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市龙兴寺的佛造像体现出了北朝佛造像的变迁历史，但寺中大部分造像是属于北朝晚期的，且数量大、种类多、制作精美；造像内容、佛教造型和浮雕装饰等都已经有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不仅仅是龙门风格向东发展的延续和变革、南朝与青州地区文化与艺术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有与印度文化融合的结果。也可以说，青州寺出土的大量佛教像对于展现北朝佛教艺术以及研究那段崇佛的历史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一、北朝佛教艺术发展与造像出土状况

  北朝的历代皇帝都不惜斥巨资，来开凿石窟，建设佛寺，建造佛像，供养僧人，所以佛教一时间盛行，佛寺也遍布在北朝统治的各个地方，甚至许多百姓也进入寺院，皈依佛门，吃斋念佛。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认为人的命运都是前世注定。皇帝和百姓的身份命运也同样被前世决定，因而皇帝必须为皇帝，而普通百姓必须通过辛苦的劳动和对苦难的忍受来救赎上辈子的罪恶，才可能在再生的来世获得福报。宣扬的内容有助于加强统治，因而北朝的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故有“魏世诸王亦多有奉佛者。”

  北魏文成帝在即位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在公元460年命令著名的高僧在平城附近云冈的悬崖断壁上开凿石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联想建造佛像。那尊佛像高五丈多，仅佛像的脚长就有一丈四尺。在这尊大佛的周围分别又雕刻了很多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小佛像，它们紧密地包围着大佛像，小佛像是皇帝身边的文武大臣的象征，而那尊大佛则象征着皇帝。

  北魏孝文帝在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以后，他又下令在洛阳龙门山东西两岸的崖壁上，雕刻了九万七千三百零六尊佛像。恢弘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佛像造像艺术高超水平的象征，是北魏时期的劳动人民劳动智慧结晶。虽然伟大，但是它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给北朝的百姓带来了无比沉重的负担。

  公元515年，北魏宣武帝去世，年幼的太子即位后，朝廷大权旁落，胡太后垂帘听政，独断专行。胡太后自幼信奉佛教，虽然执政蛮横，但却总喜欢以“善人”自居，想要通过信佛来减轻自己的罪过。据史书记载：胡太后掌权后开始大兴土木，修建永宁寺。永宁寺占地上百亩，仅僧尼居住的房间就多达一千多间，佛殿修建得可以与富丽堂皇的皇宫相媲美。寺中最大的佛像是用几万斤黄金铸成的，高达一丈八，有一人高的金佛十尊，玉佛二尊在大金佛周围。除此之外，寺内还修建了一座高达一百丈的宝塔。征发数十万百姓，历时十数年时间，永宁寺才修建好。胡太后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流离失所、土地荒芜。永宁寺的修建令国库的钱财几乎消耗殆尽。

  北魏自孝文帝始，崇佛日盛，“天下承风，朝不及夕。”佛教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僧人可以不交赋税，不服徭役；寺院拥有皇帝大臣封赏的土地；僧尼甚至成了新兴的寺院地主，他们还可以向农民的收取地租、放高利贷，甚至私设监狱。因此，百姓纷纷出家，投奔寺院。北朝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因此在这时变得越发尖锐。直到周武帝执政时期开始灭佛，才使得北周国力不断提升，间接地为隋朝统一中国铺平了道路。

  1960年之后，山东的青州、昌邑诸城和博兴、无棣及惠民等地，陆续出土了将近上千件佛教石造像和上百件金铜造像。从北魏到东魏、北齐再到隋、唐至北宋，跨越了长达500多年的时间。巨大的数量，鲜明的风格以及精致的质量，使山东稳坐在中国东部地区佛教艺术中心的位置上。

  由于古代青州与南朝在政治上深刻的渊源，地处于南北两大佛教文化区域间的青州，受南朝影响也比较多。青州在东晋十六国的后期是属于南燕的，东晋义熙五年，刘裕统军攻陷占领南燕，六年后青州入东晋的版图，再之后继属于刘宋，直至北魏皇兴三年，魏攻陷了东阳，青州又从南朝归属划入北朝。

  北朝末年，青州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佛教造像模式，学界把这种具有稳定发展属性、富有地方特色的中心区域模式称作“青州模式”。促使青州模式的形成最不可忽视的是外来因素的影响。关于影响青州造像的可能因素，宿白先生有着较为全面的分析：“从青州地区佛像多为螺发，菩萨头戴宝冠、宝缯垂肩、身披复杂璎珞等特征看，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建康栖霞山石窟及成都万佛崖造像，与南朝造像在很多方面如出一辙。”

  学界一般认为，青州佛造像的艺术形式源自于南朝，它的风格演变应该是始于孝文帝改制之后，与南朝造像有着极为相似的演变进程，只是南方的阶段性风格的形成要稍微早一点。而青州地区在后期形成的风格及发展较四川其他地区更为先进，它具备了很多向隋代造像过渡的明显特征，其地域风格在北周宣帝、静帝之后得到了全面的推广，甚至于直接影响到隋唐的佛教造像风格。

  二、龙兴寺佛教造像“曹衣出水”的服饰艺术风格

  “曹衣出水”即“衣裳贴体，纹褶稠叠”。指的是北齐的大画家曹仲达画佛教人物衣纹的方式。是与“吴带当风”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画家在绘制古代人物画时对于衣服褶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曹衣出水”笔法刚劲稠叠，所画人物勾勒的衣纹线就象刚从水里出来的人一样，湿衣服紧贴身上。

  曹仲达出生在中亚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之后因为佛教东渐，他也随之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北齐。由此可以推断，其“曹衣出水”的画风受到从西域传来的佛教艺术的影响，如果再向前追根溯源则是印度的犍陀罗风格。所谓的犍陀罗风格是古希腊文化艺术与东方(中亚和印度次大陆)文化艺术交融的结果，在佛教的造像艺术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着“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随着佛教东渐的展开，佛教艺术不断演变，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还保留着早期犍陀罗风格的特色。

  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是北朝晚期佛教造像最具典型的代表，其在业界有个广为人知的称谓——“青州样式”。在佛教艺术史上，仅存在了27年的北齐朝代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由于北齐统治阶级恢复了鲜卑人的习俗，并且南朝文化对青州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随着印度笈多造像艺术与南朝张僧繇“面短而艳”的艺术风格的传入，让青州地区前朝“秀骨清像”的造像审美发生彻底改变，形成了“面型渐趋丰颐，衣纹渐趋简洁”的薄衣贴体的佛像服饰新风格。其中龙兴寺造像更是最具地方特色，因而广受关注。

  龙兴寺是一座著名的佛教寺院，于北魏时期开始建造，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埋藏有佛教造像的窖藏坑位于寺院遗址的最北部，东西宽6.8m、南北长8.7m。经统计，发掘出：佛头像153尊，菩萨头像51尊，带残身佛与菩萨头像36尊，其他头像10尊，并有造像残身200余尊。共400余尊佛教造像规律地在坑内放置着，寺内最大的造像整体高约320cm，最小的仅有20厘米高。这些造像跨越了北魏、东魏、北齐至隋、唐、北宋近500多年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北魏晚期到北齐时期。造像采用了浮雕镂雕、彩绘贴金、线刻等多种雕刻手法，技艺精彩绝伦。龙兴寺的佛造像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也是上承北魏下至宋元时期的中国佛教艺术上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

  在东魏至北齐这段历史中，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显著变化。衣物质地轻薄贴体，衣褶纹理简洁质朴是其中突出的表现。北齐出土的许多贴金彩绘石雕像立佛，便是典型的“曹衣出水”风格的佛像，充分地体现了服饰轻薄紧窄的特点。这尊佛像胸部平坦，小腹微微隆起，在佛像袈裟上找不到任何繁杂的雕刻或是色彩斑斓的衣纹，只有简单的线条点缀在服饰的边缘，以此展现出着衣的痕迹。袈裟薄而紧贴身体，充分彰显了佛像身体轮廓的线条美，给人以“体态健康优美”的视觉感。这种造像服饰风格与同时期的画家曹仲达的佛像绘画风格十分相像——人物衣衫紧贴身体，宛若从水中捞出来一般，是“曹衣出水”式造型风格的典型代表。   （下转二版）   （谢渊）

 

 

龙兴寺出土的东魏尼智明造像

 

 

龙兴寺出土的贴金彩绘佛立像

 

 

北齐“曹衣出水”佛像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