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以便公司控制烟农，制定当年的收购策略、价格。烤烟种植面积大，生长状况好，秋后便压低收烟价格；种烟面积小、生长不良，便抬高烟价，抢收烤烟。三是烤烟收购季节，时收时停，制造紧张气氛，苛刻挑剔、压级压价，结算时计双不计单，刁难、克扣烟农。
  烟商发动农民种烟初期，收烟场一律敞开大门，对烤烟随到随收，无论质量高低，全部按价收购，现场付款，不欺不讹。并在场内设开水供应处、医药供应点，对卖烟者免费提供开水及部分急救药品。烤烟产量增大后，这些优惠政策及便民措施便全部停止，并采用多种手段算计、盘剥烟农，迫使烟农按他们的圈套走。
  随着种烟农户的增加，烤烟生产成本的迅速增长，许多烟农是在春天用高利贷款购买种子、肥料、炉具、火表、煤炭等生产必需品，建设烤房，秋天售出烤烟后归还高利贷款。这样，既将全家的土地、资产、吃穿、生活费用及家庭前景，都押在了烤烟收入上。
  当时每亩烤烟的种植成本在50元(银币)以上。秋天烤烟收获后，这部分烟农急需用烤烟卖出后的资金偿还借款，购买粮食、油、盐、布匹等生活用品，支付家庭开支。收烟公司就利用烟农的急于销售心理，关紧收烟场大门，拒绝收烟，让烟农的急售情绪继续增长，为压低烤烟价格制造条件。直到十月中旬以后天气变冷，烟农急不可待时，才开门收烟，并将烟价大幅压低。1928年前英美烟公司在益都的收烟分九等二十八级，平均价格为每百磅(约45.36公斤)50元(银币)左右。其他收烟公司基本跟随英美公司的价格收购。以后逐年降低，至1931年降至每百磅20元，1932年降到百磅16元。到1934年降到了每百磅10元左右。既便价格如此低廉，结账时还要再扣除每百磅百分之二的“沙土”费。另外，烟商还常用“关闭烟场大门”、“暂停收烟”等手段，刁难、耍弄、算计烟农。
  收烟场设有译员负责管理烟场，另有验级、写字、计算、管理、过磅、门警等人员。早上八时烟场开门时，场外早已挤满急于售烟的烟农。他们只有经门警验证，拿到号码单后才准许带烟进场。而后将挑色、分级后的烤烟整齐摆放在待售区，等待外国验级师前来验级。
  验级师带领写字员草草查看烤烟后，便随口喊出待售烟的等级，写字员随即写在号码单上。烟农凭单过磅、算账、取款。验级员的话是绝对的说一不二，无论他喊得等级高低，是否正确，烟农只能听之任之，毫无解释、争辩的权利。若不认可验级师喊出的等级，管理人员即刻将你连人带烟驱逐出场。因而，即使验级师喊出的等级明显低于烤烟标准等级，急于用钱的烟农往往只好违心割爱，忍气吞声，忍痛销售。烤烟过磅完毕，烟农手持号码单结算时，计算处“计双不计单”，“就低不就高”结算付款。如烤烟为43斤，只按42斤结算付款。公司心知肚明：即便这样敲诈、盘剥，烟农也不得不卖出自己的烤烟，他们会担心收烟场随时“暂停收烟”。
  由于收烟时间短暂，烟农众多，收烟场地狭小，烟农急于销售烤烟，收烟季节，天还未亮，烟场外已聚集大量推车挑担的卖烟人群。等烟场开门收烟时，等待卖烟的车辆、挑担往往已排出四五里长的队伍。门警发放“号码单”时，人们争相涌向大门，力争早些拿到“号码单”进场卖烟。这时常常发生人员倒地被挤伤、踩伤事件。二十里堡收烟场曾发生挤倒门墙，砸死3名烟农事件。发放“号码单”的门警为维持门前秩序，常常手持步枪上的“探条”抽打烟农。挤在前面的烟农时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龙岗乡樊家庙村一烟农，曾被烟场门警的枪探条捅透腮帮，鼻口流血。
  排在后边的烟车，时常等待四五天才能进场。从烟场出来的烟农，多是面对微薄的收入，愁眉苦脸，满心惆怅，大失所望。有的因入不敷出，竟至愁苦、悔恨、郁闷而死。1931年，弥河西岸东南营村的陈汝元，为改变家庭状况，春天高利息借款，栽种3亩多烤烟。购买种子、肥料、煤炭，租烤房，祈盼秋后有个好收入……开春精心育苗，初夏挑水移栽，追施豆饼，一遍遍划锄、除虫、拿叉、租赁烤房、整修炉洞。天气转凉后随叶片成熟落黄，逐渐劈叶、系烟、上炉、烘烤、出炉、回潮、解烟、分级、桃色、捆把、保管……全家披星戴月，一年汗流浃背的辛勤劳作，年终卖烟时烟价大跌，所卖烟款不足归还借款。债主一再追逼还款，家中急需买盐打油，大人要吃饭，小儿要棉衣……全家笼罩在阴霾之中。作为一家之主的陈汝元，觉得对不住家人一年的辛劳，在走投无路中伤心、愁苦而死。1933年龙岗镇一烟农，用二把手车满载加工后的烤烟到谭坊收烟场卖烟，排队等候四天方得进场。卖烟所得，竟不足归还贷款。想到一家人的祈盼、来年的生活、归还借款的压力，痛不欲生。将所卖烟款交给同来的伙伴捎回后，饥肠辘辘的烟农，在愁苦、悲伤中吊死在烟场墙外。
土法卷烟的兴盛
  古代中国兵书中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计策。其实，这种富含哲理古语，不仅适用于战争，在众多社会领域、社会现实中，亦屡屡成功验证。
  烟价的大起大落，烟商挖空心思的盘剥，被置死地的烟农，在困苦中多方探索，挣扎求生。他们的苦苦努力，终于为自己趟出了一条狭窄的生存之路，催生了青州人土法卷制香烟的技术，闯出了一个斩新的行业。
  1932年，益都烟农中有人试制成功利用自产烤烟，土法手工卷制烟卷技术。将烤烟叶片回潮后，用利刃切成烟丝。用一轻巧木盒，钉上羊皮(后改成帆布或油布)，中穿木杼或铁棒，将裁好的纸条铺在羊皮上，撒上烟丝，滚动木杼，即可卷出粗细如同机制香烟的烟卷。每50支装为一包，包皮上印有不同图案，百包装为一箱。外观如同烟厂的机制产品。
  土制卷烟的成功，为困顿中的烟农带来了光明，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烤烟的新出路。纷纷学习、运用这一技术，提高自己的烤烟价值。弥河沿岸诸村中，许多烟农秋冬季节，在家中用自己的烤烟赶制卷烟，对外销售。获利显著高于卖烟叶。这一获利技术，很快在城乡间传播、普及，在青州大地上广泛实施。1934年6月6日的报纸《益都新闻》中清晰记载：“土制卷烟，在城乡间广泛存在。仅在青州城里制造土烟者不下40家。每家每天约出1大箱。50支一包，售洋1角。因其价廉而畅销。”除在青州销售外，范围涉及到寿光、广饶、博兴、利津、惠民、陵县、垦利、德州等地。
  开始土法卷烟时，烟农是为自产烤烟寻找销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最多冬闲时找来二三位亲戚帮忙。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后，制止了英美等国烟商活动，查封其在华卷烟厂，独自在中国建立了“华北烟草株式会社”，发布“烟叶专卖统治要领”，独霸中国的烤烟经营、收购、生产、加工、销售领域。独占中国烟草市场的日商，压低烤烟收购价格，限制烤烟交易场所，益都境内只留2处收烟地点；封锁外国香烟入华，致使市场香烟缺货；趁机抬高日产香烟销售价格，谋取巨额暴利。日军的垄断经营，导致市场上香烟日益紧缺，价格不断上涨。
  市场的缺货，价格的上扬，导致了手工土制卷烟畅销，利润的增加，促进了民间手工土法卷烟业发展。许多原来的烟农，纷纷转为卷烟生产。使青州的土烟生产由过去的家庭式、小规模，发展为作坊式、联社式，规模化、品牌化，迅速兴盛、壮大起来。至1940年，发展到城乡间遍地产卷烟程度。据粗略统计：仅益都县城内外即有卷烟作坊、卷烟联合社四百余家，简陋卷烟机数千台，从业者两三千人，每家日产卷烟几箱至十几箱不等。其中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有：心寺街春亭烟社及生产的“春亭牌”卷烟；西书院街同盛烟社及所产的“摈榔牌”卷烟；南营街王家烟社及生产的“蜜蜂牌”；参府街张家烟社所产的“蜂王牌”；丰收烟社及生产的“豊收牌”；国光烟社及生产的“国光牌”……这些烟社都雇佣十几至几十人的卷烟工，从烟农手中收购烤烟，形成回潮、切丝、卷制、包装等专业工序，系列化生产。多者，日产卷烟十几箱。中等卷烟，每包售价1角钱，上等烟每包2角。同时期，一斤玉米的价格只有5分钱。在市场紧俏的状况下，这些土制卷烟销路大开。除在当地畅销外，还远销到莱芜、广饶、惠民、德州、黄骅、沧州、衡水、天津、营口、奉天、石家庄、保定等华北、东北地区。
  土法卷烟的兴盛，带动了与之相关配套专业的兴起及发展。烤烟购销、盒皮印刷、包装箱制作、香料供应、产品推销、成品贩运等专业与时俱兴。土制卷烟的兴盛，扩大了烤烟的销路，维护了青州黄烟的生产。在运销上述市场的同时，也带去了青州的名声，提高了青州烟在国内的知名度。当时，日伪山东省公署为迎合日商需要，曾以妨碍卫生和影响税收为名，下令取缔手工土制卷烟生产。但因设备简陋，原料充足，成本低廉，生产方便，利润丰厚，经营灵活，烟农支持，销售顺利，牵扯面广，时局混乱，故禁而不止，并逐日扩展。到1945年，卷烟作坊已遍布益都县各大集市乡镇，并带动了临朐、安丘等种烟县区的卷烟兴起。
  1948年5月，原属于解放军的利华、新群、建华三家烟草公司，汇集到已经解放的益都，在县城东南角的万寿宫街原宋传典德昌发网庄旧址，联合成立了“利华烟草公司青州卷厂”。同年8月，开始利用小型机械卷烟机、切丝机、压梗机，生产“飞马”、“生产”牌机制卷烟。年末生产1404标准箱(每箱5万支)。1953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更新设备，添加机械，扩大规模。当年生产卷烟15976标准箱。
  以后随规模的扩大，设施、品种的增加，产量逐步提高，1987年达到470193标准箱。工厂名称几经更改，机械设施不断更新，演变成今天的“山东中烟有限责任公司青州卷烟厂”。
  1952年后，国家实行烟草专营，禁止土法卷烟生产、经营。持续了二十年的土法手工卷烟退出市场。
烤烟的再度升温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为保证卷烟厂的原料供应，出口换取外汇，快速发展经济，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市场，采取以粮食、肥料(豆饼)换购烤烟；以烤烟顶替公粮；赊销种烟肥料、烤烟煤炭；发放烤烟生产贷款；增设收购场站，方便烟农销售等措施，大力扶植烤烟生产，鼓励农民积极种植烤烟。在一系列措施的扶植、鼓励下，青州烤烟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发展。1950年全县种植面积恢复到10.5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的9.1%，总产达到1946万斤。1952年种植15.0542万亩，总产达到3283万斤。产品除供应国内的青州、济南、青岛、上海、天津等各大烟厂外，开始向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出口。1953年，烤烟由国家集中统一经营后，进一步采取“发放烤烟预定金”、“饼肥预售金”、“提高收购价格”等扶植、鼓励政策，农民种烟积极性更加高涨。至1956年，全县种烟面积扩展到22万多亩，占当时全县土地总面积的18.3%，总产烤烟4946万斤，产值2868.7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40%以上。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生产高峰。所产烤烟被增调至广东、云南、甘肃、沈阳、黑龙江等17个省的大型卷烟厂，并扩大出口到匈牙利、联邦德国、波兰、朝鲜、埃及、荷兰及印度尼西亚等国。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烤烟以生产队为单位种植。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放卫星”、“创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政治运动影响，单纯追求烤烟产量，推广“山东多叶”、“益杂系列”烤烟品种。这些品种生长茂盛，叶片数量多，烤出的烟叶呈灰褐色，单薄易碎，焦油含量低，阻火难燃。卷烟厂不用，收烟场不收，烟农只好倒进河沟、填入枯井。不顾自然规律的发高烧、瞎指挥，劳命伤财，败坏青州烟名声，伤民误国，使青州烤烟生产遭受严霜打击，受到重大挫折。烤烟植烟面积严重萎缩，大量烟田改种地瓜，造成收烟场门可罗雀、卷烟厂无烟可卷、市场无香烟可售局面。
  1961年后，国家提倡种植烤烟“金星6007”优良品种，推广育苗、栽植、烘烤新技术、新方式；对烤烟生产实行奖励政策：生产队每交售100斤烤烟，可获奖售100斤粮食，30斤化肥。农民种烟积极性再次得到调动。至1966年全县烤烟种植面积恢复到16.5492万亩，收获烤烟6391.7万斤，产值2876万元。形成建国以来第二个烤烟生产高峰。
  社会的发展往往是有起有落，波浪式向前，烤烟生产仿佛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正当青州烤烟向着正确方向行进时，突然遇到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造反有理”、“砸碎旧世界”、“反对经济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政治主张下，取消了对烤烟生产的奖励政策，不顾烤烟生长所需，不求烟叶质量，盲目推广“大金星”品种，强令深耕烟田，多施化肥，大行距栽植，大水浇灌，大炉烘烤的“大呼隆”生产模式。一味追求大面积、大指标，拼命提高烤烟产量。致使种出的烤烟色泽暗淡，油分降低，尼古丁减少，质量严重下降，低次等烟占了烤烟比例的三分之二以上。青州烤烟声誉再次下滑。青州卷烟厂为求生存不得不派出采购员，千里迢迢到云南采购原料，以满足卷烟质量需要。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国家努力拨乱反正，将计划经济改变到市场经济后，青州烤烟在质量、数量徘徊了十年之后，又逐渐回到正确道路上来。通过建立良种繁育基地，更换原来品种，陆续改种“潘元黄”、“中烟15”、“Nc89”等优良品种，使用符合优质烤烟生长肥料等措施，主攻生产高档卷烟所需的主料烟，使烤出的中上等烟达到了60%以上，恢复了青州烤烟质量，重新供应国内外卷烟厂。1982年种植面积恢复到19.344万亩，总产8380万斤，总产值6905.12万元，实现利税2898.2万元。     （中）
 

烤烟初种时期的烤房

英美烟公司收烟现场

手工卷烟盒及卷出的卷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