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建立起亲密的鱼水关系。日伪军的血腥政策，吓不倒革命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安全；千方百计地给游击队送盐、送粮食、送情报。

  群众把八路军视为亲人，把帮助掩护、保护抗日物资、保守抗日秘密看作是应尽责任，为此不怕担风险，甚至不惜献出生命。

  “围子里”三村人民对八路军的印刷厂、文件物资也是拼着身家性命加以保护。1940年秋冬季节，日伪军探听到有关印刷厂情报后，多次搜剿“围子里”。妄图一举铲除摧毁地下印刷厂，由于洞口极为隐蔽及群众基础比较好，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气急败坏的敌人烧掉了10余户人家的房屋50多间。1941年4月17日，寿光辛家庄据点的日伪军100多人，突然再次包围“围子里”，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在地里干活，发现日伪军过来，便顺着抗日沟转移了，在“围子里”的人们大部分及时下了地道。日伪军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搜，把未能及时掩藏的老弱病残群众和孩子集中赶到史家庄的大街上。日军逐个人看衣服、翻口袋想从中打开突破口。敌人从十六岁的姊妹团团长史凤英的口袋里搜出一支细铅笔头，便当作八路干部嫌疑进行审问，要她说出报社藏在哪里，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史凤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报社。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顿耳光打得她满脸紫青，口喷鲜血。再问八路军印刷厂在哪里，物资藏到何处，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敌人气急败坏，用皮鞭凶狠地抽打她，史凤英怒视敌人：你们这些狗强盗！就是杀了我，也不知道！日本鬼子无计可使，凶象毕露，把她拖进了史成学的小西屋里，在她痛苦尖厉的叫骂声中剥光了衣服，一个禽兽不如的日军军官狞笑着扑向了她……这时，说时迟，那时快，藏在东屋内的史成学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地抽出藏在屋檐下的红缨枪，愤怒地向日军军官刺去，结果被敌人连捅三刺刀，英勇地倒在血泊中。气急败坏的日伪军点燃了房子，将史凤英活活烧死在屋内。紧接着把十几位老人捆绑起来，引逼利诱老人们说出洞口在什么地方，八路军印刷厂在哪里，物资藏到何处，老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知不道！”“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残忍地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在大街上！

  同年9月的一天，日伪军再次包围了许王村和史家庄，当时寿五区区公所和县公安局的同志正在许王村李序吉家里开会，听到枪响后紧急转移了。李序吉的母亲正在收拾同志们坐的凳子，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威胁她说：你这个八路老婆子，今天不说出报社及其印刷厂藏在哪里就叫你去见阎王。她被连拖带拽地来到史家庄《群众报》社隐藏的胡同里，同时被绑到这里的，还有李洪喜、李序成、李相、史宗仁。鬼子杀气腾腾，明晃晃的刺刀在人们面前摇晃着，一个伪军头目大吼：今天不把报社交出来，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敌人一个一个的对他们反复地拷打审问，大家都说，不知道！紧接着又是一阵毒打，换来的还是一句：“不知道！”为了杀一儆百，日军先用刺刀捅死了六十多岁的李大娘，然后将其他四个人分开审问，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一句：什么也不知道！敌人黔驴技穷，便下了毒手，四名群众为保护报社印刷厂文件物资，在遭受日伪军任意侮辱和毒打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不到半年的时同内，在敌人多次围剿中，为了保护《群众报》社及其印刷厂的安全，“围子里”共有10余名无辜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分别是史凤英、史成学、史宗人、史美红、李相贤、李洪喜、李东义之祖母，李锡诚、李东甫父子及其女婿。先后有200多间房子被烧毁。《群众报》社及其印刷厂却安然无恙。

  此后“围子里”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并企图扒掉用以掩蔽抗日军民的土围子墙，在以后日伪发动的三次大的“扫荡”中，又有数十位村民惨遭杀害！“围子里”三村人民为抗击日寇侵略做出了巨大牺牲！

  四边县委领导“围子里”三村人民展开地道战。“围子里”三村人民在四边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不断总结和日伪军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吸收外地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日伪军展开地道战、游击战、麻雀战。采取了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战法。发动群众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为了有效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围子里”修成了户户贯通、功能齐全的地道。在这个时期，不光秘密地下兵工厂、《群众报》社印刷厂有地道出入，而是“围子里”三村人家家户户都挖地道，地道是由“围子里”三村数十名共产党员，带领“围子里”三村村民为抵御日寇侵略，在原有“古地道”的基础上拓展、延伸挖掘而成的，三村男女老少全民动员，他们先在自家院内把地道挖好，然后一起挖主巷道，户户相通、街街相连。为了保密，地道一般都在夜间挖，男民兵在地下挖，女民兵和儿童团组织孩子在上面运土，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新土，人们车推、手提、肩挑把新土运到地里，填坑，做假坟，做成假粪堆。人心齐泰山移，经过“围子里”三村人民的艰苦奋斗，半年的时间里“围子里”就挖成了户户相通，四通八达，功能齐全，能藏，能打，能进，能退的地下长城，主要是为了过往地下交通线的同志藏身所用，这条地道连接了益北行署、四边县行政办事处、院子，连接村内其他重要地点，如《群众报》社、兵工厂等，还能通到“围子里”外边。各家洞口设计的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在锅灶下，有的在草棚和牲口棚，有的在炕洞，有的在柜下、有的在磨盘底下，真可谓能想的都想到了。地道主巷分上下复洞，洞口设有多种多样的开关盖、开关门，既能防水、防毒、防火，又能防破坏、防封锁，每个转角处都留有抢眼、陷阱、暗洞。地面上村民家中的灶底、树洞、水井、碾盘底，野外崖旁都有伪装的地道和射击孔，其地道洞洞相连，户户相通，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下战斗堡垒。正因为有了四通八达、功能齐全的地道，在日伪发动的多次大的“扫荡”中，“围子里”党政军机关和三村人民才有效地机动灵活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及重要物资、财产损失，弄得敌人对“围子里”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当年，“围子里”三村的父老乡亲们依托地道，成功粉碎了日军数十次猖狂的进攻和围剿，在消灭大量敌人的同时，有力地保护了自己，为当时扭转战局、扩大敌后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正因此，“围子里”演绎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故事。这个“围子里”被载入抗日战争史册。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残酷的条件下，“围子里”三村人民革命热情很高，男女老幼村民都发动起来了，各个村的抗日组织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妇女们成立了妇救会，识字班，妇女都剪了长发，当时有10多名妇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成立了“抗战小学”——益北完小，组织“围子里”三村及周边方圆10多公里范围内的村庄儿童读书识字，宣传抗日思想，成立了儿童团，每人一枝红缨枪，孩子们站岗放哨，唱抗日歌曲。当时的“围子里”三村真成了红色的村子，名符其实的抗战堡垒村，周围村的人都称“围子里”三村为“东方莫斯科”“小延安”。

  战争年代，“围子里”三村人民不遗余力地支援抗战，为救护八路军伤员倾其所有甚至舍生忘死，为抗战后勤保障和伤员救护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称为“山纵的好后勤”。

  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益北小块游击根据地逐渐连成片，益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并逐渐巩固。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杨国夫后来在回忆清河地区的抗日战争历史时曾谈道，“各根据地在那时期都很艰苦，益北更艰苦，但战斗在那里的同志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一直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那里的群众也是很好的，那时候，老百姓背一个背篓子，随时配合部队转移，打击敌人，许多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

  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中，一批又一批人民英雄挺身而出，临敌不惧，宁死不屈。他们用身躯，用实际行动，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屈辱走向独立，从脆弱走向富强，用热血筑成了我们新的长城！

  在我国第8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重温烈士留下的宝贵财富，不仅仅是缅怀，更是传承！

  当前我市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迫切需要全市上下进一步学习和发扬战争年代“围子里”三村人民不遗余力地支援抗战的先进事迹、崇高精神，让一大批姊妹团团长史凤英式的干部群众涌现出来，牢记使命、开拓创新，爱岗敬业、奋勇争先，为加快建设“五强四宜”现代化美丽青州提供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