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二版）青州佛寺殿毁像倾，碎石遍地，惨不忍睹，伤心不已的青州释子，上山开窟造像成为最佳选择，加之城南人面山于北齐末隋初“涅槃重生”——被彻底视作佛像，开辟出全新的圣域佛国。于是遂有云驼两山近千尊造像的诞生，这个数量可不算少。经考证知，龙兴寺是一座禅宗寺院，而中唐高僧怀海曾提出“不立佛殿，惟树法堂”主张，得到天下禅寺响应，这也是龙兴寺造像较少的原因之一。再者唐代龙兴寺造像少，并不表明此期寺内佛事活动减弱，借用保留下来的早期佛像进行礼拜，亦属常情。况且寺院造像并非仅限于石像，还有塑像、铜像、木像，尤其绘制画像，宗教画在唐朝已成绘画主流，是壁画艺术的黄金时期，但这类画像却很难保存下来。另外，寺院的兴盛状况也不可仅视造像的多少来反映，还体现在硬件建设上，比如唐代龙兴寺大型盘龙残石柱、陶鸱吻的发现，以及传世铜钟和见于金石文献的石灯台，还有一代书宗、北海太守李邕所书“龙兴之寺”匾额，俱证当时寺院的辉煌。
  二是龙兴寺怎么变成了“平民寺院”？如此称之，有何实据？这可是一处千年名刹大道场。考龙兴寺前身系利用和改造南朝官宦刘善明的大府邸而来。北魏、东魏时获得大发展，北齐更是号称“正东之甲寺”，达到鼎盛局面。唐时寺院规模庞大，建筑恢宏，为二次兴盛期。五代、北宋仍不失为根基雄厚的一方首刹地位。宋末金初因屡遭战乱破坏，寺院渐趋式微。元末为兵火所毁。龙兴寺是青州历代官员和信众进行佛事活动的最主要场所；北朝高门士族崔氏家族还参与了寺内造像活动；一大批名见《高僧传》的僧侣皆曾莅临寺中。龙兴寺历受北齐、隋、唐、五代皇家垂青并赐额，这是古青州地区名见史籍最多、影响最著的大型寺院，岂可率意呼之为“平民寺院”？
  其四，《质疑与揭秘》认为：“在极力制作与供奉高大佛像的寺院传统之中，像高68厘米以下者，便不可能成为寺院佛像。”并称龙兴寺窖藏所出著名的“韩小华造像的总高度为55厘米，正是符合家庭安奉佛像的规格。”
  这完全是一个离了谱的解说，根本不能应对来自事实的反驳。
  我们在此以青州和各地业已发现的有关佛像为例，便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青州黄楼镇迟家庄兴国寺故址出土一批残石造像，大、小近40件，分属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不同时期。兴国寺造像中有一件保存相对较好的“一佛二菩萨”三尊背屏式佛像，“通高51、宽30、厚4厘米。”近年广福寺遗址出土佛像中也有一铺一佛二弟子造像，背屏残高38厘米，主尊通高34厘米。很明显，这两件青州寺院造像的高度均在68厘米之下。
  再看临朐明道寺佛像中的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年)背屏式造像“通高51厘米”、建明二年(531年)背屏式造像“本尊高20厘米”、普泰年间(531—532年)背屏式造像“残高28厘米(估算通高不会超过40厘米)”。临朐白龙寺遗址发现的北魏普泰二年(532年)赵鸯女造背屏式佛像，主尊头佚，残高15厘米；还有一件高不足半米的小像，由30多人共同施造。可见临朐寺院造像中也广泛存在通高不足68厘米的佛像。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中有一件“一佛二菩萨像”，“佛身高28”厘米，即使估算上首、足高度，通高仍然不会超越68厘米。
  尤其河北曲阳修德寺佛像，总计2200余躯，多为小型单体像，高度在半米以下者，比比皆是。若照冯先生理论，这一大批佛像就均非寺院造像了。而铭文题记却恰恰显示它们都来自于至少八座寺院——东魏追恩寺、高仲景寺、北齐庄严寺、忠明寺、刘懃寺、高阳公寺、苌湟寺、张市寺。冯贺军先生在对曲阳造像题记作了深入研究后，指出：“这批造像最初应与这些寺院有密切联系。”此说甚是。再举一个例子，广东曲江南华寺北宋庆历年间木雕五百罗汉像现存360尊，每尊都用整块木坯雕成，通高49.5至58厘米。它们的高度也全在68厘米之下，难道南华寺罗汉像与修德寺佛像一样都非寺院造像了吗？
  以上所举这诸多造像都是毋庸置疑的寺院供奉佛像，但其高度均在冯先生所说68厘米之下。由此可见，这种仅以佛像高度来划分寺院与非寺院造像的片面标准，显然是错误的。同样，通高55厘米的韩小华造像仅从高度上也不能定其为家庭安奉佛像。其实，冯先生这里还回避了一个于己不利的旁证——窖藏所出北魏崔和、贾淑姿夫妇造像，其题记云：“为佛弟子、居家眷属并及六道，长辞苦海，同获长乐。”该造像通高54.5厘米，与被视为非寺院佛像的韩小华造像在高度上仅差0.5厘米，亦未达到68厘米，但发愿文首提“为佛弟子”，然后才是居家眷属，若非寺院造像，怎能如此行文？这是一铺安置供养于寺院内的造像当无疑义。
  其五，《质疑与揭秘》为论证窖藏佛像确实并非龙兴寺造像，再次举证：“安奉三圣像，就是将一佛二菩萨请至道场。因此，无论一寺一院、一殿一堂，抑或一坛一龛，同一题材的一佛二菩萨像是不可以重复安奉的，否则就是佛教所言‘不如法’。”了解佛教基本仪轨之后，我们即会醒悟：“这么多的三圣像，绝不是安放于同一奉佛之地的。”
  然而，这又是一个一推就到的错误认识。
  谨按背屏式一佛二菩萨三尊像是北朝青州地区最具特色的佛像组合形式和主流样式，不仅龙兴寺窖藏造像中这种三圣题材大量存在，临朐、诸城各地出土佛像的情况也是如此。
  临朐明道寺造像于北魏晚期至北齐为兴盛期，主要作品形式有背屏式三尊像与圆雕单体造像，大中型像均为一佛二菩萨三尊组合形式，与龙兴寺造像形式完全一致。临朐白龙寺遗址出土佛像中仅背屏式造像即达23件之多。诸城“造像残躯，数量达三百多件”，其中一佛二菩萨组合背屏式造像较多，“西方三圣在这批造像中占有一定比例。”
  再如博兴龙华寺北魏至隋铜佛像，计达700多件，题材以释迦多宝为多，然后依次是观世音、弥勒，可见佛像题材重复情况十分突出。上世纪80年代，陕西西安礼泉寺遗址出土了大批北朝至隋唐的石刻造像及残块，其中一手执拂尘，一手提净瓶的大小不等的观音形像特别的多。
  隋代青州盛行无量寿(阿弥陀)西方三圣题材造像。《光绪益都县图志·金石志》收录有云门山“造像十一种”，时代均属隋文帝开皇(581—600年)时，在这11种造像题记中有7种提到题材为无量寿佛，其余4种因字迹残泐，题材不明，但估计无量寿的可能性很大。再看驼山石窟这道崖壁上，重复的造像题材同样并不鲜见，即使最大的两座石窟也是无量寿西方三圣题材，尤其两窟壁上更是各有三至五铺小型西方三圣造像。
  应该看到，同一题材的佛像，系由不同出资造像者舍造，发愿文表达的是各自的虔诚侍佛之心和美好愿景，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不如法”的情况了。比如临朐一件背屏造像上刻有双观音菩萨像，据题记知，一为观音主王姿，一为观音主李某某。这便表明两观音像是两个施主分别施造。值得注意的是，据有关专家研究，双尊像流行于南北朝中晚期，因受《妙法莲华经》影响下而出现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启发，北齐时出现了双释迦佛、双阿弥陀佛、双观音菩萨、双思惟菩萨题材。这是北朝佛教艺术自创的一种造像组合，并无严格的佛教经典依据，体现了佛教造像吸取传统雕刻艺术讲究对称与平衡的美学法则，这种造像样式纯粹为中国佛教艺术家首创，乃是中国化的雕刻艺术。这种情形可能在佛教原出的印度难以想象，但在中土却是佛教“入乡随俗”方方面面中国化中的一个层面。
  由于佛教宣称要想现世获得福报，来世获得善因，就必须广种福田，积累功德，北朝青州各阶层民众因之积极投身诸如造像、建寺、造塔、浴佛、行像、舍施、设斋等各种佛教功德活动中，而于寺院进行造像则是当时最大的功德活动。据《佛说作佛形像经》称：“作佛形像，死后不复入于地狱、畜生、饿鬼诸恶道中。其有众生见佛形像生恭敬心，叉手自归佛塔舍利者，死后百劫不复入于地狱、畜生、饿鬼道中，死即生天；天上寿终，复生世间势富之家。如是受福不可称数，会当得佛涅槃之道。”在这类佛教经文支配下，同一题材的造像大量涌现于寺院中，已是势所难免。倘若僵化理解佛教的“如法”，无异于作茧自缚，既有违佛教教义精神，又限制佛教造像发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其六，《质疑与揭秘》：“而青州窖藏中的所有佛像及其残件共同证实，它们来自600多尊佛像。如把寺院想象为一座展览馆，认为它可以同时陈列这么多题材各异的佛像，则对佛教过于陌生。”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远的不说，与龙兴寺同属古青州地区的临朐明道寺，面积约5000平方米，却有残损佛像300余尊。传世《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石刻说得十分明白，这批造像就散乱密布于寺址上，而非来自其他寺院，更非诸多佛堂、坛场和家庭。这雄辩地表明历史上的明道寺恰好就是一座佛像“展览馆”。
  其他如临朐白龙寺遗址发现200余件造像残件；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铜佛像700多件；寿光古龙兴寺遗址收集的部分“造像计有百余件之多”；诸城“造像残躯，数量达三百多件”，发掘者认为，这是一个“宏大寺院”内的造像；青州兴国寺遗址出土造像曾大量流失，保守估计总数量当有上百件。由此观之，古青州地区的这些寺院，无异于一座座佛像“展览馆”。至于历史上皇家、权贵、名僧建寺造像的数量，就更是多得惊人，如隋开皇三年(583年)独孤皇后为父所建赵景公寺，有“小银像六百余躯、金佛一躯，长数尺，大银像高六尺余。”礼部尚书张颖舍宅建造的长安玄法寺，铸有金铜像十万尊。天台智者大师一生“所造大寺三十五所”，“金、檀、画像十万许躯”。况且古代各地那些号称“千佛寺”、“万佛殿”的寺院和殿堂，佛像数量想必更属可观。
  那么，一座寺院佛像数量的多少取决于什么因素呢？
  这主要是由该寺院的规模和香火旺盛情况所决定，而非造像的题材来限制，否则天下寺院佛像的容纳量岂不都轩轾难分了吗？一句话，大寺造像多，小寺造像少，两者成正比，实属常情。当然还要考虑地理位置和人口多寡的因素，比如有的寺院地近山区，采石方便；有的寺院位处闹市，人气旺盛。这都会导致寺院造像数量的大幅激增。
  探究起来，龙兴寺内能够拥有多少佛像呢？
  龙兴寺北齐时，号称“正东之甲寺”，造像活动达于极盛。大齐碑载，寺中香火旺盛，礼佛场面宏大，“香甫燃而雾作，花劣飞而霰下”；僧侣诵经之声，“足使须达羡其经启延寿韬，其赋颂感致之极。”武平四年(573年)青州刺史娄定远亲率僚属莅临寺中，向青州民众发出造像号召，得到热烈响应和拥护，掀起了龙兴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疯狂造像高潮。当时寺内最可称道的佛像，即是娄定远所造大型西方三圣像，主尊无量寿佛“高三丈九尺”，左右有“观世音、大势至二大士”胁侍。娄氏西方三圣巨像，不仅为北齐龙兴寺崇奉的至尊佛宝，也是我国北朝雕塑艺术的一大杰作。众所周知，北魏都城洛阳宗圣寺曾经雕制“举高三丈八尺”大像，史称“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辉赫，独绝世表。”然而，宗圣寺大像与龙兴寺西方三圣巨像相比在高度上还略逊一筹。难怪清人朱朗斋感叹：“佛像至三丈九尺之高，不可谓非一代之创举！”由此推想，在娄定远的率先垂范下，青州民众于寺内造像数量必定繁多。
  还应看到，龙兴寺地理位置，前山后水，左市右涧，兼有闹市与幽静两大优势。尤其地近闹市，物用极为方便，易于吸引信徒。这座城区中的寺院与居民区、商业区互生共长，具有强大的人气集聚力。而且，这类被皇帝赐额的寺院原本就是有影响的大寺，龙兴寺窖藏佛像大多精美细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方首刹于造像质量上的要求。
  关于窖藏佛像的来源构成，笔者十年前在《敦煌研究》发表《也谈青州龙兴寺佛像并非全为该寺造像》一文，指出龙兴寺窖藏坑所出400余尊佛像确实并非全为该寺一座寺院的造像，还包括青州其他寺院的佛像在内。这有正史中唐武宗、后周世宗法难时下令将废毁寺院佛像集中于当地法定保留寺院内的明确记载为证。当时青州僧俗信众遵照“敕并省天下佛寺”，“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被保留)寺内(安置)”和“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的诏令规定，将青州城及其附近被废毁寺院的佛像集中到龙兴寺安置保存。这样一来，唐武宗、后周世宗灭佛运动在客观上反倒促使龙兴寺内佛像的数量有所增加。这才是导致窖藏佛像“小型体量者太多；风格、样式差距太大；相同题材太过重复；制作水平太不整齐；破毁程度太不接近”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说，龙兴寺成为造像汇集之地系因灭佛缘故，而非《质疑与揭秘》所持出于修缮目的由各佛堂、坛场、家庭送来的主观猜想。况且南阳城石佛像修缮坊实乃龙兴寺内作坊，这便丧失了从各地运来佛像维修的客观基础。然而，在这400余尊佛像中龙兴寺造像与青州其他寺院佛像各自所占的比率是多少呢？目前看来，这个问题恐怕谁也难以作出明确的回答。如果硬要给出一个数据，反倒显得很不客观。不过，应该看到，龙兴寺是青州地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著名寺院，寺内造像数量必定相当可观。因此，将窖藏坑中出土佛像的大宗视为龙兴寺造像，当无疑义。况且龙兴寺造像窖藏于“北宋末年，或金朝早期。”即使青州其他寺院的佛像是在后周世宗法难时被搬运到龙兴寺内，也在寺中放置了170多年时间。后来又于寺址历经窖藏近千年，因此，为了方便学术研究起见，将窖藏坑出土的400余尊佛像称之龙兴寺造像，绝无不妥之处。
  其七，《质疑与揭秘》为说明龙兴寺窖藏中有大量来自民间的佛像，论证道：“公元399年，南燕国在青州建都后，慕容德皇帝邀请名僧僧朗至青州弘法。《续高僧传》里说，僧朗在青州推出了一种弘法形式：‘斋讲’。即在城区或乡间集市设置坛场，由具有佛学素养的僧人或居士宣讲佛法。”“斋讲的坛场，自然需要佛像。这类佛像也不宜过大，因坛场均为临时设置，佛像的体量须适合随时移动。《续高僧传》记载青州的坛场活动是：‘乡邑大集，盛行斋讲。’‘盛行’就是广泛而普遍的流行。这就又一次向人证实，‘草逐风低’的青州奉佛热潮之中，与寺院并行的另外三大奉佛地的佛像拥有量，该是何其巨大。”
  这里竟存在着七处史实错误和问题。
  一是“慕容德皇帝邀请名僧僧朗至青州弘法”关乎青州佛教史，不能搞成小说家言，请出示原始史料证据，而非后世传说依据。二是按照僧朗所处的南燕时代来看，他只能入僧史《高僧传》，而非《续高僧传》，即入南朝梁慧皎所编之《高僧传》，绝非唐道宣所编之《续高僧传》。三是僧朗根本未在青州推出“斋讲”这一弘法形式。四是《续高僧传》中确有“僧朗”，但此僧朗非彼僧朗，而且还非止一位，多达数位，几乎都与南燕僧朗相差上200年左右时间，不可同日而语。五是《续高僧传》中的僧朗们谁也没有推出过“斋讲”，更遑论是在青州弘法了。六是“斋讲”一词最早见于东晋文史学家习凿齿写给宰相谢安的信中，与南燕僧朗风马牛不相及。其出处《高僧传》原句作：“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翻检《高僧传》卷五有道安、法和、僧朗等诸多高僧传记。显然，冯先生是将道安的“斋讲”误植于南燕僧朗身上了，其实两人中间还隔着篇《法和传》，这也太不严谨了。七是“斋讲”作为宣讲佛法之集会，往往以某部佛经为主，佛像需求极少，且多系轻型木像或悬挂画像，极少使用石造像。如此一来，所谓青州“乡邑大集，盛行斋讲”的佛像巨大拥有量，也就与龙兴寺窖藏坑扯不上什么关系了。
  其八，《质疑与揭秘》认为：“便是张河间寺尼姑智明的造像，也不是供奉在寺院里的，其题记说得清楚。智明是‘为亡父母、亡兄弟、亡姊，敬造尊像一区’，除了让亡者‘托生净土’外，还要让生者‘见在蒙福’，也就是见到这区‘尊像’，就会承蒙佛陀的赐福。那么，智明让谁‘见在’呢？随之刻道：‘郭达、郭胡，侍佛时。’郭达与郭胡，很可能是智明的两个儿子。母亲出家了，要让儿子也随她一起‘蒙福’，于是就让孩子们在家里供奉这座佛像。”“郭达与郭胡没有出家，自然与寺院无干。”
  这个评说，望文生义，严重失实。
  谨按“见在”的“见”不是“见到”的意思，它与“现”通假，“见在”乃“现在”之义。“见在”指佛教所说的“见在世”，对应着“过去世”、“未来世”，所谓“三世”。如清龚自珍《正<大品弥陀经>魏译》称：“若过去世，若见在世，若未来世。”应该看到，“见在”于佛教造像题记发愿文中并不鲜见，如天保五年(554年)郑络兴造观音像：“居家眷属，亡过见在。”天统四年(568年)张藉生造白玉像：“亡过见在，俱时成佛。”赵晖造像：“亡过见在”，“咸同斯福。”辽清宁十年(1064年)王延福办佛会发愿碑：“愿亡过见在、七世父母，久灭恒河之罪，生于西方净壤。”龙兴寺窖藏所出智明造像发愿文中的“见在蒙福”之意，实际上与同出坑内的北魏太昌元年(532年)比丘尼惠照造弥勒像题记中的“现存眷属”、“咸同斯庆”，以及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邢长振造释迦像题记之“现在居家”、“咸同斯福”完全相同，只是行文更为简洁罢了，绝非“‘见在蒙福’，也就是见到这区‘尊像’，就会承蒙佛陀的赐福。”佛教发愿文中“见到”“尊像”的表述，则往往用“会”、“值”两字，比如“常与佛会”、“值佛闻法”。冯先生未弄明“见在”本义，想当然地认为智明让两个孩子郭达、郭胡在家里供奉这铺佛像，于是智明造像便不属寺院佛像了。
  另外，笔者看到青州云门山唐代摩崖石窟造像题记云：“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年)……清信士王玄恭敬造卢(舍)那像一铺。上为国王帝主、师僧父母、七代先亡、见存眷属、法界苍生，咸同斯福。母郭供养，□妻崔供养，赵开东母仇供养，妹伴娘供养，女陈娘供养。”这里的“见存眷属”、“咸同斯福”意同智明造像题记“见在蒙福”。若按先生观点推理，王玄恭及其母、妻、妹、女岂不是要将云门山摩崖石窟造像搬回家中供养祈福了。类似的古人造像题记甚多，不胜枚举，实无再予举出之必要。
  其九，《质疑与揭秘》：窖藏所出“两尊北宋罗汉坐像，连同基座的整体高度是，34.5和36.5厘米，显然不属于寺院所用。何况袖手罗汉的连体基座上记载分明：‘北和界王美罗汉。’北和界的王美居士供奉的罗汉，自然是安奉在王美自己的家里，而不是放在寺院里。”“‘北和界’是地名。题刻的意思是：北和界的王美供奉的罗汉。”“王美罗汉就跟‘郭达、郭胡，侍佛时’的佛像一样，不是供奉在任何一座寺院里，而是请回自己家中，让全家人‘见在蒙福’的。”“可能有的专家见过某些寺院内，专为居士供佛设置的佛龛。其实，这种供佛形式仅限于当代，古代寺院里是没有的。它的起源大约是，造型产品的化工类原材料致使成本低廉之时。”并进一步得出结论：“青州窖藏中这类小型佛像，无论由哪个角度深入研论，它们都没有可能与寺院产生联系。”
  这些认知，更属错误。
  考北宋青州城市管理行政系统中有“界”的编制，这可证诸宋末知青州黄裳《演山集·青州坊门记》所载“十六界”。龙兴寺窖藏所出“北和界王美罗汉”铭文又提供了青州设“界”的实物证据。查清段松苓《益都金石记·宋石佛院造像题名》有“南无善日佛，城北界苏方、侄女蘂”题记，并指题名“在城西北牛家庄石佛院佛座上”。这为解读王美题记，起到了重要启示作用。可以说，这是一则典型的家住青州“城北界”的苏氏叔侄女(或伯侄女)于石佛院出资雕造善日佛像的事例，恰好能作王美罗汉系寺内造像而非家庭供奉的佐证。又云门山石窟《邓氏重修佛龛记》载：北宋“青州益都县南和界住人清信男弟子”邓氏。“住人”指居住的人，即居民。这更加清楚地表明，施主邓氏在青州益都县的住址是“南和界”。《光绪益都县图志·金石志》还有“大宋国青州益都县将(相)乡诸王村维那安守忠等，于大中祥符九年岁次丙辰正月十三日兴造千佛殿内石香炉一座，永充供养记。”在附后十几家供养人中可见：“西城界张演合家施钱贰贯文”、“城北坊梁荣合家壹贯文”。毫无疑问，“西城界”、“城北坊”与“将(相)乡诸王村”俱指供养人住址已明矣。
  综上可知，“北和界王美罗汉”表达的实乃“青州益都县北和界住人清信士王美”之寓意。“北和界”与邓氏“南和界”在方位上恰是南北对应关系，这完全说的是王美在青州城的家庭住址，意在强调寺院罗汉供养人王美的住址而已，何来将罗汉“安奉在”“自己的家里”歧义？
  笔者看到，龙兴寺窖藏所出北宋罗汉像尚有“万安军刘彦从罗汉”。“万”字残缺，亦或为“广”、“建”，待定。但不管是万安、广安还是建安？均不隶属青州管辖，因知刘彦从乃外地人至青州期间出资造像。若套用冯先生对“北和界王美罗汉”的解释模式，则变成：“万安军的刘彦从居士供奉的罗汉，自然是安奉在刘彦从自己的家里，而不是放在寺院里。”但刘彦从家非青州，他供养的罗汉出现于窖藏中，不是寺院造像还能是什么？

  再如广东曲江南华寺北宋庆历年间木雕五百罗汉像，现存360尊，其中154尊刻有铭文，如“入韶州南华禅院罗汉阁永奉供养”、“广州弟子张续，雕造尊者南华寺供养”、“弟子王保，雕造尊者入南华寺供养。”证明罗汉像当时是置于寺院罗汉阁中的。南华寺计有17尊造像铭文记载了舍造人在广州的住址，如“广州第一厢第一界”、“广州第一厢第二界”、“广州第一厢第五界”。广州人竞相“舍尊者入南华寺供养”，以求幸福生活。这亦是彼时青州民众之于龙兴寺的情形。
  还有，以南华寺北宋罗汉题记为例，可知寺院专为居士供佛设置佛龛的情况，绝不“仅限于当代”，而是古已有之，它的起源亦非“造型产品的化工类原材料致使成本低廉之时。”南华寺明确辟出了“罗汉阁”专门接纳施舍人的罗汉像。那么，施舍人又是如何施舍罗汉像的呢？其情况较为复杂，但有两种是这样的：一种是“抽舍净财收赎罗汉”、“收赎尊者”；一种是“舍钱雕造尊者”、“谨抽净财镌罗汉”、“赎造尊者”。前者实乃购买罗汉像，为表虔敬，避讳“买”字，而说“收赎”。后者则是出钱订做罗汉像。买卖交易成功后，便供奉罗汉于阁中。
  而且，冯先生所谓“青州窖藏中这类小型佛像，无论由哪个角度深入研论，它们都没有可能与寺院产生联系”的说法，也于佛教造像史过于陌生。谨按佛教造像从北魏发展到宋代，材质已由石雕为主变成泥塑、木雕为主，不仅造型经历了从神性化到人性化的重大转变，而且体量由大型化石窟向殿堂内的小型化转变。由于宋代佛教世俗化，禅悦之风流行，罗汉造像臻于鼎盛，五百罗汉题材大兴。当时罗汉像形体已由大变小，普遍供奉于城市郊野的寺庙殿堂之中。南华寺数百小型罗汉像(最高者仅58厘米)即是明证。如此看来，龙兴寺窖藏所出王美罗汉这类小型佛像又岂能是以体量大小定其所在的？
  这里顺便言及《质疑与揭秘》中两条枝蔓存在的明显失误：
  其一，《质疑与揭秘》称：“云门山驼山面对青州巨佛的峭壁上，凿有几百处矩形小窟。我(指冯先生)研究后发现，那是自北齐开始出现的瘗窟(“瘗”读作义)，即佛弟子的骨灰埋葬处。这是僧人、居士们去世之后，依然要守望巨佛，与巨佛不离不弃。”
  这是一处地道的硬伤，实与所论主旨关系不大，不说倒罢。然则冯先生既已谈及，于此不妨评议一下。
  云驼两山瘗窟“几百处”，有这么多吗？先生可曾上山亲自数过？我这不是抬杠，只想尊重事实，就较一下真吧。20多年前，笔者为研究青州山体巨佛头特地逐一细数过这些瘗龛的数量(更确切说，“瘗窟”当称“瘗龛”，毕竟从释义上看，窟大龛小)，云门山计有47处，驼山5处，加起来才仅52处。为防当年记错，本人再登两山，确认52处无误。所谓“几百处”，夸大了多少倍？文化是种责任，不能信口开河，否则对得起古代那些长眠在崖壁上的僧侣居士吗？需要说明的是，这类佛教瘗龛遗迹在全国各地石窟中并不少见，比如河南龙门石窟、甘肃炳灵寺石窟、四川巴中石窟均有发现。这是僧侣“灰灵(骨灰)”的一种岩葬方式，即便与云驼两山近在咫尺的广福寺崖壁上也有僧侣骨灰岩葬瘗龛120余处，反映出当时青州石窟瘞葬风气流行的实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各地这些岩葬瘞龛的主人又是要和谁“不离不弃”呢？
  本人研究表明，云门、驼山佛教瘗葬文化遗存不仅有葬灰的瘗龛，还有藏尸的瘗窟。两山所有窟龛可分为造像的像窟、坐禅的禅窟、葬尸的瘗窟、葬灰的瘗龛四类。像窟即雕造佛像的洞窟；禅窟是僧人坐禅修行的洞窟；瘗窟是安葬僧人尸体的洞窟；瘗龛则是安放僧人骨灰的岩龛。也就是说，四类窟龛在云门、驼山均有发现。我推测云驼两山这种岩葬瘗龛的处理方式是内置盛骨灰的容器(或包袱)，外扣石盖(当有铭文)。其时代不会早过龙门石窟唐朝同类瘞龛的出现时间，当稍晚些，所谓“北齐开始出现”就岩凿龛的判断，言之不确。于此再证“守望巨佛”云云，实属无稽之谈。
  其二，《质疑与揭秘》指出：冯先生“独立完成考证”了“青州巨佛”研究，也全然不是事实。
  我认为先生并没有弄清楚青州山体巨佛头的来龙去脉，更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一需要多学科知识来应对的重大学术课题，这必须由严谨的科学考证来揭示，而非文学创作的思维去阐明。现将笔者的有关研究结论摘要如下：
  著名的青州山体巨佛头，至迟在1600年前的十六国时期即已被青州先民发现。当时是被视为南燕“天子气”的象征，遭到了东晋刘裕势力的毁坏，此即遗留于云门山、劈头山上的云门洞和劈山隙。当地民间遂有口耳相传却不明究竟的“人面朝天出帝王”、“南蛮子破了风水”的谚语。然而，两座人面山被彻底打上佛教烙印，视为双佛，则是在北齐隋初之际。
  作为一种佛教文化现象，青州山体巨佛头的真实属性长期以来不为学界所识。事实上，青州山体巨佛头与流行一时的所谓“密宗”说毫无关系，更非表现的是密教主佛大日如来形象。经考证知，其真正寓意乃“涅槃重生”。据北宋状元、知青州黄裳《演山集》知，北朝迄北宋的劈头山主峰上，建有一座雄峙数百年的醒目“黄金塔”。劈头山巅耸金塔(这是统帅古青州城南山区全局的标志性景观，举头可望，博人眼球，实属影响青州百姓视野的新发现。为使历史文化服务于当今经济建设，本人将倡议复建劈山黄金塔和前述师范操场龙兴塔，这是后话，暂且打住)，笔者最早意识到，这个信息不寻常，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这表明青州山体巨佛头展示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涅槃形象。黄金塔出现在巨佛头上，正是佛祖涅槃的象征。由《法苑珠林》知，“黄金塔”与佛祖“涅槃”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宋时尚可见塔上“刻僧俗名姓总二百九十人。”这是一批由北齐入隋的僧俗信众。黄金塔的建造与巨佛头的略施修凿工程是一个总体设计，而塔的建成则是整个工程告竣的反映。这批僧俗信众系山体巨佛头的施工者。
  调查得知，天子气被灭后的两座人面山，又称“大死尸”、“小死尸”，一直流传于乡民中，但同样不能确指并明其意蕴？另有与之东西呼应的位处驼山南部的“大棺材”、“小棺材”山脉。现可认定，它们在历史上是被知悉的。20余年前曾有当地老农向我道出，少年时即听人讲云门山又称“涅槃山”，但他一直莫名其妙。这可理解为两座人面山于古代佛教徒眼中实系两座涅槃山。然而双佛共现，其一逼真，且建金塔，更被关切，却是事实。
  谨按涅槃又作“寂灭”、“圆寂”。一般指断灭生死轮回后获得的一种解脱，小乘佛教以涅槃为彻底死亡之代称。然而大乘佛教则视涅槃为成佛的标志，是佛教徒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在佛教经论和佛教艺术中，对涅槃都不厌其烦地阐述其意义，表现其形象。因此，涅槃像是佛教艺术中一种古老而又常见的题材。涅槃像标准姿势为“狮子卧”——右胁而卧，枕首累足，表示脱出生死轮回，以涅槃方便说法，常乐我净。除此卧姿，还有仰卧或半仰卧。盖因早期涅槃经变传入时，人们不解涅槃本意，以常人生死观塑造释迦涅槃形象。如敦煌北朝十九铺涅槃经变中，便有十四铺为仰卧姿势。山东东平白佛山隋代石窟涅槃像表现的是释迦苦修入定，弟子哀悼，摩耶夫人悲伤的情景。而驼山韦操石窟最显赫的位置上也有“马摩耶”居士题名，这显然是在迎合佛传故事。
  天子气虽灭，涅槃佛重生。人面山经历了从被灭“天子气”到释迦佛祖的华丽转身，完全契合涅槃重生的佛教理念。涅槃经典主要有北凉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四十卷，主要阐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依据大乘佛教教义，佛是不灭的，无有“涅槃”，之所以要涅槃，是为了教化众生而作的一种“示相”，即告诉众生，有“死生”这么一回事情。众生知道了“死生”之事，就会“厌其幻身，炼全真性”，也就是厌恶自己虚幻的肉身而去修行，以明佛性。根据本人于巨佛头上发现的“看金山宝玉”和冯先生所示驼山石窟崖壁上的“金山岩千佛寺”题记，可以论定“金山(喻指佛身)”即为青州山体巨佛头。“金山岩千佛寺”意在说明驼山石窟归属山体巨佛头，这就从石刻文献上坐实了石窟与巨佛头的内在联系，铁证云驼石窟即是因此而开凿。考驼山隋代西方三圣石窟系依据刘宋畺良耶舍所译《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雕刻的。释迦牟尼佛于净土诸经中，将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这个娑婆国土的众生。极乐世界又称西方净土，阿弥陀佛为教主。据佛经称，往生于该佛国土者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而驼山石窟表现的正是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的梵天净土、庄严佛国。
  关于人面山之所以被古人视为“天子气”的象征，还因与东晋十六国时期南燕皇帝慕容德潜葬山中有关。种种迹象表明，劈山隙下人工开凿的洞窟是纵式藏尸的瘞窟，即慕容德入葬人面山陵墓前希冀“起死回生”的陈尸处，而劈山北麓底部极可能即慕容德陵墓所在地，这有迄今仍存的大量开凿出的山体碎石可资佐证。另外，北宋黄裳对劈山一带曾经身临其境地进行堪舆，认为是一处极佳的风水宝地，他在《崇宁万寿寺记》中描述道：“自其巅垂两支数十丈，下至于平原，如人之伸左右手，前抱其腹。”这也应是当年慕容德帝陵选址于此的原因之一。笔者提议借助高科技手段，进行红外线扫描，以确定这座陵墓的具体位置。至于两座人面山鲜为人知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是佛教密宗秘不示人的缘故。现在看来，此说甚误，这实乃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历史上的知情者(僧俗信众)惧怕人面山作为“天子气”和佛像再遭统治者破气灭佛而有意采取了隐秘措施，如不刻立石碑、不记入文字，尤其有关青州最高政长担忧辖区传出“天子气”谶语，被朝廷误解有不臣之心、招致杀身之祸而不敢予以声张。对于青州山体巨佛头的成因，可以肯定地说，天然成分居于绝对主导，略施人工仅属次要。此前有学者多次宣称巨佛头系人工开凿而成，“这么大的工程”，“巨大的雕塑艺术品”，完全背离了客观事实，因而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还需一提的是，冯先生以密宗立论研究山体巨佛头的著作《巨佛驼山仰天山文化探源》，也随着巨佛头与密宗无关的辨明，从根本上不能成立了。
  至此，历时23载，经由艺术家丁夫力、李军先后于1993和2002年发现的青州两座山体巨佛头，终于在今天被揭开谜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