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也是初夏时节，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老者，艰难攀上杨集镇西部的崇山峻岭，他就是时年66岁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
赵俪生(1917—2007)是安丘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毕业后于1937年参加山西新军，曾任营指导员，1947年成为河南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1948年任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他早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后专治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文革”期间遭受磨难而治学不辍，晚年又转攻先秦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赵俪生“研究领域广泛，文、史、哲皆有建树，尤其在历史方面独树一帜、冠绝群伦，卓然为学术大家”，成为中国当代史学的奠基人，被誉为“学术通人”、“史学奇葩”、“史学泰斗”。
1983年5月底，赵俪生来到杨集，想看一看传说是南宋时金人统治下杨妙真、李全抗金时的山寨(俗名“唐三寨”)，以及明初唐赛儿的山寨(卸石棚寨)。与赵俪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高昭一，以及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袁世硕、兰州大学中文系讲师张崇琛、益都县博物馆的张起明。张起明40岁出头，老家荣成，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了益都县杨集林场。业余时间，张起明倾心文史研究，跑遍了附近山山岭岭，他结合赵俪生出版的关于农民起义的著作，整理出了李全、杨妙真、唐赛儿等起义的传说，并在仰天山、唐三寨等地发现了多处摩崖题刻。张起明自学成才，后被调入益都县博物馆。自己仰慕已久的大专家来了，张起明当然不肯放过当面学习请教的机会，他提议并陪同赵俪生前往两处农民起义军遗址考察。
这一带当时交通极为不便，汽车只能将他们送到山下的水峪村，其余大段路程只有沿羊肠小道攀登。一路上，张起明和杨集公社派来的向导小王，要搀扶赵俪生和他的妻子高昭一，两人说什么也不肯。爬到山顶，赵俪生刚坐到地上要休息一会儿，突然说了声“不好”就躺下了。周围的几个人吓坏了，忙上前去扶。高昭一嘱咐他们别乱动手，立即从急救包中拿出药给赵俪生服上。不一会儿，赵俪生自己坐了起来。见张起明等人脸色吓得煞白，赵俪生哈哈大笑说：“好险呐，刚才差一点被李万户扣住了。若不是他们顾忌大姐在这儿，怎肯放我回来呢？他们知道大姐也是行伍出身。”
赵俪生口中的大姐是指高昭一。高昭一比赵俪生大三岁，“大姐”是他对妻子的尊称。赵俪生与高昭一相识于抗战初期，都在山西新军工作过，所以他说“大姐也是行伍出身”。两人一起跟随部队打游击，又曾一起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高昭一还是赵俪生学术研究的知音和合作者，1955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就是两人合作的结晶。赵俪生在反“右”和“文革”期间遭难时，是高昭一独自撑起了整个家庭。
而赵俪生所说的李万户，则是指金末红袄军首领李全。李全为金朝潍州北海人，金至宁元年(1213年)蒙古军进攻山东，李全的母亲、长兄为乱兵所杀。为了复仇，李全与仲兄李福聚众数千起兵，响应此前益都人杨安儿领导的起义队伍，攻打临朐，进取益都。后来，李全先归附宋，又与宋为敌，在与宋军作战中兵败而死。
后来调到荣成文物馆任馆长的张起明回忆，经此一险，他和大家都劝赵俪生返程下山，但赵俪生和高昭一不肯半途而废，执意继续前行。他们向前走不远，来到一个叫洞顶的小村落，也就十来户山民。从此向西北跋涉一程，出现了一条两山相夹的天然通道，向导小王说这就是东寨门。过东寨门，便到了唐三寨遗址。这处寨子周围，以天然峭壁为防，个别地段崖壁不够陡峭，便砌筑石墙补充。从崖底往上看，仰不见顶；从寨顶向下望，山峦沟壑尽收眼底，民房只有拳头大。出入山寨只有两条盘梯而降的小道，这在冷兵器时代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寨内古迹除了传说的“金銮殿”外，还有点将台、跑马逛、营房、碾臼和马道等。马道位于山寨西北部的一条坡度较缓的长岭上，这条山岭断崖较少，只经人工略加修筑。据说这是山寨通往山下的唯一马道，由此下山可直达淄博一带。
由于时间关系，赵俪生只重点考察了李万户摩崖题刻。这处题刻位于唐三寨东南侧一缓坡上，北高南低，长期埋没土中无人知晓，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被黄花坡村一位叫孙迎花的老人发现。题刻文字为：“嘉定十四年三月一日，大宋国李万户”，赵俪生马上用照相机拍了下来。
这位李万户究竟是谁？赵俪生分析，最大可能是李全。如非李全，则是他的侄子时青，时青曾承赦为济州义军万户。由此推定，早在唐赛儿起义军之前，李全率领的红袄军就已经将此处作为营寨了。
在李万户摩崖题刻左侧地面的一块乱石上，赵俪生发现隐约有字迹。由于长期暴露，日晒雨淋，风化十分严重，字迹几乎漫灭了。仔细辨认，方认出为“千户马进、王克、王安”，其中王克的“克”尚且存疑。赵俪生分析，这极有可能是原来续接李万户摩崖题刻的，马进、王克、王安三人似乎是李万户的部属。
赵俪生他们又来到“金銮殿”遗址，此处已经成为山民们的麦田。赵俪生在田间冲沟处的断崖上发现，地表之下约三四十厘米现出瓦砾层，厚约20厘米，其瓦砾为大布纹瓦。在附近地表上，随处可采集到黑白两色碎瓷片，这种瓷片在营房遗址也可以拣到。赵俪生认为，民间传说的“金銮殿”应该是有所指的，这个遗址位于山寨中心的最高处，可能是当年军寨首领的指挥部。后来，赵俪生写了一篇《红袄军史事补记》，发表在《中国农民战争研究集刊》第三集，后收入《赵俪生文集》第一卷。
其实，起义军遗址考察是赵俪生此行的“副产品”。这次到潍坊的任务，主要是考察六个县的地方文献保护。今年已届七旬的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崇琛告诉笔者：“赵教授带着我们，历时21天考察了当时属昌潍地区的六个县，包括益都、潍县、平度、诸城、五莲、安丘。后来，平度划给青岛，五莲归了日照。这些县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我们全跑了遍，目的就是考察‘十年动乱’结束后各地搜集和保存地方文献的现状。”
益都县的情况，让赵俪生十分满意。来益都之前，赵俪生就考虑，益都为旧青州府治，文物和文献积累层应该是厚的。果不其然，赵俪生看到，“博物馆厅内厅外，琳琅满目，石刻碑刻之盛，为所到诸县之冠”。
对于地方文献，赵俪生在益都同样有意外发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学者王献唐曾赠送赵俪生一册《南涧先生易篑记》。“南涧”即乾隆年间益都藉学者李文藻，他曾任广东恩平、新安、潮阳县知县，官至广西桂林府同知。为政之余，李文藻以搜罗乡邦文献为己任，据说藏书数万卷，系清代著名藏书家、文学家、金石收藏家。自获赠此书，赵俪生方识李文藻其人其学。在益都，赵俪生又见到李文藻的抄本文集一种、刻本诗集一种，“始得进一步涵泳其中”。益都博物馆赠赵俪生有关李文藻的三枚拓片：李文藻《墓志》拓片，李文藻为其妻邢氏、扶正之妾周氏所撰《墓志》拓片各一，赵俪生视为珍宝。
赵俪生还详细了解了明清诗人徐振芳、房可壮等遗存的诗文集。回兰州后，他立即撰写《山东乡邦文献考察小记》一文，发表在当年的《文史哲》杂志上。 （李之凡 吴凡）
赵俪生(前排左二)等上山途中。前排左一为张崇琛、左三为高昭一
赵俪生(坐者右一)与当地老乡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