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玺是衡藩诸郡王中最儒雅好学者。《明史·诸王传》称他“博雅善文辞，索诸藩所纂述得数十种，梓而行之，又撰《洪武圣教颂》《皇明政要》诸述，多可传者。”万历元年(1573)四月，山东抚按、礼部奏称载玺“敦伦好学”，明神宗下诏予以褒奖。

  在明代那个时期，个人出书并非易事，而衡府王爷们刻书却具备优越的条件。他们一方面时间充裕；二方面有财力支撑；三方面有人员可以安排。当然，主观努力是为前提。如新乐王朱载玺，虽然是郡王的身份，但也是典型的文人，以文人的追求与王爷的条件，使他有所成就。据邱琮玉《青社琐记》载，新乐王的岳父是一个大盐商，所以他的王府最为壮丽，他出书最多，经济基础是其原因之一。

  衡府刊刻的图书《洪武正韵》十六卷，现在仍然流传于世，见之某拍卖会“明清佳椠”部分。是书为明洪武八年乐韶凤、宋濂等奉朱元璋之令编撰的，专记音韵推行全国，宋濂作序。明隆庆元年(1567)衡王府重刻，刊刻颇精。书首页刻“衡王谨题”四字，下刻有“厚德堂章”印记。厚德堂是衡府藏书刻书的专门场所。此书距今已经接近五百年，尚流传于世，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衡府王爷的宗教信仰

  元末，朱元璋经过征战夺取江山。他做皇帝之后，封其诸子为藩王，遍布全国。至明末天下的朱氏宗室发展到十多万之众。明宗室的王爷、子弟大抵溺于富贵，妄自骄矜，有的甚至暴横恣肆、作奸犯科。这些贵胄们在初封之际禄米丰裕，生活优越。但是他们受到严格的规章制约，不能干预地方政务，整日在大墙中生活，如同囚禁，有的便产生了一定的失落感和抑郁感。怎样打发寂寞的时光呢？他们因人而异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宗教信仰最为王爷们所接受、所奉行。

  青州的藩王以衡恭王肇始，庄王及玉田王、新乐王、高唐王、商河王等郡王，或者迷于道教，或者热衷佛教，各有其信仰。

  巍巍驼山，峙立青州城西南数里，山巅主要建筑昊天宫，衡恭王有题额。云门山天仙玉女祠，匾额是衡王所题，刻有衡王印章。恭王朱佑楎信奉道教，主要体现其清静无为、自然养生、乐善好施等思想。一位亲王，这样做既体现了他个人的意愿，还可以避免有权力之争的嫌疑。有的亲王想争夺皇位，事败，搭上了性命。朱佑楎接受教训，可谓明智之王。

  恭王长子、衡庄王朱厚燆信奉道教。他在云门山大做文章，开凿了长春洞，令内掌司周全书刻了摩崖大“寿”字。恭王其他儿子皆为郡王，均有信仰。玉田王信奉佛教，在城北建菩萨庵；新乐王主要崇儒，同时也建了媒氏庙；高唐王崇儒亦信奉道教，曾重修圣水峪的修真宫；邵陵王建了三官庙。衡庄王之子宁阳王曾重修清真寺。另外，城西门内的真武庙、玄帝观、西营街白衣观音堂、白衣观音庵、城南时家店的铁鹤观皆衡藩创建。

  商河王是衡庄王之子，崇尚佛教，身心投入，直至皈依了佛门。他自言：“智自丁未传灯于少室，庚午受戒于清凉。”此后他的法名称作“园智”。商河王何必如此敬仰佛教呢？他说：“余朽夫也，无用于世，无补于时，滥膺长爵，冒食厚禄，君恩、亲恩二无一报，夙夜惭惶，如负芒刺。”他认为儒能辅世，但因果延生，只有觉皇。所以他皈依佛教，力图以此“绍续先宇，维持圣道”，并“再祝皇图巩固，帝业昌荣，佛日重辉，祖灯不灭”。商河王先是与赵秉忠修弥陀寺，戊戌之秋，特割西园内地基，自捐余禄，修了心寺。为何取名“心寺”呢？明工部尚书青州人钟羽正《心寺同心会题辞》有所诠释，文中曰：“心寺真寺，以心为寺可也，以寺为心可也。即心即寺可也，非心非寺可也。心心皆藏，藏藏无心，无观同观，无在自在。佛祖常临，商河不没，天龙八部，常在目前。”钟羽正学识渊博，儒释道皆通，商河王请他题辞，以助声威。同心会是商河王倡导的佛教组织，礼佛拜佛，影响较大。心寺的建筑规模恢宏壮观，盛极一时；佛事活动真诚而热烈，由此可见商河王的佛教信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明清之际，青州儒释道发展并进。清初益都人马豫说：“益之寺观，较房舍居十之二，见像作福，亦神道设教劝善之昭彰在人耳目者。”青州的衡藩以其具有的优势，对宗教信仰与寺观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云门山长春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