溜五王车、两于庙、东西水渠、河南北杨、廉颇、褚马、郭家庄子等等。这样，我便正巧得到了在本村就近读“高小”的机遇，自然是很高兴的。
二
于庙小学的办学条件与马兰小学本校相比，显然是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要办好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人为的因素，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取决于校长和教师。我们于庙小学就是得益于有一位热爱教育事业的校长和几名学养深厚的老师。
我们的校长姓刘名春亭，既当校长又当老师。他的家就住在于庙小学以北10华里的沈家庄，也是在北阳河的东岸边。那时，刘校长23岁，年轻活泼，健壮有力，热情洋溢，朝气蓬勃。说起话来声音洪亮，非常具有感召力。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班讲话，他挥动着右手，大声地说：“我们虽是新办完小，条件差一点儿，但是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和能力把学校办好！只要我们加倍努力，共同使劲儿，就一定能行！同学们说，是不是啊？”
“是！”同学们高声响亮地回答。他的话语不多，但铿锵有力，给同学们以很大的鼓舞，我当时是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的。有一次，刘校长在教室前的空场上骑自行车，当时我们觉得，简直就是在表演车技呢。他双脚用力一蹬后，便站在了自行车的座位上，向同学们招手致意。之后跳下车来，再蹬两下，继续又站，反复多次。每次，同学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阵阵的欢笑声。
当时，学校规模小，教师不多，所以他当着校长，还兼任着地理课和体育课。刘校长打起球来，虎虎生风，带着球能从篮球场的一头打到另一头，并把球投进栏圈儿里，同学们赞扬他“就像小坦克一样”。有一次上体育课，我也参与到了打篮球的行列。刘校长在球场的南头发球，看到我一个人在球场的北头，就用力朝我扔过来。我一看，知道球的力量相当的大，很难接，怎么办呢？绝不能放弃！一时间我急中生智，赶忙后退两步，待球从地上蹦起来时，急忙抱住了，并且把球投进了篮里，把手臂振得好疼呢。事后，刘校长表扬我“很勇敢”，我心里挺高兴。
记得开学不久，刘校长带领我们在校门前练习赛跑，在大道的一头用砖头棱划上条杠儿作为起跑点，在另一头划上条杠儿作为结束处，就这样几个学生反复比赛练习，准备到东水渠参加春季运动会。有一天，风轻日暖，我穿上姨母刚给我买的回力牌新球鞋，刘校长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参加运动会。在少年组60米比赛中，我第一个跑到了终点，在冲线的时候不知所措了，急忙用手把线抓住了，有的吆喝“犯规了！”我一紧张，跑道又不平坦，一下子摔倒了！这时，刘校长急忙跑到我跟前，弯腰把我抱起来，问：“磕着了吗？”我感到脖罗盖有点儿疼，卷起裤腿一看，磕破了皮。忙说：“不要紧！”最后，比赛结果还是得了奖品，发了一支铅笔和一个本子。刘校长说：“咱没有操场，我又没教，跑得快就行啊！”
刘校长从来不大批评学生，但却很善于对学生进行表扬和鼓励。有一次地理课上，老师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回答问题。记得很清楚，问题是：从哈尔滨坐车到云南昆明怎么走，主要经过哪些城市？我一时懵住了，回答不出来，很难为情。老师似乎有点儿怀疑，微微地摇了摇头，按了按手，示意我坐下。当时我非常害羞，觉得无地自容，心情长时间没有平静下来。待到下次上地理课这天，估计老师还会提问我，便早早从炕上爬起来(没有表，也不知道是几点)，穿上衣服，带上煤油灯，来到学校，从西墙豁口儿处爬进校院，校院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动静。我到了教室，点上灯，看一会儿地理课本儿，又默默背了一会儿，反复了多遍，简直就是滚瓜烂熟了！这时，天还没有亮呢，我趴在桌子上，又稍稍睡了一会儿。
真不出我的意料，刘老师在这一节地理课上，果然又提问我了！问题与上次大体相似，但是这次不同于上次，我回答如流了。老师高兴地看着我，好一阵表扬，并且叫大家向我学习。刘校长不仅在课堂上注意表扬学生，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也都是这样。有一次，一位老师从我们学校路过，要到东水渠去，学校里有事需用红纸。刘校长叫那位老师用自行车带着我，吩咐我说：“到供销社买上纸，你自己跑回来。”我点点头，爽快地答应着。刘校长把我们送出校门口儿，那老师搬起自行车，下了台阶，扶着车把停住，我便一跳坐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那老师刚骑上自行车，刘校长站在台阶上，大声地喊：“不要磕着俺这好学生啊！”我坐在车上，听得一清二楚，心里美滋滋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来没有忘记！
俗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当时，我们学校的新校长相当强劲，我们的老师也都很优秀，各有所长。其中，特别是语文和算数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开学之初，因为教师不足，所以语文、算数两门课程由一位老师担任，还兼着我们的班主任。他姓崔名玉正，字端甫，是北阳河岸边崔家庄人。他四方脸膛，身材魁伟，举止稳重，说话慢条斯理。他具有私塾教育的基础，功底深厚，知识扎实，上起课来话语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句句送到学生耳中，印入学生脑际。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有一次，我把新语文课本儿用硬白纸裱好了，请崔老师给我写好封面。崔老师端详了一会儿，提起毛笔端庄地写上了“语文”二字，同学们站着围观，齐声叫好。然后再写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不知怎么写成了“月”字，老师发现错了，连忙说改，有的学生开玩笑地说：“也可以啊！”老师连忙说：“不行，不行！”说着擦去了“月”字，改成了“孔”字。当时发了新课本儿，老师又提了名字，很是高兴。只可惜，那时候的课本儿一本儿也没有了！
语文、算数及班主任，由一位教师担任，显然工作量太重了。崔老师任劳无怨，默默承担着，刘校长却心急火燎，多方联系、请求，要求增加老师。故而不长时间，上级又派来了一位新老师，他的名字叫闫景奎。闫老师的家乡是西水渠(也称闫家水渠)，也在北阳河的岸边。闫景奎老师便承担起了我们的语文课，兼任班主任和历史课。
闫老师年轻热情，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和同学们一起上体育课，一起做游戏，生活和感情上打成一片。他的讲课，语言生动形象，内容分析精到，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历史课上，他讲述历史真实，穿插历史故事，条理清晰，结论准确。在教学上，他注意因材施教，尽量满足同学们的需求。他曾把一本儿整理好的历史问题解答给我看，我翻阅一遍后，又很快把解答题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儿上，并抓紧时间把一个个问题熟记于心。“高小”毕业考试的时候，历史试题我很顺利地就做好了，交卷儿后很早出了教室。在外面待了一会儿，便到教室窗外，隔窗看了看我十分要好的同学，他正焦急地朝外一瞥，向我投出一缕祈求的目光。我知道，他有题目不会解答了，按照我的分析估计，把一个题目作了解答，揉成了小纸团。我明白，叫老师看见了可不得了，非挨熊不可，但当时为了友谊，我不管这么多了，还是把纸团儿从破窗纸孔里投了进去，侥幸没有被老师发现。事后，那同学从教室里出来，偷偷地对我说：“正巧是那道题。”我庆幸自己分析得准确。
闫老师对同学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不管是学习上还是道德品质上，都是一丝不苟，严于要求。有时候话语非常严肃，有时候却又幽默诙谐。记得学校为了激励学生们竞争上进，每学期结束时都要张榜，公布同学们的学习成绩和名次，在最后一个学生的名字下面，都是用红笔画上一把椅子，以示下边再也无人了，不然就掉下去了，戏称“坐红椅子”。闫老师有时开玩笑地说：“xxx啊，红椅子不能光咱坐吧，得让一让给别人啊！”他用开玩笑的方式，鼓舞同学们上进，谁也不愿意“坐红椅子”啊！
三
两年的“高小”学习阶段，一转眼很快就要结束了。不过我们这一届学生经历了学期始业时间的转换过程，春季始业变成了秋季始业。这样，毕业延迟半年，所以各门课程就有了进一步巩固、提高的时间。经过调整，最后就是主攻语文和算数两门课程了。老师和同学们目标明确，刻苦认真，齐心协力，准备着迎接初中升学的考试！
崔玉正老师的算术课本来就教得很扎实，再经过反复演习熟练后，大部分同学的学习成绩和运算应变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当时，我的心中觉得很踏实，一些重要的应用题，如“鸡兔同笼”、“火车赶超”等等方面的内容，都胸有成竹，运算自如。崔老师的教学，为我们的算数运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也培养了我对算数学习的浓厚兴趣。班主任闫景奎老师的语文教学也更上一层楼了，他把课本儿的基础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使同学们容易掌握，易于记忆。对于作文教学更是特别重视，以记述文为重点，一篇篇地练习，一遍遍地修改，一次次地宣读范文，不厌其烦，详细指导。当时，我自觉准备充分，底气很足，迎接考试信心倍增！
那个时候，益都县的初中和高中只有两处学校，即益都一中和益都二中(二中是初级中学，不招高中班)，都设在城里，每所学校都是招收4个初中教学班，各招200名新生。我们于庙小学一个“高小”毕业班，参加应考的不到40名学生。老师根据具体情况，把学生分成两部分，分别报考一中和二中，我是报考的益都二中。
考试的前一天，同学们在班主任闫老师带领下，到城里参加升学考试。这天下午，老师先领着我们熟悉了考场，我们的考场是在原师范附小，院里大约有七、八口教室作考场。
第二天，第一场考试是算数。发下考卷后，我首先全面浏览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阻挡性的难题，全局了然于胸，一点儿也不紧张。结果很快就做完了，又从头到尾全面检查了一遍，重点题目复算了两遍，觉得全都无误了，便交上试卷，愉快地走出了考场。
这时，整个校院里空无一人，我心中高兴，没有负担，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看到校院里有些体育活动器材，我们小学里当然是没有的，于是就攀上了滑梯，从上面快速地滑了下来，正要打算再上再滑时，就看到给我们监场的那位老师向我招手了，我便走了过去。他轻轻地对我说：“人家还没有考完，要安静啊。”我点点头，答应着，滑梯不能滑了，就静静地坐在树荫下，一个人悄悄地等着。过了一些时候，才陆陆续续地从各考场里走出些学生来。
下午的一场考试是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考的什么内容，大都忘记了，但直到现在作文的题目还记得很清楚，即《我最熟悉的一个人》。类似这样的作文题，备考过程中是专门练习过多次的，自然一点儿也不陌生。我答完基础知识题以后，接着就写作文了。我最熟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闫景奎老师。首先总写，然后分述，用事实记述人物，在行动、语言、心理等方面表现人物品质，这一些写法自然是很明确的。先起了个草稿，然后修改，清楚地抄写在试卷上，很顺利地就完成了。全面检查没有错误后，就交卷出场了。这一次，校院里已经有了不少学生，在轻声地议论着。
考试结束以后，在老师的安排下，几个同学一伙一同往家走。我们走到裴桥村以北的时候，闫老师骑着自行车赶上了我们。老师停下来，我们围上去，老师又嘱咐了几句注意安全方面的话，把我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拿出6毛钱来，说：“路上给大家买瓜吃。”(那时候，老师工资低，物价很便宜，2分钱就能买一斤脆瓜)我接过钱，说声“谢谢老师”，就约着同学们继续向北走。那时候，路边不少种瓜的，隔不多远就能看到一个个瓜棚，路上我们买了好几次脆瓜吃，很解渴。这日天黑时，才回到家里。
后来才知道，益都一中和二中分别是10个、13个考生录取一个名额的初中生，我们于庙小学共考住12名学生，可以说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附记：去年秋后，笔者探望刘春亭校长，他已87岁高龄，身心健康，话语朗朗。闫老师、崔老师都已作古。后来，闫老师调任益都县广播站任编辑；崔老师担任了初中老师。) 张景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