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记人李逊学与立碑人王光

  李逊学，《明史》无传，但却是明朝中期的著名文人，主要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曾于正德初年在山东为官，任学政。明人雷礼《国朝列卿记》有李逊学的传记，“李逊学，字希贤，别号悔轩，河南汝宁府上蔡人也。”《康熙上蔡县志》也有记载：“成化丁未(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明武宗实录》对李逊学从政经历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李逊学在第二次丁忧结束后，于正德二年起复为山东按察司副使，仍提调学校，即学政，但在正德三年即升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离开山东，不久即兼翰林院侍讲。此后李逊学青云直上，从户部右侍郎，转任礼部右侍郎，正德七年，升任礼部左侍郎，正德十年，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第二年，转任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李逊学兼任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入内阁，专管诰勅，达到人生的顶峰。正德十四年，卒于任上。在任浙江、陕西、山东学政时，李逊学“教士以德行为先，文艺次之，品藻允协舆论。”《国朝列卿记》高度评价李逊学的为官之道：“三十余年，忠慎清勤，保终如始，不与世浮沉。”而且学问渊博，“博览强记，诸子百家书皆能淹贯”，其诗歌、文章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善属文，以理为文而气以辅之，纬章绘句，人皆乐于讽诵。诗亦清新俊逸，有唐人风采。”今济南市长清区灵岩寺还存有李逊学所写《游灵岩得二首》诗碑，诗末题“上蔡悔庵李逊学稿。正德四年五月吉日。”可见，在升任太常寺少卿后的第二年，李逊学又到山东，并游览了灵岩寺。清康熙年间上蔡知县杨廷望曾撰《明李逊学传》，记载“逊学有文名……以能文称。”并说李逊学著有《悔轩稿》。李逊学曾为当朝太师马文升撰写行略，即《明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马公(文升)行略》。1973年，陕西省宝鸡市陇县祁家庄村出土了《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阎公(仲宇)墓志铭》，现藏宝鸡陇县图书博物馆。两篇文章撰记人都题写为“赐进士第、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经筵讲官、上蔡李逊学撰”。从题名来看，可以断定，两篇文章与博兴县《重修城隍庙记》为同一时期撰写。阎仲宇死于正德七年，李逊学刚刚升任礼部左侍郎，当时李逊学文名已显，且乐于为人作记，此文当为应求而作。因为李逊学的文名、人品以及在山东为官的经历，使得博兴知县王光想到找李逊学为重修城隍庙撰记。

  李逊学为博兴县重修城隍庙撰写碑记时，是在正德八年，而早在正德七年，李逊学已升任礼部左侍郎，此时距离李逊学离开山东已经有五年了。为何此时又请李逊学来撰写碑记呢？这恐怕也与李逊学与博兴知县王光、儒学训导梁恭同为河南老乡有关。

  据《碑记》记载，“正德己巳秋，阳武进士王君侯光字德辉出宰是邑”，河南开封府阳武县进士王光于正德四年秋到博兴县任知县。《嘉靖青州府志》《康熙青州府志》并无王光的任职记载。《咸丰青州府志》虽然增加了王光的任职记载，但误将任职时间归于弘治年间。《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对王光记载简略，只记载：“王光，开封进士。”据《同治开封府志》记载，王光，正德戊辰(正德三年)科进士，“阳武人，仕至副使。”《乾隆阳武县志》对王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王光，字德辉，天资英异，才足有为。初授博兴县知县。时流贼掠境，光备御有方，城赖以全。擢监察御史，代巡陕西，边境肃然。两知永平、保定，政尚宽易，吏民安之。寻迁山西副宪，致仕，进阶正三品。”同书的《艺文志》还载录了王光的两道皇帝敕命，第一道为《正德十二年广东道监察御史王光敕命》，可知王光在博兴知县之后升任广东道监察御史，敕命中提到“进阶文林郎”，而我们从《碑记》中看到立碑人中王光自署“赐进士、文林郎知博兴县事阳武王光”，可知王光至少在正德八年之时已进阶文林郎，而并非是在正德十二年才进阶，《敕命》可能重新申说，并非新晋，《碑记》可解世人对《敕命》之误读。王光任博兴知县是在正德四年，当时李逊学已经调离山东，与李逊学在山东官场并无交集，但他与李逊学为河南老乡，据《碑记》记载：“盖辛未春也，时侯方自入觐还”，正德六年，王光曾进京觐见皇帝，可能正在此时或者之前，王光与李逊学因老乡而结识。

  《碑记》立碑人中有一人也为上蔡人——儒学训导上蔡梁恭，在青州府、博兴县的地方志中没有梁恭的任职记载，据《康熙上蔡县志》记载，梁恭，贡生，“正德元年贡，任教授。”从《碑记》可知，梁恭时任儒学训导，后来升任府儒学教授。梁恭正与李逊学同乡。《国朝列卿记》记载，李逊学“戊午(弘治十一年)丁父忧，时司寇张子麟守汝，延于谢显道书院，拔所属士之尤者师事之，后举进士乡贡者三十余人。”《康熙上蔡县志》也记载：“知府张子麟建上蔡书院于谢子祠，敦请李文简公(李逊学谥号文简)设帐传经，率汝属学者五六十人就学。”上蔡书院即谢显道书院，最初为北宋时大儒谢良佐读书处，后来因之而建书院。梁恭可能就是当时从李逊学求学之人，后来成为贡生而入仕。

  《碑记》篆额之人也是上蔡人，为“赐进士第、征仕郎、户科给事中、上蔡雷雯”，据《明武宗实录》可知，正德七年十月，雷雯还任纪功给事中，而何时转任户科给事中则没有记载，从《碑记》可知，至少在正德八年三月，雷雯已转任，而非《明武宗实录》中第一次记载雷雯为户科给事中的正德九年正月。

  在一方山东博兴的碑记中出现三个上蔡人，再加上阳武人王光，共四个河南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结 语

  正德八年博兴县《重修城隍庙记》的出土，不仅再现了正德年间博兴县遭受贼乱巨创的史实，也突出了一位爱民护民的好知县王光的形象。《碑记》中记载的史实，许多是正史和方志中所缺载的，可补史阙。青州府、博兴县的明、清以及民国期间所修方志，均没有记载正德年间博兴县曾重修城隍庙，从《嘉靖青州府志》缺载来看，此碑在嘉靖年间已经不知去向，后人在修志之时，因为没有第一手的碑刻资料可以依据，只能因循前志，没有新的史料载录。《碑记》的出土，无疑为博兴、青州乃至山东的历史文化，也为李逊学与山东的渊源，增加了新的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感谢高青述青藏古博物馆馆长王术青先生提供碑刻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