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县增修庙学之碑》

碑文形制及内容

  《临淄县增修庙学之碑》出土之时，碑身残缺约二分之一，现收藏于临淄区文物局。据碑文载，此碑刊立于元初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现存残碑为青石质地，碑额用篆书刻“增修庙学之碑”，碑身周边刻有祥云纹，碑文阴刻楷书，凡22行，满行43字，字径约3.5cm。该碑碑文载录于康熙《临淄县志》卷十三，但比对残碑，县志载录内容多有缺略错讹。故以残碑为准，结合县志所载，查缺补遗，将碑文全录于下：

  《临淄县增修庙学之碑》(以下简称《碑记》)

  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

  粤若稽古，孔子之圣，所以继往开来，祖述宪章，贤于尧舜远矣。盖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惟颜氏、曾氏得其宗。曾氏再传，复得子思。孟轲氏阐先圣之道，辟杨墨之说。及濂溪、二程先生出，俾圣贤之道，揭日月于中天。后之学者有所持循据守。於戏！斯文之幸，万世之福也洪。

  惟我皇元，龙飞朔土。奄有万方，列圣相承。武以戡乱，文致太平。礼乐刑政，焕然可述。圣朝爰命国学，天下郡县以道统之传位，颜曾思孟，东坐西向；制增十儒，凛然配食。徳至渥而礼至隆也。

  临淄始封太公，国号曰齐，风土人物，其来尚矣。国朝文学从兴，教谕王佑，持行状上京师，请文刻石。县尹刘从仕下车拜谒庙学，瞻其殿庑圮隘，圣像阙略，惧弗称圣朝兴学育材之旨，惕然以修建为己任。遂度材、董役、僦工、指画咸得其法。委龙得其人，不惮其勤，亲董其事，爰建正殿，展修两庑，粧补贤像。神门规致严峻，棂星模范竦观。讲堂以爽，斋舍以完。皇皇泮宫，翰焕一新。不伤财、不劳民，厥功告成。刘侯莅政之初，首以兴(学)隆师为务，可谓达为政之体。本官瓜代，原究其绩，尤副圣朝崇道古文之化者也。若夫营丘之风俗丕变，人材辈出真儒之效，致君泽民，超轶三代之治，接夫道统之传，得非权舆于此乎？姑摭梗概，以谂来哲云尔。

      至元二年岁次……

      进义校……

      承事郎益都……

      益都路临淄……

《增修庙学之碑》碑文考释

  1.《碑文》作者

  《临淄县志》对碑文作者没有载录，但根据残碑线索和元代同类碑刻的形制，可略作推论。

  据《碑记》载，为了撰写碑文，时任“教谕王佑”曾受命“持行状上京师，请文刻石”。而残碑保留的信息则更多。残碑按照惯例，将撰写者的官职和姓名“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单列一行，放置碑文正文之前，可惜由于碑身残缺，且县志缺略，故具体撰写者已无从可考。但由这两条信息，可以非常确定的是，此碑碑文系由元初某位在京担任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的官员所写。

  2.《碑文》涉及的地方官员

  《碑文》中涉及的地方官员有“教谕王佑”“县尹刘从士”“委龙”和落款中出现的“承事郎益都□□”“益都路临淄□□”等。《临淄县志》在职官卷对这些人都无记载。故而《碑文》的出土和考证，可以弥补《临淄县志》的缺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通过查考《元史》《山东通志》《青州府志》和临淄旧志，均未发现这些人的任何记载。但根据碑文的落款惯例，可以推知在碑文落款处最后出现的“益都路临淄□□”应该就是负责此次文庙增建的县尹，也是此碑的刊立者“委龙”。而据碑文“县尹刘从仕下车拜谒庙学……惕然以修建为己任。……委龙得其人，不惮其勤……刘侯莅政之初，首以兴(学)隆师为务，可谓达为政之体。本官瓜代，原究其绩”则可以推知，“县尹刘从仕”则是“委龙”的前任县尹。碑文中的“教谕王佑”则应该就是在文庙增修完毕之时，奉时任县尹“委龙”之命，进京请“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书写碑文。

  3.《碑文》涉及的地名

  碑文出现的地名一共有四个，分别是“京师”“营丘”“益都路”“临淄”等四个。

  京师：京师即为国都。据史料记载，元初1264年，忽必烈立诸行中书省，改中统五年，即为至元元年，改燕京为大都，随后迁都大都，即北京。碑记刊立时间为至元二年，因而，此时的“京师”应该就是当时迁到北京第二年的元大都——北京。

  营丘：营丘所在，古来就有争论，迄今尚有“临淄说”“昌乐说”等多种说法，未有定论。一般认为，临淄即为古之营丘。《尔雅·释地》载：“齐曰营州”。《汉书·地理志》说：“临淄名营丘”。1979年版的《辞海》直言，“营丘，古邑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以营丘山得名，周武王封吕尚于此，后改名临淄。”《碑文》的发现为营丘“临淄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益都路：元代设置的一级行政区，直隶中书省。据《元史·地理志一》载，益都路，金为益都路总管府。领司一、县六、州八。直属六个县分别是益都、临淄、临朐、高苑、乐安、寿光。即当时的临淄县是益都路的其中的一个直属县。

  临淄：临淄是齐国故都，公元前1045年，周师齐祖姜太公被封齐地，建都于此。公元前221年，秦灭齐，设临淄县，属齐郡，郡县治所均在临淄。此后至隋唐，虽然临淄隶属不同郡县，但一直为郡(州)治和县治所在。隋唐时期至金，临淄一直作为县治所。元朝建立伊始，临淄隶属益都府，仍为临淄县县治所在地。元至元三年(1266年)并入益都路。至元十五年(1278年)，临淄县复置，属于益都路。此后，明清时期，临淄也一直为县治所。

《临淄县增修庙学之碑》

及旧志所见元代临淄县庙学信息及其他

  1.关于元代及以前临淄县庙学发展概况

  所谓庙学即宋朝人记述的“即庙有学”，也就是后人总结的“庙学合一”。这里的“庙”指的是文庙(孔庙)，而学则是备受推崇的“儒学”。中国古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儒学依附于孔庙，孔庙与儒学建在一起，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可以说，文庙的变化发展史就是一部儒学的发展史，因而详细考证一地文庙的修建、发展、流变，是研究当地儒学教育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题中之意。

  历史上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孔庙——曲阜孔庙，始建于孔子逝世的第二年。自因宅立庙、祭祀孔子开始，对孔子的尊崇也一直贯穿于对孔子学说的继承过程中而得到了延续。临淄作为齐国故都，不仅经济富庶而且与鲁国比邻，孔子曾经多次游历于齐，与齐国渊源颇深，据《康熙临淄县志》记载，“稷山，县西南十三里……又齐宣王尝立孔庙，亦名孔父山。”这是鲁地之外有史记载的最早的孔庙。

  有汉一代，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被奉为官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定孔子的谥号为“文圣尼父”，并下诏郡县各学均祀孔子，为孔庙在各地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为孔庙与学宫的合而为一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临淄县作为县治所在，故而也应遵从诏令，建庙祭祀。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各地孔庙的建造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元年，唐太宗诏令天下学皆立周公、孔子庙，后来又停周公祀，专祀孔子，尊孔子为“先圣”，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因学立庙或因庙立学由此开始。作为当时唐河南道青州北海郡临淄县县治所在，这时的临淄必然建有孔庙。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追祀孔子为“文宣王”。另据《崇仁县孔子庙碑》载，开元年间，“定孔子为先圣，庙而定孔子为先圣，庙而衮冕南面，每岁春秋祀焉，由是庙学之礼益备，凡有学者必有庙，示其尊也”。从此，各州县大多在学宫旁边建立孔庙，“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初步形成。故而，此时的临淄孔庙已经完全可以开始称之为文庙。宋时，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改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同时下诏由官府出钱修葺各地文庙。宋仁宗庆历年间诏天下皆立学，于是“凡郡邑无不有学，学无不有大成殿”。

  有元一朝，统治者的尊孔活动一直如火如荼。元大德十年，即《碑文》刊立后的40多年，元成宗在京师(今北京)建造了专供帝王祭孔的庙宇，称“圣庙”，即今天的北京孔庙，与国学国子监并列成为右庙左学的格局。大德十一年(公元1308年)，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封号在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同时各地修建孔庙也蔚然成风。有明一代，文庙祭祀孔子礼仪被逐步规范，其释奠、祭器、祭物、乐舞都作为国家礼仪制度被确定下来。(下转二版)   （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