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庙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不难发现庙学发展至元代，乃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积累，不断规范的过程。对其重要节点的把握，对于发现和考释《碑文》所见的元代庙学情况，至关重要。通过考证和分析，临淄县早在战国时期已建有孔庙。历史发展，朝代更迭，战火纷飞，孔庙或毁或修。唐贞观年间，作为当时唐河南道青州北海郡临淄县县治所在，这时临淄的孔庙应该不仅作为尊奉祭祀孔子的场所，更承担起了儒学教化的功能。

  元代临淄县的文庙建设和庙学发展因有《碑记》和县志记载，故而可以进行十分明确的判断。梳理《碑文》和临淄县志，可以发现，元代临淄县增修文庙至少有5次。现罗列于下：

  第一次是《碑文》刊立的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由县尹刘从仕和委龙接续完成。

  第二次是《康熙临淄县志·卷十五》记载的《修学宫碑》，“至元戊寅(1278年)，有善农者以达鲁花赤来为是邑……侯一日访诸耆旧，于市东得宣圣庙故基，芟荒治秽，掇拾瓦砾，缭以高垣，构以大殿、讲堂，庌庑相序而兴。经始于辛巳(1281年)之秋，落成于甲申(1284年)之夏。”由达鲁花赤善农自至元辛巳(公元1281年)至至元甲申(公元1284年)耗时4年。

  第三次是《康熙临淄县志·卷三》记载的“儒学。在县治东南。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建，元末毁。”

  第四次是《康熙临淄县志·卷五》记载的“忻覩，蒙古人，修学宫”。

  第五次是《康熙临淄县志·卷五》记载的“明理不华，蒙古人，修学宫”。对于此次修建学宫，《康熙临淄县志·卷十三》“元张起岩撰《加封大成至圣圣文宣王记》”有详细记载，通过此文推断，此次修建学宫完成的时间为“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春三月”，学宫修建完成后，参与此次修的县令明理不华、县尹孙邦杰等人专门上京城请史官张起岩写文记录。

  2.元代临淄县对庙学高度重视

  元代“自国都郡县皆建学，学必有庙以祠先圣先师而学所以学其学也。”而庙学之制“莫备于今，诏书屡下，风厉作成，视昔有加，可谓盛焉”几乎是学人的一致认识。著名教育家程端礼认为：“孔子庙遍天下，其制度沿革多有不同，然皆所以尊崇圣人而阐明其道，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同归于学则一而已矣。”元著名文士，曾任国子祭酒兼翰林直学士的虞集也认为：“夫庙无与于学也，然而道统之传在是矣”。通过对《碑文》和县志对元代庙学的增修频次来看，元代自有记载的《碑文》刊立的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第一次增修，到有记载的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的最后一次增修，在短短79年内，临淄县曾先后5次增修文庙(学宫)，足见元代临淄县对庙学的重视程度之高。

  《碑记》及《修学宫碑》《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记》透漏出的直接信息更是十分丰富。《碑记》开篇高度评价了儒学的作用和孔子的地位。直言“孔子之圣”“贤于尧舜远矣”。继而《碑记》提及元代对儒学的态度是“爰命国学，天下郡县以道统之传位”，“德至渥而礼至隆也”。也正因此，所以县尹刘从仕才一到任看到文庙损毁，才“惧弗称圣朝育材之旨，惕然以修建为己任”，而县尹委龙更是评价这一行为“尤副圣朝崇道古文之化者也”。碑文记载“国朝文学从兴，指出了临淄县地方政府”增修“文庙的动力和”增修“县文庙的直接原因。碑题既然冠以”增修，而不是“重修”、“新修”或“修”，可见元朝建立以后，第一次对临淄县文庙的修缮，是在对原先文庙修复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同时，这也说明未修复前的临淄县文庙“殿庑圮隘，圣像阙略”的状况，已经不合符当时的定制。而从《碑文》记载的此次修建情况也可以看出，此次增修由两位县尹刘从仕和委龙接力完成，修复时间长达4年，足见重视程度之高，修复力度之大。

  《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记》撰文者是元朝首开科举后的第一位状元，曾任国子监丞、国史院编修官、监察御史等官职的章丘人张起岩。碑文撰写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距大德十一年(公元1308年)，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刚刚过去16年。文中，张起岩照例追述并高度评价了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指出元代在庙学教育上“敦上文教，钦念圣制，推崇兴举屡矣。”并对临淄县文庙的儒学教育提出了期许。这时与元初相比，儒学的发展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3.元代临淄县文庙的规制。

  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是比较完善的，由于是政府办学，学田有一定的保障，经费相对充足，因此，其庙学的各项设施也比较完备。元代庙学有三部分：庙(也称礼殿、大成殿、夫子庙、文庙等)、学宫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庙以观其礼，学以育其士”，而教学辅助设施则是庙和学实现其职能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庙学之庙位于学校的中心，庙内塑孔子像，正中南面而坐，孔子以下为四配(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东坐西向，十哲分列左右。庙的东西两边有从祀廊庑，绘七十二子像(后增至一百零五人)于其中。学宫由明伦堂(名称不一)、学斋及尊经阁组成。庙学的第三部分为辅助设施，包括：会食之堂，仓庚(库)，直舍(宿舍)等。庙学周围有围墙，外为棂星门，内有学门，学门里面凿湖为泮池，池上修桥通往孔子庙。

  元代临淄县文庙建筑形制通过《碑记》可见一斑。此时，元初对文庙供奉祭祀的先贤已经有了“颜曾思孟，东坐西向；制增十儒，凛然配食”的标准。经刘从仕和委龙两任县尹的修缮和扩建，在至元二年(1265年)时，临淄县文庙已是，“爰建正殿，展修两庑，粧补圣像。神门规致严峻，棂星模范竦观。讲堂以爽，斋舍以完。皇皇泮宫，翰焕一新”，由此可见，元初临淄县文庙已经初具形制，拥有正殿、东西两庑、棂星门、讲堂、斋舍、泮宫等建筑。另据《康熙临淄县志·卷十五·碑文》中《修学宫碑》载，通过“缭以高垣，构以大殿、讲堂，庌庑相序而兴”，以至“诸祠庙棋布星列、金碧相望，素王一亩之宫”。此处“一亩之宫”，虽为谦词，但从整修时间跨度之长，以及诸祠庙”金碧相望“来看，此时的临淄县文庙的规模已经很大，布局构造已经非常完善，文庙的主体建筑也都一应俱全。

  4.《碑文》所见元代的文人的心态。

  元人以武力征服天下后，元世祖忽必烈早期推行尊崇儒学、重用汉族文人的政策，给了当时的文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而且重修、增修庙学，正是元初推崇文治的表征之一。《增修庙学之碑》碑记中，“武以戡乱，文致太平。礼乐刑政，焕然可述。圣朝爰命国学，天下郡县以道统之传位……”表达了元初文人对新朝文治的期许，这成为了一种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特殊心境。

  其次，文庙作为士子儒生实现兼济天下之志的起点和精神支柱，在碑记中他们既表达了战乱导致文庙毁坏的哀伤，同时又表达了他们迫切期望恢复文庙的教化功能，使一方百姓的民风民俗产生巨大变化的愿望。例如，在《碑记》中记载“若夫营丘之风俗丕变，人材辈出真儒之效，致君泽民，超轶三代之治，接夫道统之传，得非权舆于此乎？”

  5.齐文化对临淄影响深远。

  前文考证“营丘”可知，《碑记》对确定临淄即古代营丘提供了重要论据。此外，在县志中有记载的有关元代文庙修建的碑记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齐文化对临淄县社会教化功能的影响，在《增修儒学文庙记》中记载“临淄始封太公，国号曰齐，风土人物，其来尚矣。”在《修学宫碑》中记载“况我齐鲁，染圣贤之化，为礼仪之乡……临淄又齐故都……复礼仪之乡，未必不自临淄始“。再如《元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记》中则记载”夫临淄，故齐都也，以列国考之，千有余岁。岂伯政之习，犹有存者，与圣朝文轨混一，化行远迩。”这些记述，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却不约而同对齐文化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肯定，可见齐文化在临淄影响深远，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