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7年8月3日二版）
1983年后实行包田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生产方式，以户为单位生产烤烟，售烟户数陡然增加。年轻一代种烟人对烘烤、分级、挑色要求掌握不准，烟叶收购站工作人员偏少，验级、过磅工作量加大，烤烟生产中一度出现卖烟难现象。1984年烟草公司增加收购站点，发放《售烟证》，实行分片、定点、定时轮流收烟办法，将全市收烟站点增加到23处，派技术员到村中推荐优质肥料，指导、帮助烟农建设小烤房，掌握烘烤、分级、挑色标准。为提高收烟验级速度，在收烟量大的谭家坊收烟站，首先使用电子计算机检验烤烟，提高了检验水平及工作效率。
通过一系列措施，青州的烤烟生产水平迅速提高，效益明显增长。1987年全县种烟12.16万亩，产烟4289万斤，中上等烤烟达到81.4%，实现产值5016万元。斤烟均价1.17元，当时可买6.5斤面粉、1.5斤豆油、3.5尺棉布。出口2426.8吨，创利税2209.9万元，占当年青州财政收入的33.8%。青州烟质量、产值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形成经济收入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成为青州经济的重要支柱。
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十几年，烤烟却在青州大地上悄无声息地消失，彻底退出了青州人的视线。
烤烟的衰落
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端、发展、兴盛、衰败、消亡历程。这个过程虽根据事物的不同特性有快有慢，有长有短，这是不可摆脱的自然规律。但对于烤烟这种既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又能使人精神振奋的世界性作物，在进入青州不足百年，就走完了其由盛至衰的历程，其速度之快让人惋惜、使人痛心。
同样的经济作物，西瓜，自汉朝引进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种植，仍盛行不衰，大受欢迎，继续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葡萄，传入我国两千多年，至今兴旺发达，仍是备受青睐的经济作物；西红柿，进入中国三个多世纪，仍被人们大量栽种；与烟草同期传入中国的玉米，仍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广泛种植……而烤烟这种曾为青州带来巨大效益，成为青州经济支柱，深受青州人欢迎的作物，为何生存不足百年，就从青州大地上消亡了呢？其中既有客观经济原因，也有人为因素。
1992年，邓小平视察广东深圳后，改革开放浪潮在全国涌动，各行各业纷纷挣脱原来经济体制的束缚，主动走市场化、自由化、个体化路子，怎么挣钱怎么干。获得种地自由权的农民，在保证全家温饱的情况下，大胆寻找让钱包尽快鼓起来的门路。他们发现原来种植烤烟虽能挣钱，但烤烟生长时间长、用工多、投入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严重、生产技术性强，交售困难。开春育苗，初夏移栽，盛夏管理，去虫、防病，秋天劈烟、烘烤、分级、挑色，建烤房、购煤炭、投肥料，交售时常会遭受不公正待遇。一年之中费心费力，顶烈日，迎风雨，扣除成本，经济收益不高。不及种植生长周期短、资金周转快、产品销售方便、赚钱容易的瓜果、蔬菜。于是，谭家坊、东夏、王母宫等平原乡镇，水利条件好的地带，率先开始淘汰烤烟，改种西瓜、甜瓜、黄瓜、菜葫芦、辣椒、生姜、大葱等常用瓜菜。这些大众化瓜菜，适用人群广，生长速度快，生产投资小，销售方便，赚钱容易。每到瓜菜成熟期，客户开车到地头收购，公平交易，现场付款。省力、省心、方便、安全，不会受制于人。
前些年，笔者曾在最先开始种植烤烟的谭家坊一排闲置的烤房前，与农民交谈时，问及他们为何舍烟种瓜。几位老农七嘴八舌地回道：“过去种烟时，一年到头忙。春天不化冻就要破土整地、畦苗、移栽，夏天拿虫、抹叉、培土、整炉、买炭，秋天冒雨劈烟、系烟、上炉、卸炉，冬天选烟、卖烟，一年四季忙活。卖烟时，收烟的压级、压价、压秤，明明是三黄，他非要打成四黄，价格降低一个档次。在家里称好的85斤，到他那里就成了82斤。到别处去卖，烟草公司派人截着不让，非得卖给他不行。一年忙到头，老婆孩子齐上阵，累死累活，受管、受气，一亩烟也就卖一千来块钱。现在种西瓜，春天栽上，三个来月瓜熟时，收瓜客户把汽车开到地头上。现场讲价，就地过称，当场付款。一亩地起码也卖七八千块钱。卖完西瓜，闲玩一个多月后，栽种辣椒，秋后还卖三四千块钱。比种烟受累少，卖钱多。”
从老农的话中，不难听出新经济体制、交易方式对传统种植项目、传统经营应方式的冲击。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政策放宽，给了农民种地自主权。种啥挣钱，人们便选择啥。即使传统项目，一旦失去优势，照样被淘汰。市场经济浩浩荡荡，适者生存，守旧遭殃。
至于人为因素，那就是烤烟收购经营者的问题了。同样的烤烟收购价格，同样的国家政策，为何最早种植烤烟的青州大地上不见了烟田，而在相邻县市的临朐、昌乐、安丘、诸城等地，却仍在大面积种植呢？这就与烟草经营者有关了。
1990年前后，烤烟产业兴旺时，烟草公司对烟农实行划片收购，定时、凭证，轮流交售制度。烟农的烤烟只能在所划分的收购站交售，不能跨片到区外售烟。这实为霸王式的垄断经营，限制了烟农的自由交易权，与烤烟初进青州时外国烟商“非我莫售”的垄断收购，如出一辙。这种垄断经营，带来一系列伤害烟农的事情发生。每到收烟季节，烟农将自家精挑细选的烤烟，连同满心的希望，送往烟草收购站。他们所买的烤烟常常是多个等级、不同的级别。站内验级员判定的级别常与烟农自己挑选的级别不一致。这时烟农只能屈从验级员，否则，交易不成。烟农无奈只好认同验级员喊出的等级，但内心却隐藏极大不满。笔者曾在王坟镇一家收烟点门外，听一位从收烟点走出的老人气愤地骂道：“春天种烟的时候，恩想方设法动员我种，磕头作揖，叫我爷爷。这秋后卖烟了，恩横挑鼻子竖挑眼，张压曩扣，我叫恩爷爷也不行。过年，恩再叫爷爷我也不种了。”有些性格倔强的烟农，面对严重的压级现象，干脆收起烤烟，不卖了。隔天悄悄托亲戚到外县收烟点，很顺利的就能卖上自己理想的等级。笔者一位家住宋池乡亲戚，曾与同村同伴，用自行车载烤烟，到百里之外的桓台销售。问他何以舍近求远？他坦率地说：“为多卖点钱吧。我这大半天功夫，比在当地多卖了百十块钱儿！”当年，这百十块钱，对于一家农户而言，是个不小的收入。
有的收购点不仅压级、压价，还压秤。烟农在家称好的烤烟重量，到收购点过称时，总是少几斤。有的收烟站每年向外调出的烤烟总量，大大超出收购总量。这多出的烤烟，明显是克扣烟农的。
人与人的交往，讲究的是诚实、信用；经营者之间交易，讲究互利共赢。若不顾对方利益，只顾自己赚钱，对方是不会与你长期合作的。企业若依自身实力强大，认为单打独斗的烟农无力与你抗争，就以霸王条款小瞧伙伴，欺凌对方，烟农虽抗不过你，但他可以离开你，不理睬你，不再与你交往。农民是现实主义者，你对他不讲信用，缺乏尊重，他将不再与你打交道。现在经营自主了，挣钱的项目多了，不种烤烟照样能挣钱，为何非要种烟受气。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必走你这独木桥？
在这种非正常的赌气下，山区农民也不再种烟了。
可惜呀，曾经盛行一时，带富一方的烤烟，就这样在青州大地上消失了。 （下）
上世纪80年代烟草公司发放的售烟证
上世纪80年代烟草公司发放的售烟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