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孩提时代，常缠着父亲讲他过去的事情。每当这时，父亲总会长叹一声，接着便忆起他苦难的童年。

  1930年，父亲出生在一个穷苦农家，还在襁褓之中，母亲便病死于瘟疫，3岁时，父亲也累死在了地主家中，于是我的父亲不得不和两个哥哥一起，与年老体衰的爷爷相依为命，靠讨饭为生。

  那时候，父亲家穷的揭不开锅，很多老百姓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要饭也是一门“技术活”。开始小哥仨走村串户挨门去要，可常常转一天也要不到几口吃的。慢慢地他们摸出了门道——不能往高门大户去要，这样的人家不光有看门护院的，还养着狼狗，根本进不去门；也不能到破门烂户的人家去要，这样的人家多半也是要饭的，哪有多余的给你？只能去那些不上不下的家庭去要，而且最好是趁着炊烟刚落的时候，这样才好讨到饭吃，碰上好心人，即使讨不到干粮也会施舍一碗高粱、麸子之类的。

  有一次小哥仨到了离家5里的南答村，来到一家门前要饭吃。男主人问他们是哪村的，我伯伯说是小王村的。主家又问“你爹叫什么？”伯伯说出了爷爷的名字，男主人不禁痛哭失声：“孩子们，我是你舅啊，快进来吃吧！”父亲说，那是他记事以来吃得最饱的一次。还有一次，是大年三十，哥仨在讨饭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只死野兔，高高兴兴拿回了家。老爷爷炖了，还蒸了一锅糖团子。父亲问：“爷爷，今天管饱吗？”老人家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着说：“孩子们，敞开吃吧……”父亲说，那是他记忆中第一次吃肉，好香！

  年复一年，父亲和伯父“头戴芦花冠(破棉帽)、嘴含到口酥(糖团子)、脚穿喷地虎(破鞋子)”，走东村串西庄，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不知挨过多少白眼，受过多少屈辱。经常吃糖咽菜，年幼的父亲不光食不裹腹，还大肠发干，每次大解都得爷爷或哥哥帮着用手抠，受老罪了。

  这一切，在父亲8岁时有了改变。“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村里的地下党员刘俊生、刘书春在上级党组织支持下，成立了肃宁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并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军”，打鬼子除汉奸，打土豪分田地。有了自己的土地，父亲终于不用再每天出去讨饭。可刚刚能吃上饭，父亲又得了天花。当时得上这种病，如果治疗不及时，必死无疑。多亏住在村里的游击军医生，把父亲从死亡线上给拉回来，然而却落下了一脸坑坑。每每讲起这段过往，父亲总是一边摸着脸上的麻子，一边说，是共产党给他捡回了一条命。

  1940年，党支部组织村里办起了学校，10岁的父亲高高兴兴走进学堂，受吴志辉影响，又于194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考入献县师范，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老师，自此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父亲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父亲从工作岗位退休后，享受着退休金和医保，还有老党员补贴，每年县里都要派人对他进行看望，他非常满足。父亲常教诲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常告诫我们要知党恩、念党恩、报党恩，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

割麦的父亲

  风驱赶着一波又一波金黄的麦浪用幸福把父亲吞噬。父亲跳跃成时光之上一个时起时伏的黑点，一顶汗花四溅的草帽，在六月芒种节气的页面上书写着“抢收抢种”的关键词。

  从一粒麦种落地到一粒麦穗成熟，一段时光的重量，把父亲弯成一把黝黑的镰刀，与手中的镰刀并列成兄弟，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割。镰刀收割的是饱满金质的麦穗，父亲收割的是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崭新年轮。

  在母亲放飞的一缕炊烟温情的视线里，父亲一次次地弯腰，又一次次起身，在大地上重复着一种最古老原始的劳作文明。一排排站得齐刷刷的麦穗，在父亲眼里就是金子做的花朵，父亲每一次挥镰都细心而又周密，做到颗粒归仓。

  阳光在静静流淌，紫外线借着汗水的渗透，在父亲脸上不断加重着青铜的份量。身后的麦秸垛用隆起的排比手法，把母亲灶里溢出一把火的笑颜，从母亲红通通的脸上，绵延到岁月的深处。

  一声声清脆的蛙鸣，用乡村自制的特效银针，针炙着父亲隐而不宣的腰酸背痛。天空展开众鸟轻盈的翅膀，向远方传递着父亲麦收的讯息。

  当轰隆隆的收割机声碾过麦田，父亲和手中的镰刀一起老去。年过七旬的父亲时常用他失去老茧的手，轻轻抚摸镰刀——这枚藏在他心中的隐痛。

挑担子的父亲

  父亲的箩筐，挑过星星，挑过月亮，挑过童年的我，更多的是挑金灿灿的谷子和白花花的米。一根竹质的扁担，被父亲宽宽的肩膀打磨出一层油光发亮的时光老茧。

  父亲是一个不足一米六的小个头，却总是把自己当成一米八的大汉使唤，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担在肩上穿山走林，如履平地，只有背上一根倔强永不向生活低头的骨头在喀吱喀吱的叫唤，只有窄小的田埂才能细心地捕捉到他藏在双腿里的微微打颤。

  丰收的季节，挑担子的父亲在田野布下的金色诗行里来回穿梭，扁担幸福的叫声醉倒了蛙声一片。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在父亲脸上皱纹的沟壑里汹涌涨潮，父亲没时间搭理，顺着脸上流下来，湿透了父亲的前襟和后背。父亲一担又一担地挑，他想用他的贪婪，把六口之家的粮仓撑得满满，最好能够撑破。

  在大学的那年，父亲又挑着担子送我，我和村前的小溪都流出了依依不舍的眼泪。父亲道别转身的瞬间，过早隆起的驼背，像是一座山，压在我的梦里，一压就是二十余年。

耕田的父亲

  老牛奋蹄在前，父亲掌犁在后，是活跃在乡村版面上一对最为常见的词组。

  高举的鞭梢是父亲写在头顶的一段状语，正如父亲那颗外强内柔的心，举得势大力沉，落得轻描淡写。

  父亲年富力强的嗓门是响彻在田野之上的一声春雷，幸福着自家水田里的每一根神经。

  父亲一声吆喝，就打开了老牛草木本性诚实的全部，悉数把蓄集一身的力一股脑儿地交给犁铧，用犀利的动词深深翻开一页页肥得流着油的页面。一圈圈冒着汽泡的水花簇拥着老牛和父亲，把季节耕种的主题不断扩大。

  面对一场汗水的合力包围，巨大的水田最终臣服在父亲和老牛的脚下，平整成一面我一生都无法用双脚亲自登临的诗稿。

  父亲来不及安顿一身的疲惫，便展开一场对老牛和犁铧的清洗，清澈的溪水按摩得老牛打出一串响亮感激的喷嚏，青青的水草把蓬头垢面的犁铧擦洗得能照得见蓝天白云婀娜的背影，也照得见父亲一颗轻松释然的心。

  如今，老牛早已长成乡村记忆里的一个历史注脚，岁月的尘埃封堵父亲如雷的嗓门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那一声远去的震天的雷，只有在梦里才会把我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