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是“逢”的异体字，而“逢”同“丰”。所以说，用于姓氏的“逄”也做“逢”，也做“丰”。

  而“丰”的甲骨文是（图1），像极了一枚羽状复叶。甲骨文的“凤”是（图2），字形中明显有羽毛的影子，也正是“丰”的甲骨文的形状。甲骨文的“丰”是展开的羽毛、是张开的翅膀，有“盛、大”之意。所以，“逄”氏应该源于鸟夷部落，是指“鸟”之大者，即凤凰或大鹏。

 

 

图1

 

 

图2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部落是以凤鸟为图腾的部族，少昊是鸟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也似乎正是因为凤凰有“大”的意象，而且，《大戴礼记》也说，羽虫三百六十，凤凰为之长。所以，少昊部族就选中了凤这种动物为图腾，也正是因为凤凰为羽虫之长，是首领的象征。

  少昊，又作少皞、少皓、少颢，史称青阳氏、金天氏、穷桑氏、云阳氏或朱宣氏，又名玄嚣，是黄帝长子，母亲为嫘祖。

  一说，少昊有九子，长子重，次子该，三子穷奇，四子般，五子倍伐，六子昧祖，七子蟜极，八子折叠穷申，九子瞽穆，也作“瞽目”。帝喾和尧帝都是少昊的后代。尧帝是帝喾的儿子，是少昊的曾孙；帝喾是蟜极的儿子，是少昊的孙子；蟜极是少昊的儿子。

  少昊的后代分支又有了分化，也就因此有了各自的部落图腾，就如同少昊一样，少昊是黄帝的长子，黄帝是有熊氏，以熊为部落图腾，但是，少昊却以凤凰为部落图腾。

  如此看来，逄伯陵一族应该是少昊的后裔。

  据《国语》，逄氏与伯益同祖。

  伯益的父亲是大业，大业的父亲是业父，业父的父亲是蟜极，蟜极的父亲是少昊，少昊的父亲是黄帝。

  因此，伯益与尧帝、帝喾同为黄帝之后，都是由黄帝长子少昊传下来的后人。

  所以，逄伯陵也是黄帝之后，且是鸟夷中的凤族。这，正符合我们对“逄”字含义和逄伯陵族源的推敲。

  然而，从网络上查“逄伯陵”词条，往往见到“炎帝裔孙有人名陵，商朝初年受封于逄泽(今河南省开封)，后改封齐，建立逄国”的记载。元代于钦的《齐乘》所引用的《路史》也这么说。

  但是，这“炎帝裔孙”一说，我们却实在搞不明白，是从如何考证而来的。

  《国语·周语》韦昭说，“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而且，很多人引用《穆天子传》的说法，周文王姬昌的奶奶“太姜之祖有逄伯陵。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

  这样看来，逄伯陵就是太姜的先祖，也是周人之先祖。

  豳(音bīn)国，为周人先祖不窋(音zhú)之孙公刘所建，其祖皆为夏朝贵族，因不窋之父从事后稷(农耕总管)职务，而被称为后稷。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裔孙古公亶(音dǎn)父为狄所逼，率领太姜族人自邰迁徙至陕西岐山下，从此称为周族。豳地的人全都扶老携弱，复归古公到岐下。其他国家的人听说古公仁德，也多归附”。

  由此看来，周族是后稷的后人，那后稷又是谁呢？

  《史记·周本纪》记载，有邰氏之女姜嫄踩巨人脚印而生弃。弃就是后稷，是帝喾的嫡长子，是少昊的曾孙，是黄帝的玄孙。

  如此一来，逄伯陵，确实是黄帝之后，而不是炎帝之后！

  虽然，《山海经·海内经》有“炎帝之孙伯陵”的说法，但是，始终也未见有文字说明此伯陵就是逄伯陵。

  于钦《齐乘》有记，“按：《路史》：逢伯陵，姜姓，炎帝后，太姜所出，始封于逢，在开封逢泽，后改封于齐，犹称逢公”。而《路史》，为南宋罗泌(公元1131年——公元1189年)所撰，成书年代太晚，相对于《国语》《穆天子传》与《史记》，其可信度稍差。

  更何况，“后改封于齐，犹称逢公”中的逢公，明显是指商代末年封于今临朐县的侯国逄伯陵，而这个逄伯陵就是《国语》《穆天子传》与《史记》所记的黄帝后裔逄氏，而非炎帝后裔。

  或许，炎帝也有后裔名逄伯陵，但商代末年的诸侯逄伯陵，却绝非炎帝后裔伯陵。不但二者非一人，而且二者也并非一族。

  罗泌在《路史》之《黄帝后姜姓国》中，对“逄”进行了这样的解释，“太姜之姪，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伯陵太姜之祖。逄公伯陵之后为商侯伯”。

  在这里，罗泌又承认了逄伯陵是太姜的先祖，那逄伯陵自然也就是黄帝后裔了。

  这罗泌也太不严谨了，一会儿说逄伯陵是炎帝之后，一会儿又抛出了逄伯陵是黄帝之后的线索。其前后自相矛盾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实在令人难以明断。

  不过，我觉得，逄伯陵是黄帝长子少昊的后裔的可能性更大！

  少昊是早期东夷族的首领，据西晋皇普谧《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穷桑)登帝位，都曲阜”。“邑于穷桑”和“都曲阜”应该是两个事件，也就是说，“穷桑”和“曲阜”不应该是一回事，这是说，少昊在穷桑登上帝位，最后在曲阜定都。曲阜即今山东省曲阜市。

  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穷桑者，西海之滨”。“西海”，是一个古代的政治地理概念，并非实指。有人认为，西海滨即渤海西部的海滨，乃鲁北平原和鲁西北平原东部这片区域。另据《初学记》二十四徐注，“穷桑在鲁北”。

  鲁北，也就是穷桑之地，也就是少昊后裔逄蒙和后羿的大本营，是逄氏的祖源地(详见《青邱国》一文)。

  商代逄伯陵和夏代逄蒙，都是古逄氏，都是少昊后裔，也都是黄帝的后人。

  在古代，诸侯的活动地域很大，且不固定。逄伯陵的祖先是后稷，是夏朝的“朝廷命官”，也是一方诸侯；后羿前后，逄氏部族在古青州地带活动，其中逄蒙是后羿的将军。逄蒙以后，逄族没落，甚至被迁走。

  商末，周文王的奶奶太姜的侄子，名逄公者，乃逄伯陵后人，被封于山东省临朐县石门坊一带，成为诸侯，是为商侯逄国，历代国君也称为逄伯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逄伯陵。

  《左传·昭公二十年》曾记有晏子的话，“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氏因之，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然而，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曾经猎于画(澅)，即今临淄区淮阳河一带(详见拙作《古画国的猜想》)，也就是说古临淄城一带在商朝曾经是画国的地盘。弥河以东，南部是莱国，北部是纪国。所以，晏子话中“因之”的地域，应该是指今青州的平原地带，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姜太公的古营丘。

  这一带，在少昊时代，为爽鸠氏所有，后被季萴氏所占据，逄伯陵兴起之后，又代替季萴氏占据了这一地带。在古代，今仁河、淄河一线以东，弥河主河道以西的所有山脉，都曾被称作逄山，这是因为商代诸侯逄伯陵，曾经一度占据这一地带的缘故。

  那时，诸侯间经常相互攻伐，领地时常变迁。

  按照晏子的说法，再后来，蒲姑氏兴起，在这一带取代了逄伯陵的势力。这时的逄国，把石虎岭以西以东这一道连续不断的山体为屏障，作为了与蒲姑氏的天然分界线(详见拙作《风景这边独好——探秘桃花山》)。再后来，姜太公便打了过来。

  但是，这一记载还是有所欠缺的。

  据王献堂、周昌富、迟克俭等多位专家考证，商周之际的莱国势力范围曾经西达淄河。王、周、迟三位专家的结论正好符合《竹书纪年》的记载，周初，“武王……命姜太公吕望东征。……逐莱人地入于齐”。

  而金文中又有明确记载：周武王东征时，“丰伯、蒲姑咸哉”。

  很明确，太公东征，只是把莱国人打跑了，而没有灭掉莱国，把莱国占领的青州平原一带这一部分国土，纳入了自己齐国的版图；但是却把逄氏侯国和蒲姑氏侯国给灭了，但不是灭了两个侯国的全族。

  商末，逄伯陵侯国的被灭，与他和商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分不开的。

  《诗经·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的始祖是契，因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所以用“商”命名其部落。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帝尧之异母兄。据《史记·殷本记》，“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相传契是简狄吞玄鸟蛋而生，所以，商人便以玄鸟为图腾。

  据《诗经·商颂》和《史记·殷本记》，商族是鸟夷，是少昊之后。而，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一说，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商族，逄伯陵一族以及周族，都是少昊的后人，周灭商，实际上是“兄弟阋于墙”罢了。只不过，在这场争斗中，逄伯陵没有审时度势，站错了队，最终成了商王朝的牺牲品和陪葬品。

  逄伯陵，作为商朝的诸侯，被姜太公灭国之后，其部分贵族和族人便迁到或者被迁到了山东省济阳，又重新立了国。上世纪，在今山东省济阳县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逄国墓葬群，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出土了一件宝器，刻有“逄彝”铭文。这，便是有力的证据。

  从这一事实来看，在姜太公占据今青州平原一带以前，逄伯陵曾经占据此地。后来，蒲姑氏把逄伯陵赶到青州市石虎岭东西一线以南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莱侯又赶跑了蒲姑氏，从而占据了这里。

  自上古时起，君王和诸侯便祠三皇五帝、日月星神，以及名山大川。然而，逄山之祠，秦时尚未可见。

  据《汉书·地理志》所记，“临朐，有逄山祠”。

  据光绪版《临朐县志》所记，“汉逄山祠在逄山东麓”。

  但是，此记似乎是错误的。

  郦道元《水经注》记曰，“巨洋……又东北，洋水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径逢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逢山下，即石膏山也”。

  可见，逄山祠，在今逄山北，在石沟河河道北侧，且应该在逄山主峰的西北方向。“汉逄山祠在逄山东麓”一说，不知《临朐县志》是从何处考证而来的。

  然而，据王洪吉先生在《逄山地区民俗文化探宗》(发表于《青州古城》2018年第4期总第14期)一文中所记，逄山庙乃古临朐县境内祭祀逄公的最大祠庙，在今逄山初级中学所在地，东侧紧邻崮后村。

  这一位置，在逄山主峰的东北方向，明显不符合郦道元的记载。

  查《青州市地名志》发现，庙头村，“宋代建逄山庙。徐、胡等姓傍庙而居称庙头。原庙、村均在村南1公里。清雍正八年(1730年)遭洪水侵袭后移建今地”。

  这一逄山庙庙址恰好在逄山主峰的北侧，古河道以北。

  再往西去，在今阿陀村西、王坟镇中心卫生院一带，是宋代佛院嘉佑寺的所在，也在河道以北，河水东流出石涧口后，紧接着折向东南方向，嘉佑寺就在逄山的西北方向，这里更符合郦道元的记载，“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径逢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逢山下”。

  所以，宋代的嘉佑寺，可能就是在汉代逄山祠的原址或者原址东侧不远处建立的。

  这“石涧口”，就是今台头村南大石涧。石沟河中上游全是石灰岩山区，处处是石涧，而郦道元特别记曰，“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可见，这“口”是关键。在逄山西北能找到的“石涧口”，只此一处。

  虽然当地人都有故事传承说，这一石涧口本来不存在，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7月23日，一场大山洪暴发，才冲出来的。然而，该石涧口东西长约200多米，南北宽约40米，深达15米，一场山洪无论如何巨大，都难以在石灰岩基上刨蚀出如此规模的河道来。  （下转二版）   （李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