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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错误和问题
其一，《质疑与揭秘》补充归纳窖藏佛像被毁原因是：“一旦民众与佛教及佛像拥有者发生激烈纷争；一旦官府对佛教及佛像拥有者产生严重愤怒；一旦其他宗教对佛教及佛像拥有者形成深切仇恨；一旦不法人群大肆劫掠……冲入寺院、佛堂、居士家庭、斋讲坛场，破毁佛像之事也便随之发生。便是佛弟子自毁佛像都有可能：一旦他们蒙受贪僧诈骗而遭遇重大损失；一旦他们成为其他宗教信徒而‘痛改前非’；一旦他们家中女眷被恶僧拐骗……”
事实上，这七个“一旦”均属普适性假设，对任何残破佛像的毁坏原因都可套用，于具体个案研究并无助益，因而也就没有了实际佐证意义。
其二，《质疑与揭秘》认为：“窖藏中尚有基本完整的造像。例如著名的韩小华造三尊像。”“被掩埋时，它已是500年前的古物。世人皆知这是不可多得、不可复制的祖传之宝，佛弟子们自是愈加奉若神明。因此，当它出现两处断裂和几处轻微损伤时，既无损佛像的价值，亦不影响安奉与礼拜，拥有者竟有什么理由将其丢弃，掩埋？”
这里首先须予澄清的是，“尚有基本完整的造像”是个什么概念？这可不能含糊，说到底还是不完整佛像。拙著《青州龙兴寺历史与窖藏佛教造像研究》将这类佛像划归为人力击打破坏轻型造像，即虽遭受过击打，但破坏较轻，多是残断为数段，远未达到支离破碎，惨不忍睹的地步。谨按韩小华造三尊像的实际情况是，可清楚看到人力击打点在主尊头部右上方，断裂线三条，致使整座背屏分裂为大、中、小三块。这足以定其为破损佛像，冯先生所谓“无损佛像的价值，亦不影响安奉与礼拜”的判断，已属失实。其实，以往研究早已判定窖藏中的佛像，无一完整或没有缺陷者，即所有造像都多少存在残损情况，均可视作佛舍利，所以才被安葬窖藏中。
其三，《质疑与揭秘》称：“如是因为敬重佛像，那么，将其集中至一处之后，为何不予尊重与保护，反以类似码垛的方式堆放于十分粗陋的地窖之中，令人看不出当事人的丝毫敬意呢？”
谨按龙兴寺造像被礼遇式埋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窖藏坑坑壁垂直，拐角明显，底部整修平整。坑中部预留有一条由南向北长6.3米、宽0.9米的斜坡，目的是为了方便向坑内搬运造像。(二)窖藏坑内造像虽然大多数已遭到严重毁坏，但造像却并非被胡乱丢弃堆放坑中，而是有规律的大致按上、中、下三层排列摆放。坐像都立式摆放；比较完整的身躯置于窖藏中部；各种头像则沿坑壁边缘排放；残破的造像上部用较大的背屏式造像残块覆盖；陶、铁、泥、木质造像被放置于坑底。(三)“在窖藏中，零星出土一批铜币。”应是掩埋者有意识撒放的祭奠冥币。(四)窖藏坑最上层的造像上发现留有席纹，说明造像掩埋前曾用苇席覆盖。这些迹象都表明龙兴寺窖藏佛像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礼遇式精心掩埋行为。所谓“看不出当事人的丝毫敬意”，并非事实。这一见解，忽略了窖藏发生的历史背景，即宋末金初青州城的战乱间隙中。在此特殊情形下，这些举措已属非常礼遇式的埋葬了。
其四，《质疑与揭秘》谓：“这家修缮坊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其残像的材质，除青州特产十三层白之外，尚有少量的汉白玉、花岗岩。据王瑞霞先生研究，这两种材质的产地不仅不在青州，甚至不在今山东境内。这就表明，山东以外的佛像主人宁肯长途跋涉，也要慕名而来。”“不远千里地将佛像送来青州修缮坊了。”
这些述说毫无道理，亦属认识理解有误。
众所周知，山东出产汉白玉，就在胶东的莱州。作为佛像研究专家的王瑞霞馆长怎么可能会这样误导冯先生？这是先生自己的理解出现偏差，王馆长于此只是表达了一种山东罕见汉白玉的提示而已。汉白玉质地坚致，色白如雪，细腻玉润，在品格上较之石灰石、花岗岩要显尊贵，更能迎合世人佛性高洁的心理。汉白玉佛像的雕造，说明古人珍爱玉器与玉有五德的儒家观念已浸透到了佛教造像用材之中。
事实上，汉白玉质地造像在已发现的山东古代佛像中并不鲜见，除青州龙兴寺造像外，与龙兴寺近在眼前的广福寺也发现有汉白玉造像；汉白玉佛像还见于诸城、临朐造像中；上世纪无棣出土的七件北齐石造像“均用汉白玉石雕成”；博兴龙华寺出土的一批造像中也有汉白玉质地。1996年昌邑保垓寺故址发现的一批残石造像亦见汉白玉造像。按照先生逻辑，设若诸城、临朐、无棣、博兴、昌邑汉白玉造像存有修复痕迹，是否也要解释为由于这五县市古代佛寺“修缮坊”的技术高超而吸引了“山东以外的佛像主人宁肯长途跋涉”，“不远千里地将佛像送来”呢？
谨按河北曲阳盛产汉白玉。据《曲阳县志》载：“黄山自古出白玉，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北朝时定州风格造像以曲阳为中心，以黄山白玉石为原料，形成北方造像艺术重镇。1953和1954年曲阳县城修德寺发现北魏至唐代石雕佛像2200余件，其中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绝大部分为汉白玉造像。据此推知，所谓“长途跋涉”，“不远千里”当指由曲阳来青州。然而古青州地区汉白玉佛像的普遍雕造应属就地取材山东，而非舍近求远河北。
至于说到花岗岩造像的材质来源，就更不是一个问题了。如临朐明道寺造像用料中就有花岗石，尤其青州广福寺也发现有“花岗岩造像。”花岗岩实际上在山东各地多有产出，青州市境内便有少量分布，临朐还辟有生产加工场所。花岗岩质地坚硬致密、抗风化、耐腐蚀、色泽美、保存长，亦属造像的较好石材。青州龙兴寺窖藏花岗岩造像怎么可能取材省外，而置眼前材质于不顾？
其五，《质疑与揭秘》称：“‘清信士佛弟子邢长振，仰为二亡姊尼敬造释迦像一躯。’清信士‘即未曾落发出家而在家学佛者’，因此，这位邢长振就一定不是龙兴寺僧人。这类造像，尤其不能证明它与龙兴寺相关。”“维大魏太昌元年九月八日，比丘尼惠照……敬造弥勒一躯”。多位尼姑共同制造的三尊像，“主尊像两侧刻有‘智言’、‘法世’、‘静晖’、‘惠智’等11位‘比丘尼’的法名。再合上前文所提的智明，我们已经获得13位参与造像的女僧的名字。她们一定是住在如同张河间寺那般的女僧寺院里，即被世人称作‘尼姑庵’的地方。那是一定不会与男僧混住在龙兴寺里的。因此，她们的造像也就与龙兴寺没有了关系。”
此说逻辑漏洞太大，无法令人信服。
没有人说邢长振是龙兴寺僧人，但非龙兴寺僧人的居士就不能来寺里造像了吗？外寺尼姑也不能来龙兴寺造像了吗？出自窖藏的邢长振造像不能证明和龙兴寺无关。尤其比丘尼惠照造像发愿文明确提到了“沙门一切众生，咸同斯庆。”不排除是于比丘寺院造像的可能。况且比丘尼在比丘寺院进行造像活动，有例可证。如云门山北齐隋初石窟造像题记有云：“比丘尼世僧造像一躯，为师僧父母及法界众生”；“比丘尼圆满造像一躯，愿供法界众生，同生佛国。”若按冯先生逻辑推理，世僧、圆满两位比丘尼一定是住在尼姑庵里，那是一定不会与男僧混住在云门山寺院里的。因此，她们的造像也就与云门山寺院没有了关系。这可就错大发了。由此可见，窖藏中这类题有比丘尼法名的造像，在没有见到确切发愿文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轻言与龙兴寺无关，而应存疑待考。
此外，《质疑与揭秘》还出现一些不该犯的错误，例如刘善明是南朝而非“北朝”人；曾孝序是青州知州而非“青州知府”；北宋尚无“南阳城”名，“南阳城石佛像修缮坊”的命名既不妥当，又属失误。凡此种种，所在多有，令人看不到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事实上，正是这种治学上的率意而为，导致了冯先生以往有关佛教著述，如《巨佛驼山仰天山文化探源》大半部的篇幅报废，《青州佛教文化史话》亦是错讹纷呈。其中教训，值得反思。
九 结语
冯蜂鸣先生《“龙兴寺造像”之质疑与揭秘》，力图对学界关注的重大考古课题作出全新阐释，结果是一场令人遗憾的失败尝试。我非常敬重先生的心血和劳动，却也爱莫能助。全文断然否定寺、像联系，必欲掀翻已有定论，于学术上太过冒险，意识不到历史研究的严肃性。细加分析起来，存在的问题是，有的属于臆测；有的自相矛盾；有的逻辑推理，漏洞频出；有的佛教常识，被作曲解；有的为说明自己观点正确，无视了众多史实；有的考证不够深入，出现误判；有的未查阅原始文献，轻信了有问题的二手材料；有的问题，甚至只有业外人士才会提出来；尤其对学界关于龙兴寺造像研究状况的把握不足，更未虑及最新的考古钻探成果。总之，这是一篇陷入误区的《质疑与揭秘》，系在认定窖藏坑绝非龙兴寺遗址的出发点上所展开。正因如此，文中大量的认知都背离了客观事实。而且一个严谨的学术问题，看起来更像是在讲述一段精彩的推理故事，情节丰富，引人入胜，十分符合文学艺术的思维路数。然而学术研究却是来不得半点想象发挥，必须重实据，轻推理，严谨求真！这再次表明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原本就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因为《质疑与揭秘》的性质属于伪命题，乃系统性全局失误，于是质疑之文，疑点重重，揭秘之章，破绽百出，非止当初所谓30余处错误和问题。出于节省篇幅和时间的考虑，这里我就不再逐一驳述了，但无论如何先生文中规劝龙兴寺考古人的这句言辞却是要悉数奉还：“及时改错，是自信者对历史负责的正确态度，必会赢得尊重。”书不尽意，或有谬讹，端赖冯先生及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附记：本人素对龙兴寺造像命名深信不疑，2月28日拜读冯蜂鸣先生发来《“龙兴寺造像”之质疑与揭秘》大作，钦佩之余，令我迷茫：“难道学术界搞错了吗？”平心而论，这不是一件能够迅速作出对错判断的事情，相信提前阅及该文的专家学者也会深有同感。基于对青州历史文化负责的考量，笔者建议冯先生更多地征求一下有关人员，尤其是国家文物考古部门专家的意见，在未完全弄清楚问题之前，不要发表作品，旋又屡加阻止。即使在先生举出伏尔泰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后，仍一度劝其“万勿发表”。然知事难转圜，遂不再作坚持，我已尽了责任，也许先生正确，发表就发表吧。现在看来，冯先生此文的价值在于，敦促笔者自行解决了2009年7月以来的一大困惑。当时我刚结束全国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修订会议回到青州，邂逅范公亭文苑、中央华府在齐藩遗址上的地基开挖施工，出于职业敏感，便马不停蹄地抢救性拍照上千张，此即拙稿《明代齐王府研究》中选取的一百张照片的来源了。然而翻检《光绪益都县图志》，赫然可见齐藩宫城垣墙西至淘米涧。“淘米涧怎么会位处宫城外，它应在王城外才合逻辑，这究竟是宫城还是王城遗址？”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难以释怀。交集冯先生文中再启齐藩遗址问题，于是决意彻底弄个明白。本人通过查阅大量有关论著，尤其研读宿白教授《青州城与龙兴寺》、孙靖国博士《明代王城形制考》两文后，终于在4月5日云开月明(而先生却于次日以超常规的周三版《文化青州》将文章一次性抢发出来，令人惊讶瞠目)，明亲王府宫城外有的还真就出人意料地环绕着壕沟，清人标注淘米涧于宫城外并无不妥。可以说，小书《明代齐王府研究》实赖冯先生质疑而底定，这是必须要道声感谢的！龙兴寺遗址当在齐藩王城而非宫城的见解也因之成立——清人明知淘米涧位于龙兴寺东而标注此涧于宫城外，不正是视寺址在王城的反映吗？然则治学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自以为是，这个推理尚需实据，思前想后，龙兴寺遗址钻探报告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舍此，即便商榷指出冯文存在诸多失误，亦或无果而终！因于4月8日让我指导的2008级考古学硕士生、山东省考古所新锐吕凯联系2010年曾在寺址进行第三次钻探的韩辉先生要来考古报告，钻探图上，笔者一眼就确认了师范操场上的北齐佛塔基址，发言权在手，心中有数后，方才决定撰写这篇回应文字，重新审视冯先生长文，竟是一个从头错到尾的不切实际的伪命题。顺带一提，拙著《青州龙兴寺历史与窖藏佛教造像研究》被学界谬赞代表这一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著述，令我浪得了领军虚名。让人惋惜的是，笔者两年前向冯先生的赠书之举以及王瑞霞研究馆员对先生的多方指教，竟使先生“倍受启发”，“发掘证据”，刊布出一篇极为不当的大论，实在是始料未及，自责不已！拙文撰毕，曾向王华庆、孙新生、王瑞霞、孙鼎万诸位龙兴寺佛像研究专家通告基本结论，得到一致认同，特此谨致谢忱！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