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贞

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要吃一碗面条是最普通、最平常的事。然而，一九七六年正月十六吃的那碗豆角面条，却时常触动我的味蕾，令我回味无穷。
我的家乡在山东临朐县石门坊山脚下，现在是一个风景秀丽之地。但在我儿时记忆中，家乡田地少而贫瘠、生产力简单而落后，人们生活穷困而艰难，父辈们常为每天的生计发愁，奔波。尤其是在靠挣工分过日子的集体大生产年代，像我们这个既缺劳力又遇不幸的家庭，景况更是雪上加霜。
一九七五年，对我们家来说是极为不平常的一年。我家八口人。大姐已结婚，剩下的五姐弟全在上学。家里虽穷，坚强的母亲曾含着泪说：“再穷也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我是七三年恢复考试后考进高中的，二姐上学比我晚，可她聪明好学，每上一年或两年就跳一级，连跳三级还是班里优秀生；三个弟弟，两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只有父母二人。我们姊妹五人一年分的粮食只能是基本口粮，每人小麦七十余斤、玉米百余斤，一年口粮短缺一半以上。
为了过年能吃上一顿饺子，分了小麦后，母亲便用袋子单独留下几十斤放在缸里存着，直到过小年时，才拿去磨成面粉待过年吃。
东皇既逝，槐序又至。一晃就到了一九七五年夏天，二姐要考高中。可这年，初中考高中，由文化考试改为群众推荐。无论初中校长还是高中校长怎样做工作，村里干部就是不答应推荐二姐上高中，唯一理由是我家上学的孩子太多。这个夏季，我高中毕业，村里推荐了一名老党员的孩子上大学，我向往已久的大学梦破灭了。
一九七五年，是我家最不幸的一年。虽然下半年增加了我和二姐挣工分，减轻了些家庭负担，生活有所好转。但母亲不幸积劳成疾去世，父亲风湿性关节炎加重，原本贫穷的家庭，更是举步维艰。还没进腊月，家里就开始一日三餐稀粥的生活。春节这天，一家人吃了饺子后，谁都不愿多说一句话，也不愿意出去拜年，只是呆呆地听着村里接二连三的鞭炮声。这迎新喜庆的鞭炮声响撞击着我们的心灵，听来是如此嘈杂、凌乱、烦心。
一九七六年正月十五闹元宵，村里村外鞭炮乱响，烟花串飞。我家院子的北屋里，昏黄的油灯下，一家六人商议着如何度过眼下的饥荒。父亲拿出三个月来靠卖鸡蛋和养兔子积攒的家里仅有的十三元八角钱交给了我，我决定到广饶县多买些胡萝卜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当晚十点，我装上口袋，推着轮车，趁着夜色，独自向广饶县进发。
阴沉的天，漆黑的夜，路两边泛白的积雪指引我前行的方向，呼啸的北风刺得全身由疼痛变为麻木。我艰难行进在公路上，向北而去。
正月十六九点多，走了九十多华里的我，来到了益都县高柳公社公路旁的高柳饭店。疲惫不堪的我想进店吃点饭，歇歇脚。停下推车，提着包裹，进了店，向服务员要水喝。服务员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后反复打量着我说：“开水还没有，要吃饭，只有面条。”
服务员的神情，让我有些懵圈，下意识对着饭店大门上的玻璃一照，自己也笑了：两道眉毛就像横着的两根白蜡，睫毛也霜白了，一条薄薄的单裤裤脚处裸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踝。
饥肠辘辘的我顾不了寒酸与窘态，拿出包袱里的地瓜面窝窝头就啃。经过零下十多度冷冻了的窝窝头，已变得比石头还硬，根本吃不了。无计可施的我，又问服务员有没有开水，答案还是否定。无奈的我只好硬着头皮询问一碗面的价格。回答：“二两粮票两角钱。”
我舍不得花两角钱，转身想离开。可麻木的双腿不听使唤，刚迈出大门就跌了一跤。寒风刺骨，全身如同掉进了冰窖。我挣扎着站起来，头晕心慌，源于饥饿。此地离目的地还有三十多华里。犹豫再三，我买了一碗面条吃。
坐等时，飘来的那股香味，太诱惑我了。面条端来后，我对着碗先是深深地吸一口，接着挑了根豆角尝。豆角虽是夏秋晒干的储藏品，经饭店的锅炒水煮，浓香四溢，清爽至极。再挑起一箸热腾腾的面条吞下，香气、热气直冲五脏六腑，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那感觉幸福极了。一碗面条下肚，还是不顶饿，只好再向服务员要了一碗面汤填充。喝罢，拿上行李，推起轮车，恋恋不舍地继续赶路。
当天买了四百八十斤胡萝卜后就往回赶。那晚我住在益都县最北部一个村的牛棚边，床是热情善良的饲养员大叔用玉米秸帮我铺好的。午夜一过，我就动身赶路。第二天九点多，恰巧又赶到了高柳饭店。
此时我是多么想再吃一碗豆角面条，可我那时一分钱都没有了，饥寒交加的我觍着脸向服务员要了碗面条汤，泡上窝窝头吃了一顿饱饭。
四十余年过去，每逢正月十六，早饭我都坚持吃面条，虽然味道丰富了，但再也没有那年这天在高柳饭店的那碗豆角面条的感觉。即使如此，我还是坚持每年正月十六吃面条。
我吃得不仅仅是面条，是对艰难岁月的回忆，回忆不是目的，是提醒我不忘过去、珍惜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