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营丘的所在，历来众说纷纭，一说为昌乐县东南五十里的营邱村，一说为临淄区齐都镇齐都村北的故城遗址，一说在淄博的高青县陈庄，一说在青州市何官镇的臧台附近，还有一说在寿光市呙宋台。各种说法的依据，要么是所谓的考古实证，要么是史章典籍。

  各地对营丘故地的争抢，大多无非是出于对名誉和利益的追求。考古实证，应该与记载相吻合，才更有说服力。而对于史章典籍的解读，一直以来，似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点儿欠严谨。

  造成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惜墨如金，他对于太公就国的记述，似乎过于简练；也或许当时，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从此之后，便众说纷纭了2000多年。

  既然，纷争是从太史公产生的，那么，在他以后的、所谓的史料记载，当不足信也。

  下面，就请耐心地听我们给你逐一剖析，看各种争论是否正确。

  如果非要把昌乐县营邱村一带的古城遗址，说成是古营丘的所在，未免实在有点牵强。一方面，“营邱村一带的古城遗址是姜太公的营丘城”的说法，只见于传说，未见于可靠的史料；另一方面，至今尚无考古实物的验证。但称其为缘陵或营陵故城的话，那倒应该是铁的事实。

  缘陵在今昌乐县东南。学术界对缘陵的地望似无异议。

  从昌乐营邱古城发现的历史遗迹来看，这一古城遗址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历史的记载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

  《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北海郡有营陵。臣瓒曰：“营陵，春秋谓之缘陵”。《左传·僖公十四年》记载：“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管子》中的《大匡》以及《霸形》两篇都说，由于“宋伐杞”，因而齐“桓公筑缘陵以封之”。

  “陵”，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解释为：“大也。釋地，毛傳皆曰。大阜曰陵。釋名曰。陵，隆也。體隆高也。……”

  从以上的确切史料来看，春秋时代以前，今昌乐县城东南并无缘陵这个地方，更无营丘的所在。缘陵，实际上是齐桓公称霸诸侯时，因为宋国攻伐杞国，致使杞国国君无处安身，齐桓公为扶助遇难流亡的“小弟”杞国，而为它建筑的国都或者是国都的基座罢了。古代的帝王建立宫殿必起于高台，以显其上达于天，让平民仰视，借以增其威严，巩固其统治地位。

  假如缘陵真的是姜尚受封时的国都营丘的所在，其毕竟曾经是齐国的旧都，作为姜尚的后裔，哪有把自己祖上的旧都，把自己祖上的发迹之地、风水宝地，拱手相让于外人的道理？

  《左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因左丘明生活的时代是在春秋的末年，所以他对“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的记载年代，或许不太准确，但是鲁(国)“僖公”和齐桓公是同时代的，《左传》中的“僖公十四年”，就是鲁僖公十四年。

  而《管子》的作者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是齐桓公的齐相，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也就是说，管仲才是齐“桓公筑缘陵以封之”的亲历者。因此，管仲的言辞最有说服力。

  而且，左丘明在《左传·僖公十四年》中所记的“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诸侯国(在齐桓公的号召下)一起在缘陵所在的地方建造了个城池，命名为缘陵，然后把杞国安置了”。

  据史料记载，周襄王六年(前646年)杞成公避淮夷，由淳于城(今坊子区黄旗堡镇杞城村)迁都缘陵；至周灵王二十七年(前545年)杞文公复都淳于城：缘陵为杞国国都历时102年。这是对《管子》所记齐“桓公筑缘陵以封之”的有力证明。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在此地设置杞州，正是因为缘陵曾经是杞国国都的缘故。

  缘陵，之所以在后来又被称为营陵，或许，就是因了这“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中“筑”字的缘故吧。

  “营”，许慎在其『說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市居也。从宮，熒省聲。余傾切文二。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对“营”字的解释如下：

  帀居也。……帀居謂圍繞而居，如市營曰闤，軍壘曰營皆是也。……崔豹曰：市牆曰闤，市門曰闠。孫氏星衍曰：營闤音近，……。諸葛孔明表云：營中之事。謂軍壘也。引伸之爲經營，營治。凡有所規度皆謂之營。……余傾切。十一部。

  可见，在古汉语中，“营”就有“经营、营治”，也就是“营造”之意。

  汉高祖，在其十一年(公元前195年)，封从兄将军刘泽为营陵侯。从此以后，缘陵改称营陵，营陵侯国属齐国临淄郡或胶西郡。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二月封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营陵侯国改为营陵县。这缘陵到营陵的转化，可能就是因为“筑”与“营”含义相同的缘故。

  而这营陵县的设置，恰恰为古营丘归属地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而曾当过营陵令的东汉学者应劭，为《汉书·地理志》“营陵”条所做的注是：“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这一注解，对于昌乐的营丘即是古营丘之说，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也或许就是受了应劭的蒙蔽，隋朝在开皇十六年(596年)，干脆就在营陵县的旧地设置了营丘县，将其归属新置的潍州府管辖。

  由此可知，这昌乐县的营丘只是对古营丘的附会。至于现在昌乐县营丘古城地界上，与古齐国相关的所谓的太公庙、太公墓等实证，只不过是后来好事的先人刻意为之罢了。

  营丘，作为地名，从现存史料看，最早出现在孔子及其弟子所做的《礼记》。《礼记·檀弓》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返)葬于周。”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太公望东封于齐，……至于营丘”。

  《吕氏春秋·卷二十》记载，“昔太公望封于营丘”。

  《史记》之《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史公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年代，远远晚于以上各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太史公口中的“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是来自于《礼记》、《韩非子》以及《吕氏春秋》之说，或者受其影响。

  而历史上，人们公认的是，齐得名于齐侯国，而齐侯国的得名来源于天齐渊。也就是说，先有天齐渊，后有齐侯国，再后才有齐地一说。

  当初“封于营丘”、“封于齐，……至于营丘”、“封于营丘”、“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之时，有没有齐地、齐国这样的称谓，也不一定。因此，在《史记·周本纪》中，太史公又用了一个与上边不同的说法——“封尚父于营丘，曰齐”。我们在《史记》中，经常见到太史公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的记述。

  那么，当时，究竟有没有营丘这个地名，也就很是值得质疑了。

  《尔雅》，约成书于秦汉时期，其《释丘》部曰：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后，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

  昌乐人把缘陵定为古营丘，而临淄人把他们的阚家寨村以东、东古城村以南地界，界定为古营丘，都拿出了《尔雅》的《释丘》做依据。因为昌乐营丘的左侧(即东侧)是白浪河，临淄的营丘的左侧是淄河。

  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界定古营丘的具体所在，恰恰是他们附会古营丘就是“营丘”的借口。

  汉代以后的朝代，依据“水出其左叫作营丘”这一注解，曾妄自命名过多个营丘郡县名。如，前燕将地处大凌河西的今辽宁义县一带，命名为营丘郡；隋唐将地处白浪河西的今山东昌乐县一带，命名为营丘县；辽代将地处大凌河西的今辽宁北票市桃花吐一带，命名为营丘县。这几处“营丘”，不过是“水出其左”，与周初姜太公所受封的“营丘”又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要想确定古营丘的位置，就有必要确定一下当初齐国的边界。那么，太公吕尚受封齐侯东往就国之时，齐国的东部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这一问题，在史书中虽无明确记载，但从专家的考证结论和推理，完全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答案。

  据王献堂、周昌富、迟克俭等多位专家考证，商周之际的莱国，其统治中心在弥河上游，势力范围北接纪国，西达淄河，国都大体在今昌乐、临朐、青州一带。

  这是大家认可的结论。王、周、迟三位专家的结论正好符合《竹书纪年》的记载：周初，“武王……命姜太公吕望东征。……逐莱人地入于齐”。《竹书纪年》是说，太公东征，把莱国人打跑了，把其部分国土纳入了后来自己齐国的版图。

  不要忘了，古代国与国之间纷争划定边界，凭借的是实力，但是更得依靠天险！

  太公赶走莱国人后，齐国的东部边界绝对不可能是在淄河上。因为，齐国因之以名的天齐渊，是在淄河的东岸。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这东部边界是，也只能是天堑弥河。因为，齐国不可能用尚处于敌国统治下的天齐渊这一地名，作为确定自己国名的依据。更因为，太公把本属于莱人的部分疆域纳入齐国版图的同时，莱国并未被灭国，而且弥河以东，在莱国以北，同时还存在着侯国纪国。也就是说，在太公就国之时，其国境以东，同时存在着两个侯国——南莱，北纪。

  那么《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载的“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中的“营丘边莱”一说中的“营丘”，就肯定不可能是齐国天齐渊附近的地域了。

  假如营丘就是在现在临淄区所认定的古城村南、阚家寨东的位置，此地在淄河以西，离天齐渊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6.5公里，而离弥河最近处的直线距离达32公里。

  初封的齐国究竟有多大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或封百里，或五十里。”《孟子·告子》载，“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亦为方百里也。”从所能见到的《史记》及以前的史料记载来看，姜太公在封营丘之初，齐国的疆域应该是“方百里”。

  周代的里小于现今的华里，约合今415.8米。这样折算下来，临淄人所认定的“营丘”，离弥河(也就是莱国边界)至少在77里以上。那么从推论上讲，它正处于齐的腹地，这又怎么能叫作“边莱”呢？

  高青在淄河以西54余公里之外，因此，古营丘在高青县之说，也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了。

  虽然高青县陈庄村西周故城遗址上也出土了高规格的墓葬，但这不足以说明它就是古营丘的所在。一方面，它不是“边莱”；另一方面，持有这种说法的人引用的是《高苑县志》的记载“周成王东征时，封其舅父于狄”，说“周成王的舅父是谁？周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而周武王的岳父，正是姜太公。周成王的舅父，指的正是姜太公之子”，还信誓旦旦地说什么“有史料为证”。且不说，《高苑县志》成书于康熙11年，年代太晚，实在不足以为信，即使“周成王东征时，封其舅父于狄”一句能见于早于《史记》或者以前的确切记载，那也不行；这人存在明显的思维逻辑混乱问题。他是在说，周成王封姜太公的儿子在这里，这与姜太公受封有何相关？难道姜太公的儿子被封在了高青县，那姜太公也就必定被封在了高青县了？难道姜太公就只有一个儿子？假如姜太公只有一个儿子，那他也应该在他老爹的封国沿袭封号的呀！难不成是周成王精神错乱，又乱封一气了？

  从这“边莱”上看，古营丘的所在应该只在青州境内而且是弥河西岸才是。

  《竹书纪年》记载：姜太公受封时，西周初定，未能顾及到远方，特别是山东一带地处偏远，又有亲商敌周的东夷莱人在此作乱，周武王认为“非鹰扬元勋，不足以弹压东方”。这与《史记》的记载一致。

  文韬武略的姜太公，到东方“代天子以守国门”，镇压对周天子还不太折服的东夷诸侯国。以姜太公的神力与胆识，把自己的国都(哪怕是临时的)设置在莱国、纪国的西侧，界河以西，威慑莱、纪，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跨越弥河将其吞并，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