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兆麟，男，江苏苏州人，193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结业。上海大学副教授、上海巿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上海巿朗诵协会会员、上海筷箸文化促进会名誉副会长。曾任上海大学老教授协会分会会长、上海大学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巿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理事、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评委。
60年笔耕不辍，所写作品的文体有散文、杂文、诗歌、儿童文学、传记文学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晨星集》《夕照青山》《神剪传人绽奇葩》和《晚霞斑斓》(纳入上海巿作家协会组编的上海老作家文丛第八辑)等数部。编撰的书籍有《神话天地》《革命家书》，参与编撰的书籍有《中国鬼话》《中国神怪故事大观》和辞书《语海》等。杂文《不人道的比赛》获得第五届“上海巿新闻奖”，儿童诗《闪光的储蓄罐》获第十一届“陈伯吹儿童学奖”，《梦》《描绘人生的彩霞》获上海《少年报》设置的“小百花”奖。个人传略收录入《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华人物大辞典》和《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等辞书。

梦——庞兆麟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突然长大了，
在报社当上了一名记者，
用笔奉献自己的才能。

我带着采访任务，
驰骋在浦东开发区，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顿时在我的眼前纷呈。

我来到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接待我的中方经理竟是我小学的同学，
一位令人钦佩的优等生。
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企业的规模，
他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浦东的前景。

听着，听着，
我仿佛已置身于欣欣向荣的新区，
听着，听着，
我似乎已沉浸在名震四海的巨城。

我奋笔疾书，
连夜赶写一篇报道，
准备第二天就把它刊登。
可是，刚写了一半，
滴铃铃……
无情的闹钟
打断了我的美梦。

啊!这哪里是梦？
分明是我的理想在升腾，
因为我早就立下了志愿，
要做开发浦东的先锋。
(刊于1991年4月上海《少年报》，获“小百花奖”) 

闪光的储蓄罐——庞兆麟
支援灾区的捐赠仪式，
在少年宫的大厅里隆重举行，
一只沉甸甸的储蓄罐，
吸引着千百双少先队员的眼睛。

储蓄罐的主人究竟是谁？
大伙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主持人沉痛地宣告——
他叫吴强，不久前癌症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

吴强是杭州紫阳小学的学生，
他心目中的榜样就是赖宁，
吴强还是红十字会的会员，
“救死扶伤”镌刻在他的心灵。

一九九一年的初夏，
小吴强不幸患了癌症，
可怕的灾情从四靣八方传入病房，
牵动着他一个病孩的心。

逼人的暴雨，
袭击着城巿和乡村，
残酷的病魔，
也向吴强疯狂地进攻。
无奈，医生护士都默默地退出了病房，
只有爸爸还不甘心地守在孩子的身旁。

小吴强紧闭的双眼突然一颤，
干涩的嘴唇微微牵动，
思绪万千，万千思绪，
好像有什么心里话要和爸爸讲。
爸爸噙着泪水，俯下身去
倾听孩子发自肺腑的心声：
“別忘了，把我的储蓄罐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微弱的声音像一股暖流注入爸爸的心房。

啊!小吴强留下了临终的遗言，
匆匆地离开了人间，
啊!小吴强留下的那只绿色的储蓄罐，
在红领巾的飘扬下闪闪发光！
(刊于第1207期《少年报》，获第11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我的天安门广场情节

天安门广场是首都北京的中心广场，是政治集会和节日活动的重要场所，面积达40万平方米。广场北端屹立着天安门，广场中间设有升国旗的旗杆座，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南有毛主席纪念堂，西侧有人民大会堂，东侧有中国国家博物馆。布局严整，气魄宏伟。
很多人都有天安门情结，而我更不例外。
1959年3月，我被选派到教育部、中央文改会和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北京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北京，心情自然十分激动。在学习期间，有两件事都和天安门广场有关，令我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正式上课前，班里先组织全体学员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为期三天的建筑人民大会堂的义务劳动。建造人民大会堂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大项目，大家都为自己能参加这一重大工程的劳动而感到荣幸。我和同学们一起满怀豪情来到工地，头戴藤条安全帽，推着小车，来回疾跑，不断地运送砖头和各种建筑材料。尽管当时北京的气温在零度以下，对从南方来的学员来说，感到寒气逼人，但由于大家越干越来劲，不但抵御了寒冷，而且人人都汗流浃背。三天的劳动很快就结束了，临走我们还在脚手架旁集体合影留念，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
到了7月中旬，学习结业了，临别前的夜晚，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此时人民大会堂的外形已经呈现在我的眼前，但还未全部竣工。直到国庆十周年时，她就以金碧辉煌的雄姿展现在首都人民的眼前，还通过电视荧屏，展现在全国人民的眼前。尽管我只参加了三天劳动，但其中也渗透着自己的点滴汗水，因此感到万分欣慰。
20多年后，我第二次来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直奔天安门广场，终于亲眼目睹象征民族团结、国家兴旺的人民大会堂的雄姿;当我全神贯注地参观富丽堂皇的各个厅堂时，作为曾经为她添砖加瓦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内心的激动自然是难以抑制的了。
第二件事是，为了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将举行盛大的游行。我们语音研究班的师生不仅要参加游行，而且被安排在离天安门城楼较近的国家机关行列。届时，国家领导人都将登上城楼，检阅游行队伍。能见到国家领导人，这是梦寐以求的事。于是，隔天晚上我激动得难以入眠。
翌日清晨，我随队伍雄赳赳地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我心想，游行将持续好几个小时，国家领导人检阅一段时间后，得到后台休息片刻。要是我们的队伍经过天安门时，正好国家领导人到城楼后面的休息厅去休息，那就见不到了。然而，我真幸运，当我将走近天安门时，国家领导人正热情地在检阅游行队伍。于是，我终于亲眼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神采奕奕地向游行群众频频挥手致意，我禁不住和同学们一起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
50多年前和天安门广场有关的往事，我至今想起，其景其情，仍然历历在目。
（原载于2016年12月23日《静安报》）

德高望重的陈伯吹

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陈伯吹逝世已近20周年，有关陈伯老的生平事迹大家都已十分了解。作为他的忘年交，我想说说自己和陈伯老交往中的所见所闻。
我在青少年时期就读到过陈伯老的作品，可对他老人家为儿童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那高尚的品格，还是在日后的交往中逐渐了解并感受到的。
1958年2月，陈伯老在《儿童文学研究》第4期中发表了题为《漫谈当前儿童文学问题》的文章，在谈到编辑审稿时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那些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它们是“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品！

然而，这段话却引来了不大不小的风波。1960年春，上海作协的大厅里，批判起所谓“童心论”，陈伯吹成了宣扬“童心论”的罪魁祸首。会开了三四次，终于开不下去了，也就不了了之。某些人之所以要批判“童心论”，因为他们用极“左”观点审视问题，认为“童心论”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真是无限上纲，无稽之谈!可是，事过境迁，“四人帮”被粉碎后，文艺领域也得到了拨乱反正。1977年，也是在上海作协的大厅里，召开了为“童心论”翻案的讨论会。我出于义愤，于1980年，写了篇题为《儿童文学要注意儿童特点》的评论文章，也为“童心论”翻案。该文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星期文谈》栏目中播出，陈伯老听后就写信给我，他在信中说，“你写得很好，如今儿童文学的理论是薄弱的一环，需要更多的同志来共同开垦，希望你能参与”。从此，我和陈伯老的联系就密切起来，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我就涉猎儿童文学，写了一些儿童诗、寓言和童话等儿童文学作品，还被邀担任“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评委，协助陈伯老做一些有关评奖的工作，同时还为得奖作品写评论，自己写的一首儿童诗《闪光的储蓄罐》也得了第11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就这样，我有机会在儿童文学的长河里遨游了一番。
1981年，陈伯老慷慨地将“文革”期间被扣留的五万五千元稿费捐出来，设置了“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以奖励优秀作品。当时，这五万五千元可购置两幢三层楼楼房，可老人家并没有考虑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心想用奖励优秀作品来发展儿童文学。作为陈伯老二十多年的忘年交，我对老人家的生活和生活环境是非常熟悉的。陈伯老的寓所并不宽敞，采光也不好，阳光进入屋内不多，这对他经常伏案工作，以及他和夫人的健康极为不利。家里没有装空调，到了冷天只用取暖器吸取一点热量。家里的陈设极其简陋，除了已经十分陈旧的床、大橱、书橱、方桌和写字台外，连沙发都没有一只。我真为老人家担心，他长时间伏案工作后，却不能在沙发上靠一靠，舒展一下疲劳的筋骨。
有几次，我去他家时，正逢陈伯老和夫人吴鸿志共进午餐，映人我眼帘的总是一荤一素一汤。老人家不抽烟不饮酒，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陈伯老因没有亲属和他们二老做伴(他的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每到过年接二老去北京度假)，故曾请一位保姆帮忙照料生活，这位保姆回乡去了，改请钟点工帮忙，后来连钟点工也不雇了，家务全由八十多岁的老夫人操劳。可见，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过得并不那么舒服。陈伯老的穿着不仅朴素，而且不合潮流。一年四季总是穿一身深蓝或淡灰的涤卡中山装，在家时穿中式短衫，有时再套一件马甲，看起来宛如三四十年代老人的打扮。只有当他出国参加国际性会议，或接待外国客人时，才穿一下料子非常一般的西服。他到少儿社去上班或有事出门，手里总拎一只老式的人造革包，走到人们面前，谁知道他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大作家。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两位研究儿童文学的青年学者先后发表与陈伯吹商榷的文章，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只有跳出“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一框框，才能使儿童文学更好地显示出审美作用，真正体现儿童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削弱乃至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当时，陈伯老看了他们的文章后说，“这种平等的争论，属于学术范围的争鸣，有益于推动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他表示欢迎这场争鸣，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这场争鸣引起儿童文学界的重视。然而，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是中老年儿童文学作家，他们都认同陈伯老的观点。陈伯老说，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当然得通过审美作用来体现。在当时这场争鸣中，充分显示出陈伯老的豁达大度，真可谓宰相肚里好撑船。
光阴荏苒，1981年陈伯老出资创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经过六年评奖后，由于物价上涨，靠基金生息发奖，已感到有些拮据。当我看到陈伯老为此愁眉不展时，就主动表示愿意向自己较熟悉的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去求援。当时，该会的理事长是市老领导陈国栋，主持工作的副理事长是我在上海教育学院任教时的老领导姚庄行同志(党委书记，后任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当我偕同《少年报》编辑、儿童文学作家黄修纪一起登门求援时，立即得到他们的同意。不久，姚庄行和秘书韩秀芳一起到陈伯老家去拜访他老人家，并当场表示愿意资助“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陈伯老对他们慷慨资助，深表谢意;同时，他为我能牵线搭桥，为儿童文学奖解了燃眉之急，亦表示感谢。如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已改组并发展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评奖的范围已扩展到世界各国。在此，我要虔诚地告慰陈伯老:你创办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将誉满世界各国，格外熠熠生辉!
（写于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