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唐大云寺石灯台颂

  《金石录校证》：“唐大云寺石灯台颂，景初阳撰。殷子阳八分书。景云二年(711年)。”

  按唐大云寺石灯台颂，《金石录》及宋不著撰人的《宝刻类编a》俱不言其所在，《宝刻丛编》亦称“地里未详”。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青州营子村某村民建房时，出土一通《大唐龙兴观灯台颂并序》石刻，记载唐睿宗景云二年，上自青州刺史张洽，下至青州所属各县县尉的大小官员55人“共结檀心，同开法施，乃于龙兴观、大云寺、龙兴寺等三处各造灯台一所”的事迹(参见拙著《青社斋碑志丛稿》，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兹不赘述)。文中清晰可见“朝议郎、行益都县令殷子阳”题名。这位“行益都县令殷子阳”与唐大云寺石灯台颂的书丹者“殷子阳”显系一人，因为两石刻的刊立时间完全相同，这便坚证唐大云寺石灯台颂就在青州云门山大云寺里。《金石录》还收有今存云门山山阳的“唐云门山投龙诗”摩崖碑刻，证实赵明诚、李清照曾上云门山。而唐大云寺石灯台颂则再证赵、李夫妇不止一次登临过云门山。他们既然到了云门山，近在咫尺的驼山，焉有不登之理？去过驼山，当无异议。对《金石录》中青州石刻的研究，即使毁失无传者，也应明其原来所在地，这对于追寻赵、李夫妻彼时行踪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基础信息。

  （5）唐鹡鸰颂

  《金石录校证》：“唐鹡鸰颂，明皇撰并行书。”

  这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手迹石刻，原存北宋宰相、青州人王曾宅中。对此，欧阳修知青州时于《集古录·唐鹡鸰颂》中言之甚明。然则该石刻虽为后世学人多所援引，依据却仅是《集古录》。如清人段松龄《益都金石记》即对此石刻作过解说，竟也未提及《金石录》已予收录，诚一疏漏。谨按赵氏服膺欧阳公，屏居青州期间，仿《集古录》撰《金石录》，珍视《唐鹡鸰颂》，将其著录书中，自是合情入理之事。

  （6）唐尧山神碑

  《金石录校证》：“唐尧山神碑，李诞撰，王羡行书……大历八年(773年)立。”

  按唐尧山神碑，《金石录》未记所在地，笔者发现，此乃于钦《齐乘》所载青州尧山“大历八年(773年)《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碑》”，理由有四：一是两碑俱称在尧山。二是立碑时间相同，均系大历八年。三是撰碑者为一人。《嘉靖青州府志·古迹》载：“尧祠碑……唐朱诞建。”唐尧山神碑“李诞”在此之所以成了“朱诞”，系因该碑自唐大历至明嘉靖已历八百年风雨剥蚀，理当模糊不清了。加之“李”“朱”形近，导致混淆误书。四是据《宝刻丛编》知，“唐尧山神碑”又作“唐尧庙碑”，明谓在“京东东路青州”。斯言足破千古之惑也！这便解决了《金石录》研究中的一个历史悬疑。考李正己，新旧两《唐书》有传。高丽人，本名怀玉。初为平卢军裨将、兵马使，后被拥立为淄青节度使，赐名正己。李氏死后，子李纳，孙李师古、李师道相继世袭淄青节度使一职，统治齐鲁大地半个多世纪。唐尧山神碑竖立近70年后的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日本高僧圆仁住宿青州龙兴寺，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云：“西北去(青州)城十里有尧山，山上有尧王庙。……相传云：‘每乞雨时，多感降雨’。”看来尧山神，还算得上灵验，香火想必旺盛。迄至北宋，赵明诚、李清照屏居青州时，尧山早已与著名的云门山同为一方名胜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以往我们过多地关注了赵明诚屡屡登临的云门山、仰天山，实际上尧山也是他在青州从事金石研究的一处重要场所。

 

 

文及甫题名残经幢

 

 

  于此笔者还有另一意外考证收获，一并言及，这就是文及甫题名残经幢。2011年青州尧山东南麓发现一处寺院遗址，有学者撰文称，此即兴教禅寺，甚是。《嘉靖青州府志·寺观》载：“兴教禅寺，在城西北马社，宋初建。”寺址出土数件残经幢，镌有“大宋青州兴教禅院主”、“嘉祐七年(1062年)诣兴教禅院”字样。其中一块残经幢上赫然可见一条仅存十八字的题记：“(文)及甫挈家游，延世侍行。(大)观三年十月四日郡守(王汉之)。”考文及甫乃北宋名相文彦博之子，大观三年(1109年)，他曾与赵明诚在“青社(青州)郡舍之简政堂”观摩明诚所藏蔡襄《进谢御赐诗卷》。由此得知，文及甫这次来青州与明诚相会，并非一人，而是“挈家”，即“携带家眷”。这是两位宰相公子的深情交集，以理度之，赵明诚也应“挈家”同游兴教禅寺，李清照当然一道前往，并且题名于经幢上。可惜此残经幢仅为完整经幢的一小部分，令人顿生失之交臂之憾！

  （7）唐心经

  《金石录校证》：“唐心经，窦巩正书。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

  按心经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作《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般若心经》系其常称，为大乘佛教出家及在家信徒日常背诵的佛经，以唐三藏法师玄奘译本最为流行。这件唐心经显属佛教经幢，《宝刻丛编》云在“京东东路青州”；段松苓《益都金石记》认可此说。考窦巩，两《唐书》有传。扶风平陵人，字友封，元和二年(807年)进士，任职幕府，后官刑部郎中、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窦氏有名于时，口讷不善言辞，人称“嗫嚅嗡”。工五言诗，《全唐诗》收诗数十首。据《全唐文》知：“司空薛公平镇青社，辟公为掌书记。”此即窦巩于青州书写唐心经的历史背景。

  （8）唐司徒薛平碑

  《金石录校证》收有二件薛平碑：“唐司徒薛平碑，李宗闵撰，柳公权正书”；“唐平卢薛公纪绩碑，柏元封撰。八分书。长庆三年(823年)三月。”

  前者，《宝刻丛编》又名之曰“唐薛平德政碑”，云在“京东东路青州”。段松苓《益都金石记》予以信据。后者，《宝刻丛编》谓在“京东东路淄州”，与今青州无关。按《光绪益都县图志·金石志》有“窦巩题名残石(在东门城垣上，年月缺)”。其文云：“员外郎兼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窦巩……口事兼青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韩国(公)……州观察处置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这里的“韩国(公)”乃唐朝名臣薛平。薛平，《旧唐书》有传。绛州万泉人，字坦涂。薛嵩子。年十二岁为磁州刺史。后任汝州刺史，擢郑滑节度使，有战功，著政声。徙平卢节度使，累封韩国公。宝历中为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本传称：“远近畏伏(薛)平之威略。在镇(青州)六周岁，兵甲完利，井赋均一。”“入觐，(青州)百姓遮道乞留，数日乃得出。”“时人以为近日节制，罕有其比。”唐司徒薛平碑当系薛氏卒后，青州人为之勒立的德政纪念碑，窦巩题名残石应即此碑余存。

  （9）唐铭幡竿石

  《金石录校证》：“唐铭幡竿石，窦巩撰并正书。长庆四年(824年)十月。”

  “幡竿”指系幡的杆。“幡”是一种用竹竿挑起来垂直悬挂的长条形旗子。《宝刻丛编》谓此铭石在“京东东路青州”。段松苓《益都金石记》认同此说，并云：“疑即前城门残刻(指窦巩题名残石)。”如此一来，窦巩残石究系薛平碑，还是幡竿石呢？这个悬念留待将来考究。要之，二石俱属青州！翻检《宝刻类编》，见有窦巩“心经”“幡竿颂”，皆称在青州，可谓彻底指实矣。今据上述《金石录》三石刻得知，长庆二年、三年、四年，窦巩身在青州任上，可丰其履历。

  （10）唐修文宣王庙记

  《金石录校证》：“唐修文宣王庙记，裴坦撰，卢匡书。会昌五年(845年)十月。”

  按唐修文宣王庙记，《金石录》不言其所在地。考唐代天下州府广泛建有祭祀文宣王孔子的庙宇，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诏州、县皆立孔子庙。”那么，此唐修文宣王庙记碑究属何地呢？由《宝刻丛编》知，此碑竟立于“京东东路青州”，可谓一语破解谜底。再检《宝刻类编》，“唐修文宣王庙记”被写作“修文宣王庙碑”，同样持在青州见解。

 

 

赵明诚仰天山题名

 

 

  笔者发现，《金石录》中还有不少碑刻或属青州，囿于个人学力见识，目前尚难予以确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宝刻丛编》收有若干青州碑刻，它们是：“唐唐兴寺经幢记”“唐孟府君碑”“怀素千文”“开元寺应梦碑”“龙兴寺罗虬诗”“智永千字文”，其中“智永千字文”可见诸《金石录》，但赵明诚断其伪作。清人段松苓《益都金石记·附已亡金石目录》则依据前人金石著作较为全面地列出了自己心目中的青州历代已佚碑刻，不乏真知灼见，然少详明辨析。

  检索《金石录》，竟未收录著名的青州广福寺隋仁寿元年(601年)《舍利塔下铭》，要知道书中是著录了多件隋代《舍利塔下铭》的。对此，清人王士祯在《居易录》中颇为疑惑：“此碑近在青州，不知何以不录？”不无埋怨赵氏遗珠之憾的意味。李文藻《宝薤亭记》认为，《金石录》之所以未收青州广福寺塔铭，系因“僻在荒山，世罕知者。”此论恐有不确。其实，这事怪不得赵明诚，因为这件《舍利塔下铭》根本就没有进入他的法眼。王士祯有所不知，青州塔铭并非放置于塔上，而是埋在地下，北宋时尚未出土，明成化年间才见天日。也有今人错误地以为这件塔铭位处塔身上：“原来的舍利塔上，中间留有一道方形洞函，镶嵌着这方镌有‘舍利塔下之铭’的方形碑铭。”考北宋广福寺，香火旺盛，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应该到过寺中，如果当时《舍利塔下铭》已经出土，《金石录》断无不收之理。

余 论

  作为从事金石学研究的有志高士，赵明诚的自身学养和敬业精神是令人钦服的。他于《金石录·序》中称：“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余之致力于斯，可谓既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这两句话，写照了他的一生。初步判断，屏居青州及出仕莱、淄期间，赵明诚四处游历，访古寻碑活动遍及山东各地，其足迹西至泰山，东到天柱山、云峰山，南达沂山，北至寿光。近则青州尧山、云门山、驼山、玲珑山、仰天山、双顶山山谷。出入于灵岩寺、开元寺、龙兴寺、大云寺、兴教禅寺、广福寺。现身于齐州、密州、莱州、淄州及今历城、长清、临淄、淄川、临朐等县市区，这足以说明赵氏搜集金石文物的执着和付出的心血。可以认为，赵明诚坚忍不拔的金石搜研活动在他屏居青州时期达到了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石录》甚至是一部由青州人主要在青州完成的关涉不少青州碑刻的经典学术著作。

  余读《金石录》二十年，始有这点滴新收获！指证10件青州石刻，发前人未发之覆，无疑是对《金石录》研究的一个推动。但其意义又不止于确认了一批青州碑刻，而是启示出此书中还有不少石刻当属青州，只是目前尚无充分证据予以坐实而已。学界公认，《金石录》研究想要取得一点实际推进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该书仅记石刻名目，没有录文，又极少注明地域，令人徒生知碑名而不知其具体内容的遗憾！致使绝大多数碑刻，无法取得研究进展。此种局面，一时无法改观，恐要长期存在。惋惜之余，掩卷而思，今后当需另辟蹊径，突破学科界限，拉长文化链条。拙文与2015年笔者发表的《李清照研究的新创获--谨以此文纪念李清照离青南下888周年》，堪称姊妹篇。有了这两项史学研究成果做支撑，文学影视《青州伉俪》的策划便水到渠成了，剧本《青州伉俪》正由山东大学青州文化研究课题组创作中。我看“青州伉俪文化”这个新名词，是该顺势提出来的时候了。众所周知，在中外历史上，李清照、赵明诚绝对算得上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而他们恰好又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东方古州，得天独厚！企盼影视《青州伉俪》能够凸显自身特色，成为世人更加珍贵的精神财富，为文化青州振兴，尽上绵薄之力。

  (附记：作为时隔千年、仰慕前贤的一介后来者，在我心中，《金石录》乃金石学宗师赵明诚、词国女皇李清照用生命撰成的学术合著，早已是夫妇二人精魂的化身！书中每一条记录都牵动着我的神经，如见其人，奉若神明，激励着我在治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这是本文写定时的一点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