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1060—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生活于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北宋、南宋之交，是在抗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奋发有为的农家子弟
北宋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1060年1月2日)，宗泽出生在义乌石版塘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并在此度过了童年。
宗泽一代人丁兴旺，有四兄弟一姐妹，家里吃口多，加上当时义乌一带连年灾荒，生活就更困难了。宗泽排行老二，自幼随长兄宗沃参加劳动，干各种家务和农活，历尽艰辛，两个弟弟皆年少夭亡。但其父亲和祖父并不因家境困难而放弃耕读的家风，农闲仍课读儿孙。宗泽天资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又勤奋好学。父亲和祖父都对他寄予厚望，刻意培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的宗泽，从小就养成了勤劳俭朴、好学上进、正直刚毅的品格。
宗家为了开拓新的生活出路，在宗泽十几岁时，举家迁居廿三里。廿三里交通方便，商贸、文化比较发达，是义乌的一个重要集镇。到廿三里后，宗泽的父亲宗舜卿与当地名士陈克昌、陈裕等成了莫逆之交，还与陈允昌义结金兰，并在友人的举荐下，一度去金陵充当幕僚。廿三里对宗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天地，由于父亲的关系，社会交往扩大了。宗家与两个陈家系通家之好。陈九昌视宗泽如己子，悉心扶植，其子陈昂“迪功郎”，孙陈涛“太庙斋郎”。陈裕十分常识宗泽的人品和才华，把幼女许配宗泽为妻，其次子陈锡“处太学，以文行驰名，及进士第”，次孙陈宗旸“以武举进士第”。两个陈家都是书香门第，宗泽同他们的儿孙朝夕相处，切磋学问，评点时政，议论治国之策，扩大了视野，增长了学识，提高了投身社会的勇气和信心。
当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王安石在教育上推行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者并行的政策，大办州县之学，置学官，设教授，规定州县学的士子由官府供给伙食，并免其徭役。王安石对教育及用人制度的改革，提高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对像宗泽这样贫寒的读书士子更是莫大鼓舞。这时宗泽还不到20岁，毅然辞家外出游学。他在《求教书》中自述：
某未冠时，持先人遗书一车，他无所携，悲吟梗概，懔然去国，求师承于四方，阅十余年矣。崇筵绛帐，所历数十。
宗泽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游学长达10余年之久，就学之地有数十处之多。宗泽曾置身于官府所办的州县学，也参加民间的学术活动，研读古今诸家著述，寻师访友，探求真理。宗泽曾一度去义乌景德禅院等寺院研读佛经，至今存世的有关佛教的遗文尚有10多篇，可见宗泽对佛学也颇有研究。
宗泽在《求教书》中，概述了自已求学的经历和体会。开始时，他要求自己“凡古人所著之书，与今日之学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贯穿熟读，要其无所不知，无所不有”，但读了诸家的大量论著后，仍“莫悟其由”，并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后来他改进了学习方法，从现实需要出发，认真汲取诸家的精华，“尽精白而无巧伪”，其效果就截然不同了。宗泽不仅知识广博，又深入社会，善于学以致用，因此，他观察和处理问题，比一般的读书士子要深刻切实得多。
宗泽游学期间，正是辽国、西夏不断入侵，宋国北疆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宗泽深感不知兵，不习武，难以实现自己保国安民的理想和抱负。因此，宗泽在游学期间，还研读兵书，苦练各种武艺。义乌是传统的武术之乡，习武之风甚盛。如宗泽的内任陈宗扬就是武进士。宗泽向陈宗扬学习武艺，一同切磋兵法。传说宗泽曾跟武林高手“十八罗汉”习武。宗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熟悉兵法阵图，还能骑善射，身手不凡，为日后率军抗金驰骋沙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年磨一剑”。宗泽经过10余年游学生涯的种种磨炼，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一个博学广识、才兼文武、有理想抱负的青年。宗泽在《赠鸡山陈七四秀才》一诗中，赞扬学友陈七四勤学苦练，“头头欲第一”的进取精神，誉他为“渥洼生骏驹，丹山生凤雏”。这也是宗泽的自我写照。宗泽正是从山沟里跃出的“骏驹”，飞出的“凤雏”。
神宗死后，高太后垂帘听政。她反对王安石变法，尽复旧人旧法，于是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从各个方面展开，并引发了朝廷中的朋党之争，“天下之势岁危于岁”。胸怀大志的宗泽，感到欲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必须走科举仕途道路。元祐六年(1091)，宋延开科取士。年已33岁的宗泽，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开封应试。宗泽通过礼部试后，进一步参加殿试。高大后传旨，殿试对策限以字数。宗泽在殿试时，却不顾朝廷限以字数的规定，洋洋洒洒写了万余言，力陈时弊，还指责朝廷轻信吴处厚的诬陷而放逐蔡确，认为“朋党之祸自此始”。这是宗泽第一次在政治上亮相，就充分显露出不计个人得失、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主考官“以其言直，恐忤旨”，将宗泽置于“末科”，抑为“同进士出身”。宗泽虽没能名登榜首，但毕竟通过了科举考试，由此开始步入仕途，登上了政治舞台。
刚正廉明的地方官
宗泽参加科举考试之后，与友人同游华山，并写了《谒华岳》一诗。他以诗明志，在该诗结尾中写道：
发我文物秘，像渠膏泽倾。
太华屹不摇，我山身载行。
立誓要努力继承发扬我国的优良传统，像渠水那样滋润大地，以华山“屹不摇”般的毅力肩负起时代的使命。
元祐八年(1093)，宗泽被派往大名府馆陶县任县尉兼摄县令职事。该县积案如山，县吏见宗泽是一介书生，又初次为官，认为未必处理得了。可是，宗泽凭着自己的学识和才干，对这些案件的是非曲直剖析得一清二楚。不到一个月，就把这些积案处理完毕，民间诉讼也大为减少，充分显露了宗泽处理政务的才能，也赢得了属吏们的信任和尊敬。
绍圣二年(1095)冬，大名知府吕惠卿令宗泽前往巡视御河修建工程。宗泽适逢长子夭折，有人劝他告假，但他以国事为重，强忍悲痛，奉命即行不稍停留。吕惠卿闻知此事，深为感动，不禁赞叹道：“可谓忧国忘家者也。”这时，正值隆冬季节，朝廷征发大批民工开河，监官不管民工死活，强令施工。宗泽发现不少民工“僵仆于道”，他十分同情民工的悲惨遭遇，勇敢地站出来为民请命，上书帅司，认为“时方凝寒，锄镐一举，冰冻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建议将工程推迟到次年春暖解冻时再动工，并表示到时我“当身任其责”，按时完成任务。帅司以宗泽之意上奏，为朝廷采纳。次年春，御河如期修成，使民工们少受苦难，减少死亡。宗泽离任时，黎民百姓噙着泪水遮道为他送行。
元符元年(1098)，宗泽升任衢州龙游县令。龙游是个偏僻的小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一些纨绔子弟和地痞流氓，十百为群，到处滋事，掷瓦砾，破屋壁，严重于扰社会秩序。前任县令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屡禁不止。宗泽经过调查研究，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一面密报衢州知州，雷厉风行地将他们拘捕归案，在耐心教育劝导的同时，将一些强梗者充作军士，送往军营，终于煞住这股歪风，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一面大力兴办学校，创设县学，聘请教授，有时亲自为诸生“讲论经术”，同时动员世家大族出资兴办“义学”，并撰写了《龙游县义学记》为之倡导。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龙游的社会风气发生深刻的变化，从此龙游的读书士子应试中举者络绎不绝。
崇宁二年(1103)，宗泽调任莱州胶水县令。胶水是当时莱州以难治出名的“剧邑”。县内豪强势力很大，他们勾结官吏，仗势虐民，习以成风。温包是其中的典型。他依恃任莱州通判的姻亲，常常诬告他人，藉以敲诈勒索，前几任县令都不敢得罪他。宗泽查实温包的罪行后，将他依法逮捕。莱州通判前来说情，宗泽严辞拒绝。该通判气势汹汹地说：“你敢把温包怎么样？”宗泽理直气壮的回答：“温包犯法，我以法治之，不知其他！”断然惩办了温包，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的嚣张气焰。莱州通判是宗泽的顶头上司，宗泽不拘私情，顶住压力，厉行法治，在当时的腐败官场中是难能可贵的。
大观三年(1109)，宗泽调任晋州赵城县令。赵城地处西北，是抗击辽国、西夏入侵的战略要地。宗泽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的边防建设，深入考察了赵城的山川地势，认为赵城“前有并河、汾阳之固，后当晋、绎、蒙坑之险，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种植，实河东用武之地。”于是上书朝廷，建议升县为军，将赵城建成军事要塞，“大养军士，以备不虞”。这一措施对西北地区的边防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朝廷却置之不理。宗泽叹息道：“方今承平固无虑，他日有警，当知吾言矣。”
政和三年(1113)，宗泽调任莱州掖县知县。掖县属京东东路，是朝廷科派的重灾区之一。宗泽上任伊始，就碰到转运使传旨到县前来科买牛黄，以供宫廷药用，掖县分摊到数百两。牛黄是由病牛的胆汁凝结而成的，并非常有之物。百姓虽宰杀了不少耕牛，但仍取不到牛黄。路长官见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欲弹劾县吏。宗泽挺身而出，责问路长官：“方时疫病，牛饮其毒，病结为黄。当此太平，和气横流，牛无伤者，黄何自得？”宗泽称这是个人意见，与僚属无关。随后独具己名上书朝廷，力陈科买牛黄之非。路转运使见众怒难犯，不敢加罪宗泽，最后不得不豁免掖县科买牛黄的任务。
20余年中，宗泽先后担任了五个县的县令或知县事。他为官刚正廉明，关心民生疾苦，为维护群众利益，勇于与豪强势力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敢于抵制上司种种谬误的举措，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爱戴，是封建时代中难得的好官。龙图阁学士范纯粹赞扬道：“如宗君，虽古循吏，未见其比。”但政绩卓著的宗泽却长期得不到提拔和重用，这本身就反映了当时吏治的腐败。宗泽任掖县县令时，相继任京东东路安抚司的上司王旉、梁子美，知道宗泽办事精明能干，邀请他入幕。不久，朝廷下令，将登州等四州提升为“次边”。在梁子美的推荐下，政和五年(1115)宗泽升任为登州通判。
这时已到了北宋末年，昏庸腐朽的宋徽宗，任用蔡京等奸邪之徒主持朝政.吏治更加败坏。徽宗还崇奉道教下令各州县广建道教宫观“神霄宫”，封道士林灵素为“直通达灵元炒先生”，将宫观道士与各级地方官置于同等地位，于是道教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十分嚣张。登州道士高延昭是林灵素的亲信爪牙，以修建“神霄宫”为名，大肆敲诈勒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宗泽为了保护百姓不受侵害，明知高延昭有政治背景，仍依法予以惩办。宣和元年门(1119)，宗泽已年届六十，目睹国事日非，感到自己已难以有所作为，乞请告老还乡，获准授予主管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鸿庆宫的挂名差使，退居家乡邻县东阳山区，结庐山谷间，拟读书著述以终老。同年三月，高延昭通过林灵素向徽宗诬告宗泽蔑视道教，改建登州“神霄宫”不当，于是徽宗下令将宗泽“褫职羁置”，发送镇江监管。
宗泽在羁置地镇江郊区，聚集家人从事农耕，过着清贫而艰辛的生活。在此期间，夫人陈氏不幸逝世，宗泽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葬妻京观山结庐龙目湖》一诗以凭吊：
一对龙湖青眼开，乾坤倚剑独徘徊。
白云是处堪埋骨，京岘山头梦未回。
他深深怀念同甘共苦的妻子，也慨叹自己的不幸遭遇，虽有雄心壮志却报国无门。
宣和四年(1122)，徽宗举行祭祀大典，实行大赦，宗泽才重获自由。宗泽先被差遣监理镇江府酒税，两年后才复职被调任巴州通判。当此国难当头的多事之秋，宗泽却被派往地处西南边陲的巴州，完全背离了自己的报国志愿。宗泽在巴州期间所作的《古楠赋》、《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并借汉末巴郡太守严颜的言行隐喻自己，愿做“断头将军”，决不做“降将军”，表达了宁死不屈的勇气和决心。
奉诏进京 转战河朔
北宋末年，宋徽宗企图收复五代后晋割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失地，与金人结“海上之盟”，联合攻辽。金灭辽后，以宋违盟作藉口，乘势大举南下，直逼宋都开封。徽宗惊慌失措，急忙传位给儿子赵桓，带领亲信逃往南方。赵桓即帝位，改年号为靖康，是为宋钦宗。这时朝廷中分裂成主战、主和两派。懦弱昏庸的钦宗，主张割地求和。开封军民在李纲率领下奋起抵抗，击退金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各路勤王军也纷纷赶到，迫使金兵撤回北去。开封保卫战胜利后，钦宗为表示要重振朝纲，下诏朝臣举荐能员和堪任将帅者。在御史大夫陈过庭的举荐下，朝廷召宗泽进京，出任台谏。
靖康元年(1126)初，在巴州任上的宗泽，接读诏书后，“忧国之心如奔马”，不顾68岁高龄，快马加鞭驰赴京师。宗泽抵京后，立即向钦宗“奏对三策”。“三策”惜已佚失，我们无从了解其中的内容，但从宗泽赴京途中所作的《感时》、《述怀》等诗看，大概是清除佞臣、改革弊政、坚决抗金之类的建议。宗泽的“三策”丝毫没有改变钦宗妥协投降的态度。他重用主和派官员，罢免主战派首领李纲，压制开封军民的抗金要求，遣散勤王军，议割三镇以求和。宗泽目睹主和派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接连上书钦宗，抨击朝廷用人不当，弹劾充当和议使的刑部尚书王云：“张皇敌势，动摇人心。”这就引起了钦宗的不满和主和派的忌恨。八月，金兵再度兵分两路大举南下。钦宗任命宗泽为假宗正卿、和议使，赴金营议和。宗泽指出，和议使名不正，请改计议使。临行前他对同僚说：“此行不生还矣！”决心赴金营以死与之抗争。钦宗担心宗泽破坏议和，急忙收回成命，改派他人前往。金兵长驱直入，黄河以北各州县官吏纷纷弃职而逃，于是钦宗把宗泽派往战争前沿的磁州。 (宗立成)
（山东尧王集团特约刊登）
宗泽
镇江宗泽墓碑文
位于江苏镇江京砚山上的宗泽墓
宗泽纪念馆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