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造化，变化万千，要说哪一座山上有石人、石鼓这样的景观，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仰天山东北，上白羊村西南的山上就有十块巨大的人形岩石，俗称石道人，光绪版《临朐县志》称十道人，山也因之被命名为“石道人山”或“十道人山”；而庙子镇侍郎峪中就有一体型硕大的石鼓，墩放于河谷的右岸之上，有一多半还嵌于崖岸之中，高约3米，直径约6米，浑然天成。

  但是，说逄山上的石人，每逢“齐地将乱”就会擂响石鼓，确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这离奇的记述实在不像是古人的胡言乱语，这不禁激发了我的探究热情。

  据《汉书·地理志》所记，“临朐，有逄山祠”。

  据光绪版《临朐县志》所记，“汉逄山祠在逄山东麓”。

  但是，此记似乎是错误的。

  郦道元《水经注》记曰，“巨洋……又东北，洋水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径逢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逄山下，即石膏山也”。

  可见，逄山祠，在今逄山北，在石沟河河道北侧，且应该在逄山主峰的西北方向。

  然而，据王洪吉先生在《逄山地区民俗文化探宗》(发表于《青州古城》2018年第4期总第14期)一文中所记，逄山庙乃古临朐县境内祭祀逄公的最大祠庙，在今逄山初级中学所在地，东侧紧邻崮后村。

  这一位置，在逄山主峰的东北方向，明显不符合郦道元的记载。

  查《青州市地名志》发现，庙头村，“宋代建逄山庙。徐、胡等姓傍庙而居称庙头。原庙、村均在村南1公里。清雍正八年(1730年)遭洪水侵袭后移建今地”。

  这一逄山庙庙址恰好在逄山主峰的北侧，古河道以北。

  再往西去，在今阿陀村西、王坟镇中心卫生院一带，是宋代佛院嘉佑寺的所在，也在河道以北，河水东流出石涧口后，紧接着折向东南方向，嘉佑寺就在逄山的西北方向，这里更符合郦道元的记载，“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径逄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逢山下”。

  所以，宋代的嘉佑寺，可能就是在汉代逄山祠的原址或者原址东侧不远处建立的。

  这“石涧口”，就是今台头村南大石涧。石沟河中上游全是石灰岩山区，处处是石涧，而郦道元特别记曰，“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可见，这“口”是关键。在逄山西北能找到的“石涧口”，只此一处。

  虽然当地人都有故事传承说，这一石涧口本来不存在，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7月23日，一场大山洪暴发，才冲出来的。然而，该石涧口东西长约200多米，南北宽约40米，深达15米，一场山洪无论如何巨大，都难以在石灰岩基上刨蚀出如此规模的河道来。

  但是，这一传说也不可能没有道理，那就剩下了一种可能，这一石涧口本来就存在，只是日积月累，河道不断淤积，被石子泥沙填埋，后来，古河道又被巨大山洪冲刷并恢复了原貌。

  这也正是元代于钦作《齐乘》时没有提及此石涧口的原因。

  《齐乘》曰，“巨洋水又北经委粟山，又东北石沟水入焉，石沟水出逄山东北石涧中”。这里的“石涧”应该是今被淹没于黑虎山水库之下的古石沟河河道，河道行于石涧之中，于钦是拿逄山作为参照物，但不是郦道元笔下“石涧口”的所在。

  郦道元在记载洋水(即石沟水)时，只所以以台头村南侧的石涧口为标志物，而对于来自钓鱼台的河道没有记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该石涧口是个显著且永久的地理坐标；二是因为，该石涧口来的水，流域面积远比钓鱼台溜水流域面积大，且水流更加丰沛。

  在古代，逄山是个大的地理概念，是这逄国国内山脉的统称，就连青州市城南不远处的劈山，都被称作“逢山阜”(见《水经注》)。

  那么，西汉为什么既不在广县城附近的“逄山”(如劈山、云门山、驼山等)立祠以祀，也不在临朐县城正西的“逄山”立祠以祀，而是跑到相对偏远的庙头村一带立祠以祀呢？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为神爵……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蓬山”，即逄山。

 

 

  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逄山祠创立之初所奉祀的，是逄山的石社与石鼓，而不是逄山，更不是逄公(即逄王)。祭祀逄公，那只是后世的演化而已。

  奇怪的很，据《汉书·郊祀志》所记载，“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然而，对大山的祭祀，从未有像逄山之祠这样，清楚地记载着，祭祀的是“石社”“石鼓”等。

  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石社”“石鼓”必定有所特指！

  楚系简帛文就有“社”字的这种写法，由“示”与“土”组成，“示”即“祭祀”之意，因此，一般认为，“社”是指土地神或者是祭祀土地神的场所。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而《说文解字》有一种解释，“社者，土地之主也”。

  所以，这里的“石社”，就如同王洪吉所猜测的那样，肯定是逄山主峰一带的一个特殊的景物——一块奇特的神石。

  据王洪吉《逄山地区民俗文化探宗》一文所记，在逄山主峰南侧下面，大峪口村张洛溜北岭子上边，有一石柱，高近二十多米，酷似人形，人称“石大人”，有石裂缝恰似人口、人眼，头部似戴可以插花的官帽，腰部有小石柱斜向伸出，极像是一个大人抱着的个孩童，又恰似勃起的乾元男根；乾元男根，与大峪口村南沟里，朝西深藏的坤元女阴洞，即“阴德洞”(注：康熙《临朐县志》对此阴德洞就有记载)遥相呼应，“阴德洞”毁于2014年。

  王洪吉文中还记有一石鼓，2004年尚存，就在“石大人”右侧方向，圆形，东向，高约2米，基部没入土中，正面阴刻有惊恐状人面像，技法古朴，无类近作，背面无字画，无打磨痕迹。

  这石大人和曾经的石鼓位于逄山主峰的东南方向，出于逄山的余脉上，位于东侧悬崖之上。

  光绪版《临朐县志》之说，“汉逄山祠在逄山东麓”，明显与郦道元的记述不相符，倒是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古人曾经在这石大人和石鼓所在的山谷附近建立过“逄山祠”，但是，此“逄山祠”绝非郦道元所记的汉代“逄山祠”。

  据《汉书·地理志》，“临朐，有逄山祠”。既然是逄山祠，那将其立在逄山主峰附近，尤其是宋嘉佑寺一带，是最合常理的。

  当然，“石鼓鸣则年凶”“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这才是西汉立逄山祠的根本原因。“祠逢山石社、石鼓”，是祈求石人不去击鼓，以免齐地之乱，以求平安幸福。

  听起来真有些邪乎，不是吗？

  然而，这样的记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有史料记载的“鼓鸣”有四次，康熙《临朐县志》记一，“崇祯乙亥曾有闻其声者，自云：‘山鸣而声若鼓也’”；光绪《临朐县志》又记三，“明崇祯十三年，山鸣数日。国朝康熙四年大旱，鸣如牛吼。咸丰十年冬逄山石鼓鸣”。

  两次像打鼓声，一次是山鸣，一次像牛吼声，它们都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鼓鸣”。

  查阅光绪版《益都县图志》发现，“崇祯十二年，自春正月不雨，至于夏六月；秋七月，大蝗，水涸，大饥，人相食”；“崇祯十三年夏，蝗，旱；秋，大饥。群盗蜂起”；“康熙三年夏四月，陨霜，杀麦。大旱，蠲(juān)免本年租银，并遣官赈饥”；“康熙四年大旱，大饥，蠲本年田租”。

  康熙版《临朐县志》记载，“崇祯八年(即崇祯乙亥年)，逄山石鼓鸣，声隆隆如雷”；“崇祯十一年四月，霜伤桑麦，草木如冬；自六月不雨至于冬十月，冬无雪；冬十二月恒霾。十二年正月至于二月恒寒；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蝗，不雨至于十月。十三年二月丙辰，日赤如血，日旁复有一日；自三月至于五月不雨，六月一雨，至于八月不雨；大蝗；十月，麦、米、菽斗各钱二千有奇”；“康熙四年大旱，抚院周、提督杨亟请蠲、赈。全免钱粮，发银赈恤”。

  其中三次大旱而“鼓鸣”，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正是前人记为“石鼓鸣则年凶”“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的原因。石鼓正面上阴刻的惊恐状人面像，则说明了人们对“鼓鸣”的恐惧和敬畏。

  逄山一带属石灰岩地质构造，地下溶洞和暗河的发育较为完备。这石鼓所在的山溜子地层之下，肯定有尚未人们所知的大型石灰岩溶洞。长时间干旱，地下水位降低，地层干裂，容易形成塌陷，如果大旱之后又遭逢持续降雨，造成大量雨水下渗，潜蚀作用增强，与溶洞溶隙接触部位的土粒被逐渐带入溶洞，随暗河流失，也极易引起地层塌陷变形。

  所以，大旱或者大涝之年，都会有地层内部的塌陷，从而形成“鼓鸣”之声。无论大涝还是大旱，肯定“年凶”，“年凶”则百姓无粮，无粮则无以度日，百姓无法度日则“齐地”就可能会发生大乱了。

  再来仔细研究一下康熙版《临朐县志》的记载，“崇祯四年，大水，没地无算。五年，恒雨，自六月至于九月，伤秋稼。是年五月，新寨店崔府君庙钟自鸣。六年三月，夜有两鬼对哭县门，直宿者击之而灭。七年正月朔五更，震电暴雨如盛夏，飞虫皆出，已而大雪。八年，逄山石鼓鸣，声隆隆如雷。九年，秋七月，大风拔木，雨雹如荔枝实，大者如马首，伤秋稼，是年至十年荐蝗蝻，豆禾草竹皆尽。十年正月朔乙丑，午刻，日有食之。春夏，牛大疫，死者十八。冬十月地震，声殷殷如雷，动震屋瓦”；“崇祯十一年四月，霜伤桑麦，草木如冬；自六月不雨至于冬十月，冬无雪；冬十二月恒霾。十二年正月至于二月恒寒；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下转二版）  （李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