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众人居然议论起1976年村西南头挖地瓜窖发现的另一座墓葬，我赶紧仔细听。“墓深近十米，用大砖砌筑。”“我清楚记得墓志上刻着‘楚国’‘兵部尚书’‘永固乡’。”“在村北头与角楼搭界处，也有几座大墓，都被平了。”曹大叔说道。后来晤面，他还不止一次对我言及。这时，曹书记接过话茬，他的回忆更详细一点：“这座墓与画像石墓相距三四百米，西南东北关系。墓志上下两块，扣在一起，锔子锔着。”又补充道：“墓志在村中烤烟炉门前放了很长时间，用来当桌子，喝茶水，下象棋。”他随即在地上画了一个正方形：“也就这么大。”我粗估了一下，边长六七十厘米。于是，迫不及待刨根问底，墓志下落竟达三种说法：“砸烂了”“烧了窑石”“被人卖了”。墓主姓啥？与北齐画像石墓一样，也是无人能讲得上来。这是否邢德福所说记载“崔溉”名字的唐代墓志呢？他当年没有谈到具体土地点，我也未及时问。一时不敢轻易断定，毕竟历史是需要被尊重的。

  在我虚心求教下，大家又磋商提供了两位画像石墓发现时的当事人：曹明森和韩孝华。按照众人所指路线，我直奔曹明森家。70岁的曹明森在家门口相告：“时间太久了，事情记不清。上百口子都在干活，我管抬土。”又突然想起：“当年是由裴元荣送那些石板去博物馆的。”并指示给我裴家住处。裴元荣，72岁，两次登门采访未果，儿媳妇张大妹子称：“常去万佛塔散步。”天色不早，只好将咨询问题用手机发送张大妹子，让她转达。

  怎么就这么巧！出村路上，恰遇求之不得的70岁村民韩孝华，墓葬出土时，他就在现场：“珠子两种，有大有小，不少乎的，用锨扬到了沟里。”“龙骨与墓葬距离有‘一半米’远，上下斜冲。”在我发问下，他做出这些回答。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前往裴元荣家路上，得遇陈立昌，大有新收获。陈立昌，1954年生，当时17岁，同样是一位现场有心见证人。昔日情景，浮现脑海，他一字不差的原话是：“一根墓道，朝西南，石头门。”“墓底距地面约有五米。”“四个小碗，扔湾里了。”说得毫不含糊，心中不由庆幸，又算是找对了人！“当年是一队在干活。”“画像石板在南平台堆放两三天后，就送博物馆了。”“全都拉去了，大坝下没有墓中石头。”“涵洞内的石板都来自附近牌坊，并非墓中，这从洞里就能看出来。”又说：“龙骨呈东南西北状，在坟上头偏北，两者相距1米左右。”我忙问：“龙骨多长？”他答：“不清楚，刚粗，仅脊梁骨就十二三公分粗。”问是什么动物？“像个虫(指蛇)。”

  这次调查的另一收获是：“冯家墓牌坊，在凤凰蛋山北300米处，它比衡王府牌坊更壮观，上世纪七十年代仍存。因修村中大坝，拆了砌筑涵洞。”这是家与大坝近在咫尺的常学明当面讲给我听的。经考证知，冯家墓牌坊系冯溥之父冯士衡墓前建筑。常师傅还手指自家院子南部崖坡说道：“当年就是从这里用牛车将画像石拉上来的。”并再次提到了墓中发现珠子的事实。

  回家后，立马两次电话采访刘秀春之子刘庆吉，他1959年生，小学教师，热心文化，参编过村志。“不记得父亲拿砚台一事了。当时我才上小学三四年级，听说墓里有‘珠珠’，扬了。”“还听闻挖出土过一件‘朝天吼’。”从专业角度看，当系镇墓兽。我问：“当时村干部都有谁？”他答：“村革委会主任李长春，年龄大，很老实。副主任邢德福虽然识字少，但能说会道，负责抓革命，促生产。村支部书记史增田，设计了土坝。李长春、邢德福、史增田都已故去。大队长裴志禄健在，家住村北头路东。”

  紧接着又与裴元荣通话：“我不在(现)场，光管送(石板)。好几个人用地排子(车)运去的，走小道，经南门，送到冯家老宅(益都县博物馆)，堆墙根了。”“我只知道推土，挣工分，听说是个坟，就未上前凑。”并惋叹：“当年的村干部大都不在了。”

  第五次：2019年11月6日下午2点半。

  我和常学林真是有缘份，这两次进村都先碰见他。他正在自家菜地里忙活，得知采访目标是裴志禄，手指前方150米处：“他在那里聚会，我随后也过去。”我连声道谢！

  这不，又路经小卖部，睹物思人，问及已故的邢德福老人，两位大婶、大嫂不约而同地介绍起来：“古代那些事，他想得清楚。”“他刚想事，一嘎拉子人围着，都愿意听。”我百感交集：“几年前，在这两根电线杆处，老人家坐着凳子晒太阳，一次披军大衣，一次穿黑棉袄，我们高声交谈，恍如昨日！”二人齐声说：“一点也不差，他就是常在那里说事情。”

  转眼便至老少爷们聚会场所，果然见到裴志禄大叔，老人家85岁，时任傅家庄大队长，思维清晰，回忆道：“土坝是支部书记史增田设计的，头半截他领着干的，后半截我领着干的，牛拉碾砣子来回压实的。”“崖头劈土，发现了墓，当天我不在(现)场，开会去了。”“石板都送到了城里博物馆，连分钱也没给(mu ji)。我就记着洞子里只有两扇带铁环的石门。”又补充说：“墓志挡鸡窝子了，后来砸烂，烧了窖石。”讲到这里，裴志禄突然用手一指：“就是他挡了鸡窝子。”正在下象棋的裴永安。记得邢德福也说有人用墓志挡鸡窝子。常学林赶忙帮我问询，裴永安一心下棋，似乎没听见。常学林当即告诉了我他家的电话。

  真是巧得出奇！这时，曹明义赶来聚会了。我迎上前去，打趣地求证：“曹大叔，有村民称，您当年还拿了两个珠子，回家路上，被人劝说不吉利，随手扔到了湾里。”老人憨厚地笑言：“是啊，有这事，刚后悔。”他再次用拇指和食指演示：“有小杏那么大。”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他继续说：“珠子带眼，像是挂在脖子和身上的。”“书有两种，‘竹皮子’书和纸书，纸与现在纸不一样，很薄。”我焦急惊问：“您以前怎么没说有纸书？”“又想起来的。”“还有什么？都告诉我。”直问的老人家连说：“没什么了，就这些咧。”正是曹大叔，每次都让我有所新收获，深感不虚屡行，若有神助！

  第二天，拨通裴永安电话，其子裴元清接听：“时间太久，都忘净了。老父85岁，耳背，又有点糊涂。鸡窝子那个地方早就被推土机推了，家里人都未记得那块墓志上写着什么字。”末了又来了句：“真不瞒你说，没有知道的！”看来不管怎么做，都已无补于事了。回味起来，还是刘庆吉老师总结得好：“那时‘破四旧’，大家都不关注墓葬中东西。要是现在，早就凑上去，弄明白了。”墓志的缺失，真不知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出于慎重起见，我所考虑的是，历史研究是讲求实证的科学，必须依靠证据说话！凡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的信息都是宝贵的，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搜集，做好历史的记录者，坚决避免调查中的主观意识局限，杜绝道听途说。基本可以这么讲，村中父老长辈，除97岁的常继承因年事已高和几位耳聋者无法调查外，该采访的都采访了，几乎问询了个遍。然而我们不能苛求当年见证人，做出像今天的考古专业人士那样面面俱到的详细记录。在此，郑重声明的是：笔者所有采访信息都落实到了具体人身上，每次采访完，均复述一遍，请受访人首肯无误。迄至拙文撰毕，又特请几位关键人物对文字做了最后确认。前后五次调查公布的所有采访细节，为揭开傅家庄画像石历史疑案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

 

 

 

曹明顺

 

 

大婶大嫂

 

 

裴志禄

 

 

村民聚会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