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 李凤琪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青州满族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和优秀人物，胡刚、胡旭、胡可三兄弟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在日军侵华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他们的悲欢离合谱写出精彩动人的篇章。

三兄弟少年时期

胡刚(1916年生)，胡旭(1918年生)，胡可(1921年生)，祖隶青州满族正蓝旗。他们的父亲胡玉振，清末被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归国后由教练递升为旅长。1926年冬离开军队，1929年春病逝葬于青州。其时，胡刚年仅13岁，胡旭11岁，胡可8岁。在此之前，他们的生母己经去世，寄居在伯父家中。胡刚14岁时，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胡旭、胡可在青州读完小学考入一中，后转至济南读书。
他们的青年时代，祖国正处于战乱频仍，内忧外患极其严重时期。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全境沦陷。这种形势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各地学生纷纷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胡氏三兄弟革命思想形成并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时期。他们从读鲁迅杂文、老舍和张天翼的小说开始，进而读一些社会科学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奠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1931年冬，年仅15岁的胡刚就参加了济南学生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接受了革命群众运动的洗礼。他带回来的革命宣传品，曾经对他的两个弟弟产生了启蒙作用，兄弟三人便一起汇集到这股洪流之中。
此后不久，胡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去汶上县当小学教员；这时，胡旭被当时的形势所感染，已按捺不住革命激情，想离开青州去北平，名义上是求学，其实是想去参加学生运动。作为兄长，胡刚为胡旭题赠了鲁迅的警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胡旭到了北平，开始参加“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后于1937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936年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新的形势，北平地下党组织了140多个进步青年，分批经山西去陕北苏区，胡旭也参加了。他们走到陕西韩城，被国民党驻军扣留，因当时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条件，他们只好将扣留的这批人遣送回藉。

战争年代合影

1937年1月，胡旭途经济南的时候，胡可已去济南读书，胡刚因寒假从汶上回济，兄弟三人在春节期间作了一次短暂的团聚，在济南进行了彻夜长谈。胡旭经历的事多，向大哥和三弟讲了不少令人鼓舞的见闻；而胡刚年长读的书多，他从社会制度的更替讲到阶级、剥削和剩余价值，讲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谈到激动处，三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救亡歌曲。春节过后，胡旭决定回北平找组织，胡可暂留济南读书，胡刚则去阳信教书，以便用他微薄的收入，继续接济两个弟弟。
 

建国后合影

1937年署假期间，胡刚从阳信回到济南。年仅16岁的胡可满怀着对：“救亡前线”北平的憧憬，向大哥提出要去北平上学。胡刚支持他，并亲自送他上火车。但没想到，胡可到了北平正赶上“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传到北平，硝烟迷漫，战乱纷起。胡旭参加了在北平西山一带活动的抗日游击队，胡可也跟哥哥一起投入战斗的行列。后来这支游击队被编入聂荣臻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胡旭在第一军分区战线剧社任社长；胡可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从事文艺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胡旭和胡可都未离开晋察冀地区，兄弟两人彼此还能见面，唯独和大哥胡刚完全失去了联系。
原来，1937年秋天，胡刚由阳信转到德平县当教员，当时日寇已打到德州，距德平仅有百余里。他一直想去陕北解放区参加革命，但又牵挂着家乡寄居在伯父家中的小妹和小弟。他独自骑自行车跋涉千里，历尽艰辛，用了十多天时间回了一次青州老家。在家稍住了几日，为妹妹和弟弟的生活做了安排，随后离开了家乡，目的地是去陕北。他骑自行车先到济南，再乘火车经徐州西去，12月下旬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后来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三兄弟全家合影

1938年4月，他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学习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毛主席到校讲话，胡刚和同学们纷纷要求毛主席题字留念。毛主席在胡刚的毕业证书背面写了“革命到底”四个字，使他终生难忘，成为后来鼓舞他战斗的动力。
胡刚毕业后留在抗大工作，这一时期，他和两弟弟彼此都不知下落。有一次。他偶然遇到一个在济南乡师的同学，从晋察冀来延安党校学习，告诉他两个弟弟的情况和所在单位，但因彼此驻地相隔很远，难以见面。做为兄长，他不仅惦念着两个弟弟的下落与健康，更关注着他们在走什么道路。他的心情是：只要知道弟弟们都在革命队伍里，工作生活得很好，即便见不到面心里也就踏实了。
这段时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对太行山根据地实行“拉网大扫荡”，抗大是其要消灭的重点之一。当时，抗大各单位都派出人员组成游击小组，与当地基干民兵一起战斗。胡刚曾经五渡黄河，三过敌人封锁线，由于形势恶劣，山川阻隔，行踪不定，兄弟三人彼此都不知音信。
1944年形势好转后，胡刚收到胡旭、胡可各自写来的一封信，这是他们分别托人从晋察冀带到陕甘宁的。从他们写信到胡刚看到信，竟然用了一年的时间。
抗战胜利后，人们希望安居乐业，恢复战争带来的创伤，可是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1945年8月，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了张家口。这时胡旭、胡可所在的抗敌剧社随军进驻了张家口。军区政治部任命胡旭为人民剧院副院长，负责组织戏剧和电影的演出；胡可则在抗敌剧社创作组工作。
1945年10月，胡刚所在的抗大总校由陕甘宁出发进军东北，胡刚曾路过张家口，但没有停留。他得知两个弟弟在张家口，便给他们留下了一封信，告诉了自己的情况。抗大队伍进入东北后先到通化，抗大学校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胡刚在学员队任指导员。1947年调东北军区军工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是敌我双方争夺最激烈的战场。山海关、沈阳至长春一线开始被国民党控制，互相通信困难。而且兄弟三人彼此工作都十分紧张，至1948年，胡刚只收到胡旭、胡可分别写给他的一封信，这两封信竟走了两年的时间。这年七月，胡刚给胡可写了一封回信，后来才知道这封信直到49年4月胡可才收到。此时，胡刚已随军进驻沈阳，而胡旭、胡可已随军进驻北平了。
1949年4月，胡刚托去北平开会的人打听消息，这位同志带回了两个弟弟的信，希望大哥去一趟北平与他们团聚。当时胡旭、胡可因在文化战线卓有成就而参加了建国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胡刚请假去北京，与两个弟弟久别重逢。这是兄弟三人分别十二年后的第一次团聚。
建国后，胡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副主任，后受命组建北京电视台，胡可在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从事专职创作。1949年秋，胡刚调至全国总工会，从事工会国际联络工作，任联络部副部长。兄弟三人都在北京。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开拓陕西的电视事业，胡旭被调往西安，任陕西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电视台台长。由于工作繁忙，兄弟间书信往来稀少，引起兄长胡刚的怀念，1964年他曾寄胡旭弟诗一首：
燕秦远隔雁来稀，莲菊枯荣两不知。
情重少年风雨日，音疏老大太平时。
江河堪慰流同向，儿女莫教栖异枝。
长夜孤灯思手足，脊令促我觅新诗。
这段时间，也是胡可在戏剧创作上走向成熟的时期。1949年完成的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在全国许多地方上演，并被译成俄、日、朝、蒙、匈、罗、英等多国文字，后改为同名电影。他相继又创作了多幕话剧《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1978年后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胡可每有新作问世，胡刚便赋诗鼓励，他七十岁时，胡刚赠诗写道：
戎马生涯岁月长，一枪一笔度沧桑。
豪情孕自硝烟处，战斗凝为翰墨香。
戏剧激昂增士气，文章犀利启心窗。
古稀且当青春过，欲效梅花正吐芳。
胡氏兄弟团聚之后，因小妹、小弟没有下落，三人一直魂牵梦绕，寝食不安。1954年，他们得到小妹胡娴敏的消息，写了一封“试投”的信，胡娴敏回信告诉三位兄长，日寇占领家乡青州城后，不久她就离家出走外出求学。在战乱中她带着小弟胡腾骐，从山东走到安徽阜阳，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结婚后同丈夫一起转到安徽，在小学任教。小弟胡腾骐在阜阳时，考上了海军学校，后来在一次撞船事故中遇难身亡了。
1955年，胡娴敏利用假期，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来北京和兄长及家人团聚。此时，胡刚与她分别已十八年了，而她和胡旭、胡可分别得时间更久。
1982年胡刚离休后，讲学、写诗、研习书法，笔耕不辍。他八十岁那年，患肝癌动了大手术，生死关头他从撰写白求恩、柯隶华的诗词中取力量，战胜了病魔。多年来他写诗1000多首，出版了诗词书法专集。2018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2016年8月9日是胡刚的百岁诞辰，当他忆起1992年回故乡青州时，曾赋诗一首：
云门山顶白云飞，
老伴相携上翠薇。
大寿字前留倩影，
廿年回顾感时移。
故乡增彩花都誉，
祖国高歌崛起诗。
我欲因之重振奋，
期颐挥笔颂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