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 李瑞之
据元代于钦《齐乘》之言，寿光市钓鱼台乃辟闾浑墓的别称。
辟闾浑，乃东晋幽州刺史，《魏书》有传，死于南燕定都广固城的前一年。慕容德“北伐广固，司马德宗幽州刺史辟闾浑闻德将至，徙民八千余户入广固，遣司马崔诞率千余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张豁屯柳泉。诞、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浑惧，携妻子北走，德追骑斩之。浑少子道秀自归，请与父俱死。德曰：‘浑虽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广固，僭称尊号，号年建平。”
辟闾浑墓，故址在今寿光市城南钓鱼台村东西大街东端路北，弥河故道西侧，今已了无踪迹。村民介绍说，辟闾浑墓在20世纪60年代被彻底整平，村东紧邻的荷花湾，是用钓鱼台的土填埋原来的弥河故道而成的。
然而，原辟闾浑墓，虽高出弥河故道，却不足以称钓鱼台。村民们口中的钓鱼台，在村东北100余米处，位于弥河故道西岸，高台之上曾建有古庙，庙前曾立有姜太公手持钓竿垂钓的坐像，台南侧下方即是弥河故道。垫弥河故道建造荷花湾时，主要取土地就是这曾建有古庙的高台。
关于这一钓鱼台，还有一个传说呢。
相传，钓鱼台村立于明洪武年间，时孙氏始祖兄弟三人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此处，因地处土岭之上，土岭称“湮岭”，故称湮岭村。当时，弥河东岸有一古村，称作于家庄子，庄里有一个大财主，财主得罪了一位法术高深的云游道士。道士便来到河西岸，告诉“湮岭”村村民说，要想后代子孙建功立业、昌盛发达，可在钓鱼台上为姜太公立庙，最好是在庙前为姜太公立一垂钓的塑像。后来，湮岭村便以姜太公庙和其垂钓的塑像，改称了钓鱼台村。而弥河东岸的于家庄村，却连续数年，有青壮劳力接二连三毫无征兆地丧生。后来，于家庄子村人得到高人指点说，钓鱼台村的姜太公手持钓竿，没白没黑地在那里钓鱼，而垂钓的方向正是于家庄子，“于”与“鱼”同音，姜太公钓的正是于家庄子的后生，青壮年早晚得被他钓干净了；要想破解这一困局，只有搬家迁往它处。可是，对于大户人家来说，他们资财丰厚，搬家倒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一般农户而言确实难上加难。于是，高人便又给他们出主意，可以把“于家庄子”改作“牛角”，姜太公纵有天大的法力，他的钓钩子也钓不起半只牛角来，这样便可确保后世子孙太平。于是，于家庄子便改称了“牛角村”。说来也怪，自此之后，牛角村人便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这自然只是文化人编排的故事而已，不可信！实在不可信！！！
寿光市钓鱼台，作为地名，远在明初之前。
依据《齐乘》的记载，最起码在元代已有其名。只不过，于钦把钓鱼台错记成了辟闾浑墓而已。
现在已有铁的证据证明，寿光市的钓鱼台，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要想说这一段历史，咱得先说说贾思伯、贾思同二兄弟。
据《魏书》：
贾思伯，字士休，齐郡益都人，起家奉朝请，迁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中书侍郎，转辅国将军，历任河内太守、鸿胪少卿、荥阳太守、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光禄少卿、左将军、兗州刺史、给事黄门侍郎、右将军、凉州刺史、太尉长史、安东将军、廷尉卿、卫尉卿、太常卿、度支尚书、正都官、太子侍讲；孝昌元年卒，赠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贞。
弟贾思同，字士明，起家彭城王国侍郎，迁尚书考功郎、青州别驾，历任镇远将军、中散大夫、荥阳太守、平南将军、襄州刺史，封营陵县开国男，除抚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青州大中正，又为镇东、金紫光禄大夫，仍兼黄门，寻加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又除黄门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劳大使、太子侍讲，又加散骑常侍，兼七兵尚书，寻拜侍中，赠使持节、都督青徐光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兴和二年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
贾思伯(468—525年)的生活时代为北魏，而弟弟贾思同(？—540年)则有7年生活在东魏时代。他们与其父辈都与今青州有不解之缘：贾思伯卒赠青州刺史；弟弟贾思同曾任青州别驾、青州大中正、都督青徐光三州诸军事，卒赠青州刺史；父亲贾道最曾任青州主簿、青州中正、齐郡太守；伯父贾元寿卒赠青州刺史。
贾思伯家族可谓当时益都县之望族。据史料记载，大名赫赫的《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也是益都县人氏。虽无明确文字记载，但是专家们一致认同，贾思勰与贾思伯兄弟是同族兄弟，其家也应该与贾思伯兄弟的家相去不远。
然而，此益都县并非今青州市的前身益都县。北魏时的益都县，治今寿光市境，始置于三国时代曹魏一朝。
元于钦《齐乘》曰：“贾思伯，益都人，弟思同，俱好经史。思伯仕至都官尚书，谦恭下士，人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思伯曰：哀至便骄，何常之有。世以为雅言。思同仕至侍中。今寿光南有墓碑。”
然而，很可惜的是，于钦并没有指明墓碑的具体所在。
不过，民国《寿光县志》卷之三给出了较为明确的位置：“北魏尚书贾思伯及弟思同墓，在县城西南十里李二庄东北。《魏书》思伯、思同为益都人，各有专传。按：元魏时益都即今县南之故益城，其葬斯地固宜；今双冢犹并列。”
网上有传，贾思伯墓，位于山东省寿光市城关镇李二村，墓与村相距0.5公里。1973年12月，李二村群众整平地面时将贾思伯墓挖毁。潍坊市博物馆闻讯，派人赶到现场时，墓圹已填平；出土遗物被运至村中，有陶、瓷器等物，大多残破不堪，仅将可复原的16件器物及2合墓志取回，入藏寿光市博物馆。
2023年7月27日，齐鲁晚报刊发寿光市文史专家张书功先生《这两块墓志一出，贾思勰籍贯再无争议》一文，文中有墓志出土与收藏的详细过程。
“1973年12月，李二庄村民无意将贾思伯夫妻合葬墓挖毁，出土数十件陶瓷器，以及贾思伯和夫人墓志两块。时任寿光县博物馆馆长的贾效孔闻讯赶到时，墓已填平，陶瓷器存放在村委，两块墓志被村民抬走，用作打坯垫石。看着村民提着石杵，一次次用力捶打在土坯上，而土坯的下面就是墓志，贾馆长心急火燎。他赶忙上前劝阻，跟村民讲文物政策和墓志的史料价值，希望村民能够捐献。但俗话说：‘夏不借扇，冬不借火。’村民正用着，哪肯捐献？于是，贾馆长找到李二村大队书记，请他出面，村民才将墓志交出。贾馆长借了一辆地排车，将两块墓志拉回了县文化馆(当时博物馆还未从文化馆中分出)。”
贾思伯墓志，对于我们考证寿光市钓鱼台这一地名，有很重要的意义。
墓志(拓片见下图)明确记载：“君，讳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县钓台里人也。”
古代人外出做官，死后并不一定在故里择地而葬，有些就葬在了最后一任的属地上；也有的虽在自己族居所在县，也不一定就在其族居的里社。这是常识。
因此，贾思伯是钓台里人，卒后墓地也不一定在钓台里。
贾思伯夫人墓志铭(拓片见下图)有记：夫人讳静怜，长广人，兴和三年(即541年)六月十九日丁丑，薨于青州齐郡益都县益城里，时年58岁；武定二年(即544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贾思伯合葬。
益城里，即今寿光城南益城村。
李二村在寿光市圣城西街以南、黄海路以西，在钓鱼台正西北方，直线距离约14华里；在益城村(时益都县治所在地)正西略北偏，直线距离约7华里。而益城村在钓鱼台村北略西偏，直线距离约10华里。
“钓台里”这一里社的命名，无疑来源于弥河故道西岸的古钓鱼台。钓台里就在今钓鱼台村一带。
因此，李二村不应该在当时“钓台里”的范围之内。
联系到贾思伯夫妇的墓志记载，贾思伯出生在钓台里(即)今钓鱼台一带，生活在与之临近的益城里(今益城村)，死后却葬在了益城里西北不远的风水宝地上。
弥河故道西岸这一高台被命名为钓鱼台的时间，肯定要早于贾思伯时代。
朋友走访时，又有当地人称辟闾浑墓才是真正的钓鱼台。
然而，辟闾浑墓虽在弥河故道西岸不远，但其高度与姜太公垂钓塑像所在的高台实在相差太多，假如要在这里命名一处钓鱼台，辟闾浑墓也不是最佳的选择。
辟闾浑死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即公元399年。而贾思伯死于525年，入葬时辟闾浑才死了120多年。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如果没有大的事件发生，人们是很难将辟闾浑墓演变为钓鱼台，并将此一带称作钓台里的。
因此，钓鱼台的得名，很可能会早于辟闾浑墓的建造。
据此，我们高度怀疑，这一钓鱼台极有可能就是严子陵之钓台。
严子陵，名光，又名遵，字子陵，生于公元前39年，卒于公元41年。
据西晋皇甫谧《高士传》，汉光武帝刘秀打下天下做了皇帝之后，其年轻时的密友严子陵，却更名换姓，隐居齐国，垂钓于河泽之畔，汉光武帝念故情，亦恋其贤能，派属下全国搜寻，终得其踪迹，三请而后至京，帝大喜，命盛情款待，后召其入朝竟不从，帝无奈，亲临其馆，光卧不起，帝抚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而言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及夜同卧一塌，子陵竟脚踏龙身，鼾声如雷。帝封其谏议大夫，不就，退耕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严子陵钓齐泽之畔，也见载于南朝刘宋范晔之《后汉书》，故事略同。
严子陵披羊裘钓泽畔的故事，最早见于西晋皇甫谧的《高士传》，皇甫谧卒于282年。
郦道元记述此处弥河河道时，只以辟闾浑墓做参照，随后提到墓侧高坟马陵，却没提钓鱼台，其原因应该是因为钓鱼台是个微地名，是马陵的一部分，而且是当地的俗称，郦道元没有把它当作古迹来对待，甚至也不知此钓鱼台与严子陵之间的关系。
然而，青州市王坟镇境内的钓鱼台，自明代末年便被传为严子陵钓鱼台。
工部尚书钟羽正审时度势，自我弹劾，请归养故里而不得；次年，遭魏忠贤走卒霍维华弹劾，被罢官。归家闲居期间，钟羽正在今王坟镇钓鱼台(按：青州市钓鱼台绝对不是严子陵之钓台，详见拙作《严子陵与青州钓鱼台》)建置别院，并写下了《严子陵》一诗：“独著羊裘钓水滨，先生久矣蓄经纶。可怜东汉非全美，不以宾帅待故人。”
诗以言志，看似钟羽正是在叹惋高士严子陵的命运，实为自己空有济世之才，无法实现抱负而悲歌。
钟羽正还作有《严子陵钓台》一诗：“不同光武致甘霖，留得名台直到今。后世空传高隐志，谁知子陵有深心。”诗中也饱含着作者的千般无奈和万种心酸，别人都认为严子陵是真正的隐士，在钟羽正看来，严子陵退隐浙江富春山，实属无奈之举。严子陵本想学姜太公，以钓得帝王师的权位，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成想，光武帝刘秀“不以宾帅待故人”，只给了他个谏议大夫的职位。对于严子陵来说，如此鸡肋，弃之何惜？
历代文人写到严子陵，往往嘉其高行，不恋权位，淡泊名利，不屈光武。然而，我每次读到严子陵披羊裘钓于齐泽的故事，心中难免产生疑问，而且往往拂之不去。严子陵既然诚心归隐，数请而不就封，那他又为什么到齐国来隐居，是齐国离东汉政治中心远？还是南方没有可以隐居的地方？难不成严子陵懂得夏天到北方来避暑，冬天回南方以养生？总觉得严子陵此举，实在是在刻意等待光武帝。
今读了钟羽正的诗句之后，更加明确了我的判断。
历代多有人歌咏严子陵，然而除钟羽正外，似乎只有北宋王安石懂其真心。王安石《钓台》诗云：“汉庭来见一羊裘，闵默还归旧钓舟。迹似蟠溪应有待，世无西伯岂能留。崎岖冯衍才终废，寂寞桓谭道被尤。回视苍生终不遇，脱身江海更何求。”王安石是说，严子陵效法姜子牙，但可惜的是，光武帝刘秀却不是西伯周文王。
其实，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在叹惋自己的遭遇呢？
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政权后，开始寻找严子陵。公元26年，刘秀发兵对决青州割据势力张步。最终，张步肉袒请降，将10万余部卒归于刘秀，刘秀封张步为安丘侯。齐人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应该就发生在讨伐张步之时。
刘秀与张步战争的主战场是在淄河、弥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剧县(今寿光市纪台镇)是张步的大本营。
严子陵到齐地垂钓，严子陵不可能到深山里去，因为上文已有定论，其真实目的是效法姜太公，等待刘秀的到来，“隐居”深山又如何能够让刘秀尽快地发现呢？
这样一来，严子陵披羊裘所钓之泽，必定是在平定张步的要道上，要么在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要么在弥河中下游平原地带。
我们觉得，青州市的钓鱼台是钟羽正的“钓鱼台”(详见拙作《严子陵与青州钓鱼台》)。结合寿光市钓鱼台得名的时间和古代地名的命名法则，贾思伯时代的钓台里才是严子陵的“钓鱼台”，它在今寿光市纪台以西，在弥河故道西岸。
这一点，如果仔细思考，完全可以从钓鱼台村的早期称谓上得到印证：
钓鱼台村孙氏先祖，于洪武初年前来定居时，把家安在了一道土岭上，因土岭当时称作“湮岭”，因而把村名定为“湮岭村”。
而“湮”的含义，是“埋没、淤塞、堵塞”。
但是，该土岭高出地面，不可取“埋没”之意。
寿光大地上素来流传有民谣：“寿光县，弥河串。”其意是说，弥河经常改变河道，寿光大地基本上是由弥河塑造而成的。
事实确实如此。今青州市口埠村一带，也到处是弥河故道，地下埋藏有丰厚的弥河沙。古代在今弥河两岸有着众多的土岭，说它们都是“淤塞、堵塞”弥河故道而成的土岭，即“湮岭”，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单单钓鱼台村弥河故道的土岭称为“湮岭”呢？
还有一说，“湮岭”当作“堰岭”，钓鱼台村西有一村名“堤里”，“堰岭”与“堤里”的命名法则相同，都具有指弥河堤坝的含义。
但是，仔细想一下，即便是南北朝及其以前弥河常常泛滥，人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建堤筑坝，那是多么大的工程啊，在地广人稀的时代，随便迁安一下不旧可以了吗？！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湮岭”又被记作“焉陵”。
康熙《寿光县志》：“据《水经注》所谓不知谁之丘垄者，是辟闾浑墓侧之焉陵也。”
民国《寿光县志》有记：“过宋台，在今县城南十五里，命名之义无所考。台前数十武，相传古神人埋一巨釜于下，堰塞海眼(《文献通考》：寿光有海眼)。故，宋台神釜为八景之一。安志云台之东南二里许，即晋龙骧将军辟闾浑墓，《水经注》墓侧有一坟甚高大不知谁之丘垄也，时人或谓之焉陵，一作马陵。此台为焉陵无疑。刘志云此台旁有古碑漫漶不可复识，惟碑首‘呙宋’二字犹觉了然分明。《齐乘》易‘呙’为‘过’，旧志从其误矣。”
民国县志的看法与康熙县志完全相同，辟闾浑墓侧的高坟是焉陵，但是，民国县志也透露出了一个信息，此焉陵在当地也有“马陵”这一称谓。
《水经注》曰：“巨洋(即今弥河)又东北径晋龙骧将军、幽州刺史辟闾浑墓东，而东北流。墓侧有一坟，甚高大，时人咸谓之为马陵，而不知谁之丘垄也。”
从郦道元对弥河河道叙述的顺序和对实地的走访调查来看，《水经注》所指马陵，应该是今钓鱼台村东北侧的高台(也就是姜太公垂钓塑像曾经所在的地方)。台北侧还有一台，二台连基，实为一体，远观其形似马背，因称马陵。
元代于钦《齐乘》在记述臧台时说：“臧台，寿光西四十里，旧有《宋碑》云：是臧武仲之墓……又西五里有马陵台。《水经注》云：不知是谁之冢，世谓马陵台。”
于钦在这里出了差错。
臧台以西约6华里便是北阳河(《水经注》称浊水)，臧台以西5里并无马背形大陵墓，而且郦道元记述浊水时把臧台作为参照物却没提马陵。很明显，《水经注》中的马陵，不在臧台以西。
据张书功先生的实地调查，钓鱼台村人认为，今村东北、弥河故道西边的高地，也就是姜太公垂钓塑像曾经的所在，是“湮岭”。
曾有人问：钓鱼台村西北2里的呙松台是不是“焉陵”或“马陵”呢？
答案是否定的。
一，“焉陵”是钓鱼台先人迁来时居住的岭，应该在钓鱼台村或近处，而呙松台在钓鱼台村西北2华里，而且中间还隔着一条古河道。二，《水经注》的记述是马陵在辟闾浑墓侧，既然是墓侧，就不可能相距较远。三，张书功先生提供信息称，民国《寿光县志》之《金石志》有“北齐过宋寺比丘道常造像记”(见下图)为证。
过宋寺在北齐(550—557年)时代就已经存在。这说明呙松台的得名应该还要早，而且呙松台是呙松台，北齐时称“过宋台”，它既不是焉陵，也不是马陵台。
马陵(即湮岭、堰岭、焉陵)是当时弥河河道西岸最高的高地，其本身是一处西汉古墓封土堆，封土经过夯筑，其上难以生长高大乔木。严子陵“隐居”于此，垂钓于这样的高点钓鱼台之上，且身着白色的羊毛皮衣，其用意明显是“钓翁之意不在鱼”，而是便于让人们发现他。
因此，“湮岭”是严子陵“隐居”之岭，钓鱼台是严子陵披羊裘垂钓以待光武帝刘秀之钓台。
这就是寿光市“钓鱼台”由来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