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3年8月27日三版）
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
      面对金兵的大举入侵，宋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宗泽以高度爱国热情，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坚决投入抗金斗争。在抗金期间，宗泽先后任磁州知府和东京留守，处于抗金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对金兵的暴行越来越清楚。金兵到处“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女，焚毁仓屋产业”，对社会是一场大破坏，各地出现了赤地千里、浩无人烟的悲惨景象。在被占领的宋朝地区，更强令宋人“髡头绞发”、“剃发易服”，实行民族迫害。随着金王朝的疯狂扩张，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宗泽认识到，抗金斗争是一场反掠夺、反奴役的正义斗争，并洞察在金国统治区的民族矛盾也急剧上升。原辽国的居民，除契丹人外，主要是汉人，即所谓“汉儿”。他们“被金人杀掳，忿怨不止，止缘势弱，未由报冤”，只要有一点星火，就可以燃起抗金的燎原之势。貌似强大的金兵，其实是裹胁被占领区的各族人民组成的，南下侵宋的金兵，大多就是原辽国的降兵降将。金国统治者将其军队按民族划分为五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军队中同样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探报报告，侵占宋国各州县的金兵，每处金人不过数百，“余皆胁从，令衣塞服，此辈日望王师来。”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不仅必要，也完全可能。宗泽把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视为北伐的必要准备，夺取抗金斗争彻底胜利的重要条件。
      如何开展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工作？宗泽首先从策动金兵中原辽国降将入手。王策就是其中之一。金帅对王策很信任，经常派他带领千余骑兵往来黄河两岸，措置边事。宗泽密令统制王师正设法将他擒获，解送开封。王策自以为被俘后必死无疑，想不到宗泽亲释其缚，待以酒食，并耐心地开导说：“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国，今女真辱吾主，又灭尔国，义当协谋，以刷君父之耻，汝何不悟？”王策听了十分感动，哭泣道：“蒙再生之恩，且闻公之意，使策晓悟，敢不尽死节以报！”  于是，把金兵在黄河一线的布防情况，一一向宗泽禀报，为宗泽制订北伐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策反王策成功，宗泽进一步看到了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可能性和迫切性，并进行了全面部署。宗泽亲自撰写了《散示陷没州县榜文》、《散给被掳民人公据》、《散给契丹汉儿公据》，上奏朝廷，提出了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建议。接着，宗泽将《散示陷没州县榜文》，在金兵占领的州县广为张贴，号召他们“回戈掩杀贼人，永为我宋太平赤子”；把《散给被掳民人公据》散发给被金兵所掳之人，认为他们“多是我国良民”，叫他们收存《公据》，待“大军到日执呈，免致误被杀戮”。同时加紧对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的策反工作。每当俘获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宗泽常常亲自接见，向他们宣传共同抗金的道理，并由“契丹”、“汉儿”陪同，一道做他们的工作，然后发给资粮，予以释放，并令各持《散给契丹汉儿公据》数百份，回到原辽国地区散发。《公据》云：
      契丹、汉儿自与我宋盟约几百年，实兄弟之国。顷缘权臣奸议，遂结金人坏乱耶律天祚之后。今将欲发大兵过河尽行剿除，又恐仓卒之际，不暇辨理，枉有杀戮。已约大军期应契丹、汉儿，特给公据，仰各收执，以为信验。
       当时“契丹”、“汉儿”既不满金王朝的残暴统治，又害怕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伐，处于苦恼彷徨之中。他们得到《公据》，解除了后顾之忧，就坚定地站到宋军一边，准备迎接宋军的北伐。原辽国地区有些人，还冒着风险，越过金兵的封锁线，前来领取《公据》，并说：“契丹、汉儿皆愿得公据，以俟王师”。
  宗泽认为国内各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唇齿之邦，兄弟之国”，这是他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思想基础，也是他追求的目的。当时辽王朝已被金王朝所取代，抗金斗争取得胜利后，对原来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这个政权如何处置？宗泽主张各复其国，“约为与国”。他以孔子的“兴灭继绝”之说为依据，向高宗一再建议，派使臣去原辽国地区，“声言立契丹天祥之后，讲寻旧好。且兴灭继绝，是王政之所先，以归天下心也”。“兴灭继绝”一语，出自《论语》，指的兴复被灭亡的诸侯国，延续已绝嗣的后代。宗泽将它用来处理国内各族及其政权间的关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飞跃。如果宗泽的理想得以实现，国内各族及其政权之间，建立起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关系，必将为中国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由于主和派的极力阻挠和破坏，宗泽的北伐计划未能付之实施，他提出的国内各族及其政权间和平相处的理想更难以实现，但这种思想见解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中华民族的发展趋势，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乞请回銮 力主北伐
      宗泽出任开封尹、东京留守期间，从建炎元年七月至二年五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后奏请为回銮而发者二十有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十四《乞回銮疏》。宗泽以乞请回銮为武器，批判主和派的妥协投降路线，力图把高宗推上抗金道路。在这些奏疏中，同时集中反映了宗泽的抗金思想及其战略部署。
      南宋王朝建立后，建都何处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的焦点。黄潜善、汪伯彦一开始就向高宗建议，“先幸扬州以避敌”，高宗表示赞同，避敌东南成了主和派的基本方针。当主和派尚在酝酿时，就遭到主战派的激烈反对，李纲更以“去就争之”。六月中旬宗泽到达开封后，看到开封人心向宋，社会各界都盼望高宗回归京师，七月便两上《乞回銮疏》，呼吁高宗要“顺将士，顺商旅，顺农民，顺士大夫怀忠义者”的要求，回銮京师，指出“不欲陛下归京师者，不过如张邦昌等奸邪辈，阴与贼虏为地耳”。主和派反对回銮，为的是便于向金人割地求和。在主战派的激烈反对下，主和派的避敌东南活动，由公开暂时转向幕后。
      李纲罢相后，黄潜善、汪伯彦分居左、右相，独揽朝政，朝廷成为主和派的一统天下。他们横行无忌，加紧南迁步伐，派人营缮扬州、金陵，迎奉元祐太后、六宫后妃等去金陵，遣使去开封奉太庙木主赴扬州。宗泽闻讯后非常愤慨，认为此举关系到“天下治乱”和“王室安危”。虽明知自己势单力薄，仍奋起抗争，在九月一个月中，五上《乞回銮疏》，竭力劝阻高宗南巡。在这些奏疏中，首先强调指出开封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宋王朝二百年建都于此，又是宗庙社稷之所在，“且以中国之倚恃，实为两河之盛强”，是“诸夏之本根”。高宗不回归京师，等于放弃两河，放弃中原。如果“敌人乘之而纵横，则中国将何以制御？”宋王朝大一统基业必将毁于一旦。同时痛斥黄潜善、汪伯彦等是奸邪之辈，他们“皆无远识见，无公议论，偏颇回派，惟富贵是念，朝人一言，暮人一说，皆欲赞陛下南幸”。反复劝说高宗要以社稷为重，不要听信馋言，“迁幸大计不独谋之一二大臣，当与亿万之众同之”。宗泽的忠言直谏，丝毫没能改变高宗的态度。当南迁的准备工作完成后，高宗藉口“金人欲犯江、浙”，下诏宣称“暂驻淮甸，捍卫稍定，即还京阙”，并下令，“敢妄议摇动朝廷者，许人告”，予以严惩，以压制反对南迁的意见。十月一日，高宗以巡幸为名，从南京前往扬州。宗泽虽不相信高宗“即还京阙”的诺言，但仍一再上疏上表，敦促高宗及早回归京师，并说：想陛下“必不肯失信于天下”。
      宗泽在粉碎金兵冬季大规模攻势之后，金兵被迫退守，形势对抗金有利，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建炎二年正月，宗泽再次上疏乞请高宗回銮北伐，并在该疏上表示，“臣若有毫发误国之计，臣有一子五孙，甘被诛戮，以谢天下”，不顾一切坚决与主和派抗争。同月又派遣属吏范世延赴扬州面陈，建议高宗“亲御六龙，直抵沙漠”，将金兵驱逐出境。宗泽的建议名正言顺，合情合理，高宗也难以公开反对，于是采取敷衍的态度，用晋爵、赏赐等手段进行安抚，心里对宗泽却越来越不满。主和派经过一番策划后，二月就抛出了两个诏谕：其一是指责宗泽联络和招募义兵，是“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以“聚寇”的罪名加害宗泽，并企图阻止宗泽领导的抗金力量的扩展；其二是调任宗泽为“尚书兵部郎中，进御镇江，为统领都统元帅”，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企图弃毁宗泽在开封组织起来的抗金力量。宗泽对朝廷的种种荒谬举措，坚决予以批判和抵制。他一面加紧联络义兵，积极开展对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的策反工作，想方设法在敌占领区散发《公据》，号召契丹、汉儿、宋人起来抗金；一面仍继续不断上疏乞请高宗回銮，从一月至五月，又连上了11封《乞回銮疏》，还派遣属吏范世延、呼延次升及其子宗颖三次赴扬州乞请，报告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反复强调，“天下之事见机而为之，待时而措之，则事无不成”，希望高宗不要放过中兴大宋的大好时机。到了五月，北伐的筹划基本就绪。金兵的优势以骑兵见长，从历史经验和当时实际情况看，在炎热的夏天，骑兵“皆难于致用”，因此，宗泽提出了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盼望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大计。
      宗泽的北伐计划分军事和外交两大部分。在军事上：“遣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浚、相等处；遣王再兴等自郑州直护西京陵寝；遣马扩等自大名取洺、赵、真定；杨进、王善、丁进、李贵等诸头项，各以所领之兵分路并进。既过河，则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只百万，契丹、汉儿亦必同心歼殓金贼。”在外交上：“遣一使泛海道入高丽”，以“元丰惇好之旧”，约其出兵攻金；“遣官从间道趋河东，谕折氏(云中大族)修其旧职，以固吾圉。使三隆交攻金贼，令彼应敌不暇”；“北首燕路，访大辽子孙，兴灭继绝，约为与国”，联合辽国人民共同抗金。这个计划相当周密，也切实可行，如能付之实施，对金兵则形成合围之势，何患不能马到功成，一举夺取抗金斗争的彻底胜利。
      然而，高宗对宗泽提出的北伐计划，置若罔闻，千方百计拒绝回銮京师。五月，谣传高宗弟弟信王赵榛将渡河入京师。高宗深恐他和宗泽结合起来，形成与自己对峙的又一个赵宋政权，急忙下诏宣布“联将还阙”。事后察觉这个信息不确实，“还阙”之事就再也不提了。但是，高宗对宗泽却越来越不放心，于是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就近监视宗泽，阻止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的实施。
      宗泽忠心耿耿效力宋王朝，却得不到高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眼看自己弹心竭力筹划的六月进兵渡河计划已成泡影，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前来探望，宗泽说：“我的病是由于不能北伐，积愤所致。你们如能继承我的志愿，我虽死无恨。”将领们都感动得流下眼泪，齐声道：“我们一定尽力报国。”诸将退出后，宗泽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由吟起了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建炎二年(1128)七月十二日，宗泽在弥留之际，无一语及家事，唯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怀着悲愤的心请与世长辞了，时年70岁。后来由儿子宗颖和爱将岳飞一起扶枢归镇江，与夫人合葬于京岘山上。
      宗泽抗金救国的壮举充分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他那各族人民和平相处的政治主张和联合一切抗金力量组成统一战线的所作所为，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说明了宗泽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建筑在心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基础上的。
      没有宗泽的磁州阻驾，就不可能有以后的宋高宗；没有宗泽坚守开封，南宋王朝就不可能存在。倘若宋高宗能采纳宗泽的二十四道《乞回銮疏》，亲临开封前线，稳定军心、民心，支持宗泽渡河北伐，就有望收复中原，实现全国统一。
      宗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感天动地，千古流芳。宗泽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宗泽的逝世也成了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主和派乘机派遣其亲信爪牙杜充为东京留守，他尽反宗泽之所为，疯狂迫害义兵，极力破坏抗金队伍的团结。于是，金兵乘机南下，袭破扬州，穷追猛打，高宗如丧家之犬，经镇江、建康逃往杭州，又从杭州经越州、明州，浮海窜奔温州。这时幸有抗金事业的继承者爱国将领岳飞、韩世忠等奋起抵抗，才迫使金兵北撤，保住了半壁江山。从此，南宋王朝失去了统一全国的难得机遇，出现了宋、金200多年南北对峙的局面。历史演变的事实充分表明，宗泽坚决抗金的主张是正确的，其思想见解也越来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宗泽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宋高宗赠宗泽“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赐谥“忠简”。
      宋嘉定十四年(1221)，楼昉收集校刊了《宗忠简公奏疏集》，宗泽的遗文首次公诸于世。明、清时期，纪念宗泽形成高潮。开封、镇江、义乌等地，先后建了宗忠简公祠，祀奉宗泽，同时多方发掘宗泽的遗文，一再重编重刊《宗忠简公集》。世人对宗泽的评述和赞颂也越来越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居统治地位的满族贵族，与历史上的女真族虽系同宗，但也能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给宗泽以表彰。康熙帝驻节镇江时，特赐宗泽“忠荩永昭”的御匾。乾隆帝南巡时，阅读了宗泽的奏疏，爱不释手，挥笔写下了《读宗泽(忠简集)》一文，并勒碑于杭州西子湖畔，以昭示后人。碑文中写道：“……夫南渡去今六百余年，读其疏者，未尝不嘉其血诚，赏其卓识，叹其孤忠，欲为堕泪……”高度评价宗泽的历史功绩，下令修缮宗泽墓，并三次派遣官员前往镇江和义乌宗泽的墓、祠致祭，前去凭吊者更是络绎不绝。
      宗泽墓1937年重修，墓前石碑坊横匾镌刻“民族之光”，柱刻“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1984年再次重修，墓前石柱背面刻联“颁表八百年前勋绩永昭明于日月，锡垂万千载后珠玑长炳耀乎乾坤”。闻名遐迩的中国小商品城所在地，宗泽家乡义乌也建造了宗泽路。
      “但留英声与后世，永与日月争辉光”。宗泽的爱国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完） （宗立成）

（山东尧王集团特约刊登）

宗泽

宗泽含恨离开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