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蜂鸣

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里，福字文化是极为特异而夺目的一枝。
每至春节，家家户户门楣上张贴“福”字，已经成为节令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亮点，年复一年地显示着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福字还伴随着书画、瓷器等陈列品，不分高低贵贱地进入广大家庭。而且，越是战争、饥荒、动乱的年代，人们就越是不会忘记“福”字。因为人们认为，它本身就是吉祥的瑞兆，因此就成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
细究起来，浩如烟海的汉字之中，再也没有第二个字，像“福”字那样被重视、被崇拜，甚至被神化了。那么，这一习俗起源于何时何地呢？本文来作回答。
山东青州北乡有个苏埠屯商代墓葬，自明代之前就有文物出土，清朝皇宫亦曾收藏过明代仿制品。20世纪30年代，有过大量文物出土。有组织的挖掘是在1965年。这次挖掘，发现人殉遗骸48具。其中一人跪于墓主人棺木之下，一人怀抱婴儿卧于棺木之侧，另有一车夫与车马同殉，场面令人惊叹。

同时，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均具有极高文化价值，其中最典型的是人面铜钺：
很可能，该墓是距今3000年前的方国最高统治者，即国王之墓。根据墓内出土青铜器上刻有的许多大致相同的铭文，如由郭沫若确认为“亞醜”，简化字写为“亚丑”。于是便有“亚丑墓”，“亚丑青铜器”等称谓，便是收藏于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方簋(簋读作鬼)，亦称“亚丑方簋”：

该类铭文，实为一幅徽记，大约相当于族徽、国徽。确由两字组成，而非常规文字。那是由作者根据个人审美理念，对文字进行变形艺术处理，使之转化为具有更大内涵和更高审美价值的美术作品。例如鲁迅为北京大学设计的校徽，就是将“北大”两字做出了艺术处理：而设计者及其同代人的日常书写，均非如此。

我们再看苏埠屯徽记中，外框比较典型的两款：郭沫若将其外框认作“亞”字，这是对的。因为“亞”在当时这样写：徽记中的变形与原字关系比较清晰，所以容易辨认。
关键是，“亞”字之内是什么字？郭沫若说是“醜”。这就错了。我猜，郭沫若是知道自己念错了的。否则，他怎不说“亞醜”是什么意思呢？因是错误，所以无解。

赶巧，郭沫若出错的根源，我也找到了。成于东汉的《说文》，解释“亞”为：“亞醜也。”因此，郭沫若又看到“亞”内那字若似于“醜”，于是就拍案为“亞醜”了。其实《说文》说的是——“亞，醜也。”——亞的意思是醜。两字之间还应有个标点符号。

那么，《说文》说的“醜”，又是何意呢？醜在甲骨文中这样写：左边是酒樽一类的酒器，右边是跪地的头戴面具之人。这是巫师在祭祀神祖。所以，醜的本义就是祭祀。
再看“亞”的另一种写法：中间一横是为指事。如“本、末”：“木”字下方与上方分别出现的横，即为指事。指明树木的下部方为“本”、上部方为“末”。同理，“亞”字中间一横，即指中间部分方为“亞”。所以是“亞，醜也”——亞就是祭祀的地方。

上古的人们与今人不同，他们并不认为经济发达就是国家富强。他们认为，文化、科技与经济同时发达才是好的。祭祀需要酒，造酒需要农业的高品质小米，酿酒需要科学技术与工业设备；青铜酒器，需要设计师、铸造师及其工业设备；祭祀的音乐，需要制作乐器的技术人员、演奏乐器的艺术人才；主持祭祀的巫师，更是圣人一般的杰出人物。

因此，拥有高档祭坛的地方，就是文化经济综合实力相对发达的地方，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所以，被称为“亞”的祭祀之地，就是好地方、宝地的意思。
那么，亞字中间的字不是醜，是什么呢？我们先讨论当时的甲骨文与金文书写模式。那时的文字没有统一规范，都是“一字多形”。所有书写者均可依据个人习惯与审美，随意变换字形。例如，“戊”字：

这就比较清楚了，文字基本构件的形状、方向、位置、笔划多少、高低宽窄，经常是可以随意的。但是，基本构件必不可少。“戊”的本义是斧头类的长柄武器，字的长竖代表武器长柄，连横的一竖，象征斧头。“斧头”连接“长柄”，这是“戊”字的基本构件，可以稍微变形，但不可大变，不可脱节，更不可缺失。这就是甲骨文与金文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造成了此后3000年间的异体字不胜枚举。直到近代，部首位置随意变化都属正常。这两个字都是“岩”。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亞”内那字了。

其左侧，书写较为典型者，大约可分为ABC三款：均为两个摞在一起的酒器。下部是大型的类似于酒缸的器皿，其“十”或“X”，是充实之意，表示里面盛满了酒。上部是酒樽酒壶之类。AB两款上部还有弯曲的勺柄。勺柄也称“祭勺”，是依据北斗七星的形状制作的，用于舀酒撒天以祭。当时，人们看到香蒲成熟后，总有蒲绒随风飞满天空，宛若大地与天神联系的使者，于是，就在祭勺上雕刻香蒲图案，表示祭勺也是通达天神的使者，故名“蒲勺”。青州正是盛产香蒲之地，所以我怀疑“亞”内的祭勺，就是一只蒲勺，所以才经常被过分强调。当然，最初出现蒲勺弯柄的时候，就像“戊”字上变形的笔划，属于审美笔划，是作者依据自己的审美理念而处理的，因此，有的作者便不写此笔。
如果说，“亞”内是“醜”字，那么其左偏旁就一定是“酉”。酉在当时这样写：

用酉作为偏旁的字，例如“酒、醉”是这样写：因为“酉”是一个酒器，不是两个酒器，其下部一般都没有“十”或“X”，

而两个摞在一起的酒器，其下部就一般都有“十”或“X”，写出来就是：

这是“畐”字，读作府，本义也是酒器。
再看“亞”内的右侧。那也不是“醜”的“鬼”字。“鬼”在甲骨文与金文中这样书写：当时的鬼就是神，例如屈原的《山鬼》，就是“山神”，所以祭祀神鬼的巫师就要戴上硕大的假面具，化妆成神鬼的样子。而表现在文字中，就一定要有个类似神鬼面具的“田”。越性再看一下，“鬼”做为部首时是什么样子：当时的鬼就是神，例如屈原的《山鬼》，就是“山神”，所以祭祀神鬼的巫师就要戴上硕大的假面具，化妆成神鬼的样子。而表现在文字中，就一定要有个类似神鬼面具的“田”。越性再看一下，“鬼”做为部首时是什么样子：

这是“魔”和“愧”。都有“田”。这就仿佛在说，如无神鬼之面相，便不足以为鬼。而“亞”内的右侧偏旁，又是什么字呢？

苏埠屯铜器中的同类徽记，已发现100多幅，每幅均有个性，亦可大致分为ABC三种模式：显而易见，只有模式C有些像“鬼”字，然而不是。因为，“鬼”上之“田”的外包围“囗”，是必须封闭的，竖划是不可以出头儿的。而且，模式AB的右上方，恰与“田”字相去甚远。因此完全可以确定，这个右偏旁不是“鬼”。同理可证，模式C的右偏旁，也不是“鬼”。那是什么字呢？
这是“爪”，指人手，具体是手心向上的手。可是，上述三模式的右偏旁下方，却明显地多出了两笔，这还是“爪”吗？我们先看这两个字：A是“岩”，后来写作：

这是会意字，告诉人们，岩就是山上的很多石头。B也是“岩”。因为，“山”上的三块石头是基本构件，“山”下的长竖与小撇，只是审美笔划。由此可推，这三种模式其右偏旁之下方，也是审美笔画，只比这个“岩”字的变化更有道理。因为，爪下是“人”字人手伸向天空，正是此“爪”。

那么，模式B的“爪”上，为何还有圈点呢？

原来，这是巫师举向天空与神祖沟通之手。当时，戴上面具化妆为神鬼的巫师，手部也要化装。这就要戴上兽皮制作的大手套。大约那手套只有三指，且每一指上还有装饰，即玉石、青铜之类的大型指环。于是，在本字用弯钩表现指环的时候，模式B就用了圈点，因此也多了一层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
还有模式C。这个“爪”，不仅展示了巫师手上的指环，而且表现了镯子类的手环，那便是“爪”上的横。

现在，我们就可接着讨论了，一“畐”一“爪”，合成什么字呢？先看这几个：均由“畐”、“爪”组成。A是两“爪”共举同一酒器。B是酒器右下方有“爪”，C“爪”业经演化。D“爪”已属后代楷书，却移至左侧。
然而，上述四个字都是——“福”。
福的本意是神祖护佑。福的字法是亦声：既是形声，又是会意。若按形声看，“畐”是声符，“爪”是形符。按会意看，即酒器旁边，伸手向天接受神祖赐福。“福”字写作示部，也是亦声字，“示”是食品丰盛的供桌，与酒器组合成“福”。总之，都是人类用真诚与珍品敬天，天神就会给人护佑，即向人赐福。
现在我们就可以确定了：

青州苏埠屯青铜器的徽记，是“亞”和“福”的艺术组合。读作“福亞”。也就是神祖赐福的好地方。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福地”，或者“福国”。

另外，出土于安阳的青铜大鼎，被称为“镇国之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鼎上有三字铭文，郭沫若辨认为“司母戊”。于是“司母戊大方鼎”就进入教科书，名传海内外。结果，老人家也是认错一个字，现在已经更名为“后母戊”了。学术问题嘛，有错并不丢人，改错方显正确。这是题外话，接着说青州铭文。

我们讨论的铭文，其形式是具有国徽意义的徽记，内容是3000年前的艺术字，功能是王国的图腾。主要用于祭祀礼器等重要器皿。例如人面铜钺，其功用大约相当于国王之印玺，即最高权力的形象化。如此关键的重器，便须两幅福亞徽记，以镜像对称方式，刻与人面的左右腮颊。这也足见“福亚”之重要。
现在，作为一个曾经繁华强大的福亚国，早已从物理意义与历史文化意义上，彻底消失了。所有史料典籍，对这个国家均无一字记载。如果没有苏埠屯墓葬的出土物，整个福亚国就完全是云烟已过、痕迹全无了。但是，福亚国内具有创新性的文化，却作为元素融入了华夏文化之中，且极具影响力。这便是福亚之“福”的图腾效应。
青州苏埠屯出土的青铜器中，已发现“福亚”徽记150多幅，遍及于所有器型，可见当时对福字的图腾崇拜，已经到达怎样的热潮。毋庸讳言，这一绝非偶然的文化现象，就是福字文化的源头。且为后代创建了福字文化的核心表现形式——为提升文字的视觉美感，强调“以字入画”的艺术技巧，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表现风格与变化无穷的画面形象。目前可见的150多幅青州“福”字，没有两副是完全相同的，即每一幅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与特异的个性。例如：

因此，我们就顺理成章地看到两项事实。
诞生于福字文化的发祥地的青州之“福”，出现于3000多年前，是毫无疑义的“汉字第一福”、“天下第一福”。

还有一个因缘。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青州云门山上又刻制7.5米高的大“寿”字。按年代与体量评价，那也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寿”。至此，青州就是地球上唯一一处——
福寿双全之地，福寿两冠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