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钓鱼台”之名，源于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在此隐居垂钓的典故。严子陵，名光，又名遵，字子陵，生于公元前39年，卒于公元41年。

  据西晋皇普谧《高士传》，汉光武帝刘秀打下天下做了皇帝之后，其年轻时的密友严子陵，却更名换姓，隐居齐国，垂钓于河泽之畔，汉光武帝念故情，亦恋其贤能，派属下全国搜寻，终得其踪迹，三请而后至京，帝大喜，命盛情款待，后召其入朝竟不从，帝无奈，亲临其馆，光卧不起，帝抚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而言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及夜同卧一塌，子陵竟脚踏龙身，鼾声如雷。帝封其谏议大夫，不就，退耕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严子陵钓齐泽之畔，也见载于南朝刘宋范晔之《后汉书》，故事略同，然而，也未交待严子陵隐居齐国何地。

  今青州市邵庄镇东台头村北淄河中，原有矶石，名“严矶”，相传也是严子陵钓鱼之处。因史料缺乏，竟不知子陵钓于台头村之“严矶”，还是王坟镇之“钓鱼台”，亦或者均为附会之言。清朝名士王士禛有诗，愤愤然曰，“大泽羊裘狎隐沦，钓台片石尚嶙峋；客星一去桐江水，终古高名属富春。”

  然而，郦道元与东汉相去较近，他在著述《水经注》时，对于河道的记述，往往采用历史上著名的景物作参照物，而《水经注》中记述巨洋水(即弥河)时，只用到寿光市的钓鱼台，而不提青州市王坟镇严子陵钓鱼台，足以说明，在郦道元时代，严子陵和王坟镇的钓鱼台还没有任何的联系。

  而且，郦道元说，巨洋水“又东北，洋水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径逢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逢山下，即石膏山也”。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洋水，是今王坟镇涝洼村北石涧口中的河水，而不是源自仰天山北路的支流，也足以说明，在郦道元时代，今涝洼村至仰天山一溜，地广人稀，重要性相对较低，上游的钓鱼台也并不出名。

  元代于钦在著述《齐乘》时，也只提到了寿光市的钓鱼台，仍然不见青州市王坟镇严子陵钓鱼台的影子。这说明，在元代时，人们还没有把严子陵与王坟镇的钓鱼台联系到一起，此钓鱼台还不出名。

  明嘉靖版《青州府志》，也没有严子陵和王坟镇钓鱼台什么事。倒是明嘉靖版《临朐县志》对此钓鱼台有记，“钓鱼台，在辛庄社，两崖巨石相距如石梁，中为仰天泉所经。名台者，北崖也。”但是却仅称钓鱼台而已，未提及严子陵，似乎与严子陵毫不相干。

  据《高士传》，严子陵之钓鱼台，后世称严陵濑。然而，青州自古并无此地名。不过，唐朝孟浩然曾经写过一首《经七里滩》，诗曰，“予奉垂堂诫，千金非所轻。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五岳追向子，三湘吊屈平。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复闻严陵濑，乃在兹湍路。叠障数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别流乱奔注。”

  可见，早在唐朝，甚至以前，严陵濑就已经有了具体的位置。

  再查，又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的记载，“自县(桐庐县)至于潜，凡十有六濑，第二是严陵濑，濑带山，山下有一石室，汉光武帝时严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濑，皆即人姓名之。”

  而青州的严子陵钓鱼台，最早见于清光绪《临朐县乡土志·乡社》的记载，“辛庄社领十八庄，在县治西偏南，距城四十里。北界振头社，南界东偏则孝慈乡之天井社，西偏则孝慈乡之尹士社，西北界人和社，西南界仰天山，逾山五里则益都境，东北逄峪社。社内钓鱼台庄南有严子陵钓台、青莲寺，明益都钟羽正沧浪亭遗迹。仰天山有文殊寺。”

  经查证发现，似乎应该是明朝尚书钟羽正，才最早把王坟镇钓鱼台与严子陵联系到一起的。

  钟羽正，公元1554年—公元1637年(据钟氏族谱)，字叔濂，益都人，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进士，授滑县令，年少而有为，政绩卓著，升任礼科给事中、工科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后因直言劝谏忤逆圣意，而被“夺俸有差”；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因“请皇长子出阁豫教”，致使皇帝大怒，“竟斥为民”约30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旋晋正卿”，二年(公元1622年)，受佥都御史，随即代冯从吾为左副都御史，不久改任户部右侍郎；次年春，拜为工部尚书，是年夏六月，阉人千余会集，请求预发冬衣不得而闹公署，遂三次上疏，自我弹劾，请求罢官归养故里；来年，逆党魏忠贤走卒霍维华追理三案(万历朝的梃击案①、泰昌朝的红丸案②及天启朝李选侍移宫案③)，被污有染，遂被削夺；崇祯初，复官，久之，卒，赠太子太保。

  钟羽正诗多感激时事之作，有《崇雅堂集》十五卷，其《钓鱼台记并歌》一文提到了严子陵，而且，今人称王坟镇钓鱼台就是严子陵钓鱼台，大多以钟羽正《崇雅堂集》中的记述为据。但是，仔细研读原文发现，后人似乎应该是曲解了他的含义。

  按《钓鱼台记并歌》所记，钟羽正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1年)，“竭资修葺殿宇，扫除榛芜”，这正是他被罢官为民的第二十一年。

  文中写道，“钓台何所钓？不钓鲂与鱮，亦不钓名与钓巧。我思古钓者，桐江一线翔冥鸿，磻溪八袠腾飞熊。”这本来似乎是写自己的钓意，既不是为钓鱼，也不是为钓名。古代有名的钓鱼有二，一是严子陵式的垂钓，完全是做个闲云野鹤；二是姜太公式的垂钓，年已八十了，还钓得周文王将其延为文武师。

  接着说，“三千六百钓何在，二十八宿谁争雄？此名此功吾不羡，不钓而钓，惟思钩取明月，联清风。钓竿用何等？天矫天际标长虹。钓缗用何等？织女机丝霞映红。钓钩何所铸？阴阳为炭，万物为铜，雷公鼓冶，太乙锻工。铸作直钓不用饵，银河清浅投其中。星为笭箵彗为笥，云作长簑斗作蓬。西浮玄圃西，东汛沧海东。会稽巨鱼无半粟，海上六熬若蟭虫。此皆不足辱吾钓，何言龙伯夸任公。”这里更是在说，自己不像太公垂钓静等文王那样，实在无此期许，意只在不钓而钓，只为享受这美景。

  文末说，“周戈汉鼎，兴亡轻重吾不问，闲中收拾风月归筠笼。高台终古两截嶭，灵泉昼夜常淙淙。离钩三寸谁能道，笑登彼岸凌虚空。钩不折，竿不弓，不钓之钓常自钓。江枯海变，吾与太始老渔垂沦天汉终无穷。”意思很明确，什么政治，什么兴衰，一边去吧！不钓之钓，且钓它个天河星汉，尽情享受这无边的风月吧。

  不过，可千万别真地以为作者真是纯粹地在“不钓而钓”。

  钟羽正写有《严子陵》一诗，“独著羊裘钓水滨，先生久矣蓄经纶。可怜东汉非全美，不以宾帅待故人。”诗以言志，看似作者叹惋高士严子陵，实为自己空有济世之才，无法实现抱负而悲歌。

  其《严子陵钓台》一诗，“不同光武致甘霖，留得名台直到今。后世空传高隐志，谁知子陵有深心。”同样，也包含着作者的千般无奈和万种心酸，别人都认为严子陵是真正的隐士，在钟羽正看来，严子陵退隐浙江富春山，实属无奈之举。严子陵本想学姜太公，以钓得帝王师的权位，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成想，光武帝刘秀“不以宾帅待故人”，只给了他个谏议大夫的职位。对于严子陵来说，如此鸡肋，弃之何惜？

  历代文人写到严子陵，往往嘉其高行，不恋权位，淡泊名利，不屈光武。然而，我每次读到严子陵披羊裘钓于齐泽的故事，心中难免产生疑问，而且往往拂之不去。严子陵既然诚心归隐，数请而不就封，那他又为什么到齐国来隐居，是齐国离东汉政治中心远？还是南方没有可以隐居的地方？难不成严子陵懂得夏天到北方来避暑，冬天回南方以养生？总觉得严子陵此举，实在似乎刻意等待光武帝。

  今读了钟羽正的诗句之后，更加明确了我的判断。

  历代多有人歌咏严子陵，然而除钟羽正外，似乎只有北宋王安石懂其真心。王安石《钓台》诗云，“汉庭来见一羊裘，闵默还归旧钓舟。迹似蟠溪应有待，世无西伯岂能留。崎岖冯衍才终废，寂寞桓谭道被尤。回视苍生终不遇，脱身江海更何求。”王安石是说，严子陵效法姜子牙，但可惜的是，光武帝刘秀却不是西伯周文王。

  其实，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在叹惋自己的遭遇呢？

但是，如果依据钟羽正的诗句，认为严子陵著羊裘垂钓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是很不妥的。

  第一，《严子陵》诗未明确说明这是故事发生的地点。钟羽正还写过《秦桧》《吴三桂》《曹孟德操》《贾太傅谊》《淮阴侯韩信》《隋炀帝》《汉文帝》《汉武帝》《楚霸王》《汉高祖》等等，他们故事的场所也并不在青州。

  第二，即使有人曾经把钟羽正的《严子陵钓台》一诗刻碑，并立于钓鱼台旁，也不能说明这里就是严子陵的钓台。钟羽正在其《钓鱼台记并歌》中，对此处风物做了详尽而又生动的描述，但是，自始至终，对于此处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一说，他是只字未提的。

  第三，在《钓鱼台记并歌》一文中，钟羽正自己都说，不知渭水、桐江风致什么样，把这样的地方命名为“钓鱼台”，真是佳胜之地；下文还说，钓鱼台风景如此奇秀，就因为地处偏僻，竟无人挥文弄墨抒发胸意(真实在是可惜加遗憾)！(详见附录)

  第四，钟羽正以前，知青州或者知临朐的大文豪大人物比比皆是，但是都没为这严子陵钓鱼台留下片言只语，也足以说明问题。

  第五，无论是郦道元的《水经注》，还是于钦的《齐乘》，对于此处的钓鱼台，也只字未提。

  第六，明嘉靖版《临朐县志》提及此钓鱼台，却未提及严子陵。

  第七，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关于“严陵濑”(即严子陵钓鱼台)的记载，但是，实在《渐江水》条下，明确说明是在浙江省的桐庐县。

  第八，唐朝诗人孟浩然的诗中也有“严陵濑”，但是，“严陵濑”在浙江桐江，不在青州。

  第九，清光绪《临朐县乡土志·乡社》明确说明，此处钓鱼台是严子陵钓鱼台，但这是远在钟羽正之后的事，有可能是对钟羽正诗文的误读。

  第十，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政权后，开始寻找严子陵；公元26年，刘秀发兵对决青州割据势力张步，最终张步肉袒请降，将10万余部卒归于刘秀，刘秀封张步为安丘侯。齐人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应该就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段。刘秀与张步战争的主战场是在淄河、弥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剧县(今寿光市纪台镇)是张步的大本营。所以，严子陵到齐地垂钓，严子陵不可能到深山里去，因为上文已有定论，其真实目的是效法姜太公，等待刘秀的到来，“隐居”深山又如何能够让刘秀尽快地发现呢？

  在光绪版《临朐县志》中有记，“逄山南峰一名方山，又南五、六里为富春山，有严陵钓台山与方山连麓，亦逄山支峰也。‘富春’之名盖缘‘钓台’而起，岂知大泽羊裘自隐其地，归耕而钓乃在富春，异地异时，事难牵合，即使钓台果为严陵遗迹，而自有此山反成附会矣”。

  “即使钓台果为严陵遗迹”一语，分明是不认可此处为严子陵钓鱼台的。

  成书时间更早的康熙版《临朐县志》的看法更加明确，“又如卷二‘古迹’目中有‘严子陵钓台’条，此亦牵强者。严子陵钓台在浙江富春江，然天下称严子陵钓台者有数十处，皆失意文人借以为抒发心意者，朐之‘钓台’亦然。”

  我知道，本文一出肯定会招来一片非难，甚至会有人说我妄自非议历史名胜，实数对家乡的贬损。但是我觉得，我也挺热爱家乡的，只是想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罢了，而且青州有数千年的文化底蕴，何必做这扯虎皮拉大旗的事情，借用历史典故教化后人倒是可行的，不过让后人知道真相也是一种责任吧？

附录：钟羽正《钓鱼台记并歌》

  钓鱼台，在朐骈西南五十里，北至逢(音庞)山十五里，南至仰天寺三十里，郡城至台六十里。两岸皆连山，中为涧谷，水自仰天水帘洞，下行沟壑中，或伏或出，至台南汇为小潭，绿沉凝靓，色可染衣，方圆数丈。东岸高树数株，依山麓下，阴森环荫，夏月如在岩洞，清风洒然，水气侵袂，不知有炎暑也。并东麓北行，石坂逶迤，或丈余，或数尺，宽平洁净，可坐可眠，下临涧水，时有深处可以垂钓。半里余至台，侧盘石数十丈，平莹如砥。泉涌出石罅中，暑月寒可沁齿，陟注辗涡，奔腾漰湃，湁潗鼎沸，声若殷雷，喷水涌雪。北流东折，两台对峙如门，高丈余，宽二尺余，长五丈余，以石为槽。（下转三版）  （李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