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娘家是公社驻地王坟村，距我们村25华里，当时嫁给我的父亲属于典型的远嫁。

  母亲的父母属于特别能干特别能攒的类型，刚刚置了一片地，却因此被划为中农，一大家姊妹六个，加上两个弟弟，识字的没有几个。母亲是长女一天书房没进，在生产队干活，还常受欺负。

  也许是我的姥爷受够了成分不好的苦，也许是看中了我父亲的力气，总之，母亲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来到了她从未听说过的山村——上白洋村。

  父亲的力气和能干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但却不够心细，脾气也坏。刚刚成婚的那几年，常常因为母亲没有按时做饭而使性子，空着肚子回到坡上。而母亲却一直没有在白洋过日子的心理准备，每每回娘家，就哭着不想回来。

  直到大姐来到这个家庭，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好转，母亲仍然时时想家，常常一个人哭，因此母亲落下了“跑栏”的毛病，消化一直不好，每天三四点钟就要起来跑厕所，这个毛病伴随了母亲的一生。在生了三姐后，母亲终于29岁的那年添了我这个男孩子。

  此时，母亲已经习惯了父亲的坏脾气，父亲也习惯了母亲的木讷。其实他们彼此还是很体贴很默契的，只是谁也不会服软，更不会哄人，隔段日子就因为鸡狗鹅鸭的琐碎事爆发一次战争，战争的后果是父母两人谁也赌气不吃饭，一年下来顶少也十几次——如此怎会不种病？

  1975年冬天我爷爷去世，我们那儿有种说法，老人去世三年没有好运气。没想到是那样的准。

  1976年，也就是爷爷去世的第二年，我们姊妹几个先后生病住进王坟医院，要知道那时候一般的长病生灾是不住院的。特别是我的三姐，高烧不退，最后转到益都县人民医院，仍然没能留住三姐，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父母抱着死去的三姐逃了出来，在一片玉米地里，草草掩埋了事。

  母亲总觉得三姐没有死，因为她总梦到三姐在一个箱子里，埋怨母亲不去接她。母亲也曾瞒着父亲，找上我大舅陪她到埋三姐的地方寻找，却发现玉米棒子已经收割，地也深耕了，母亲甚至不能确定埋三姐的是哪一块田地。

  这成为父母心中永远的痛。

  后来我上学，学到毛主席的故事，回到家向母亲显摆，母亲说“毛主席是一九七六年死的，跟俺三闺女一年。”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总像是自言自语。就在这年，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母亲渐渐认可了父亲，不再怄气，一边思念死去的三姐，一边经营自己的家庭。

  母亲特别善良，心软。从来不大声呵斥我们，更见不得我们流泪，遇到我们身体不舒服，总劝我们不用逞强去上学，在家歇着就好。有一次邻里小孩子打闹，血流不止，恰被母亲看见。孩子的妈妈来到后，问谁打人，母亲直言相告是她的孩子，没想到这位妈妈有点“护驹子”，三番五次到我家质问，父亲说：“你不会说没看到吗？”我们几个也这么说，但母亲就是学不会。

  母亲脾气很好。每每遇到母亲有农活不会干，父亲总是那句“屎壳郎要会酿蜜，还用着养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话的意思，现在想来，这句话是很伤人的，不过母亲从来不争辩，只是笑两声。

  母亲有饿痨加上跑栏，力气不大，不善农活。但母亲的针线活是很出色的，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常常聚到母亲身边找鞋样子，就夹在一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里。当时流行一句“找上媳妇穿合脚的鞋”，我不明白意思，也随和着说，大娘婶子却笑着说：“你就是娶了媳妇，也不一定赶上你娘做的鞋合脚”。

  母亲做饭特别上心，干净讲究。每天晚上都要熬粥，一周内几乎是不重样的，光小米粉就能熬出三五种味道。我最爱喝的“豆子饭(小米加小豆)”，几乎每周都要做一次，三两点钟的样子就动烟火，为的是先熟小豆，后加上米烧开，停火，过个把小时，再烧开，最后的步骤母亲称为“滚一滚”，如此熬出的小米粥特香特糯。我一放学，就先舀上一碗，端到磨盘上喝，母亲在旁一脸的满足。

  母亲的娘家有一棵桃树，有几年姥姥会给我们送桃子来，并住上半月，和母亲一块拆洗被子、棉衣。除二姨外，其余四个姨都曾在我家住过好长一段日子，帮母亲照看我们几个。娘家人在的时候，父亲的坏脾气自然会收敛很多，有了外援，家务活干起来也容易，这些日子是家庭的蜜月。

  我们几个渐渐长大，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父母身体却日渐衰老。我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逄山初中，母亲来学校给我们看孩子，看着看着身体就弱下来，到临近的小峪部队医院检查，严重贫血，吃过两盒复方阿胶浆，效果很好；后来再吃，却不见效。

  我们把孩子托付给妻的姐姐照看，母亲回家养身体，却再也回不到从前。病渐渐多上来，消化系统功能紊乱、贫血、哮喘、甲亢、心脏不好，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些毛病竟慢慢都缠上了母亲。

  2004年的夏天，母亲离开了我们，那年母亲61岁，我32岁。

  那天我恰在青州技校函授学习，一节课下来，却觉异常烦躁，无由地烦躁，“明天考试，笔记还在家里！”似乎找到了烦躁的理由，骑上摩托车往回赶。刚出校门，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母亲病了，去了王坟医院。满脑子嗡嗡地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二姐嫁到了王坟医院所在的阿陀村，她最早赶到医院，见到母亲时，母亲只说了一句话：“疼！疼煞了！”

  母亲去世后的半年里，几乎所有的夜晚，我都梦到母亲，母亲还是以前的样子，摊煎饼，烧大锅，喂猪，洗衣服……醒来泪湿枕头，再无睡意。

  一向倔强的父亲更是一蹶不振，终日以泪洗面，此时我们才看清父亲坏脾气下深藏的柔软的内心。

  母亲去世七年后，同样的夏日，父亲撒手西去。

  十几年过去，恍若昨天。

  愿父母在天堂安好。  （高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