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玉红

迟家大院 王延林 画

这是我7岁以前的记忆，我以童年的眼光望着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生活的变迁，以及每个角落里的故事都是纯洁美好的。倘若你给我一个梦，我会把这个梦带到月亮之上。就像我童年时把那些美好的记忆，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何时取出来，都带着笑声，带着纯真。
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迟家大院里一年四季都飘着香味。那是泛黄的宣纸味道，那是笔墨下的墨香，时浓时淡，从糊着白纸的窗口飘出来，从两扇厚重的门缝中飘出来，飘到大爷爷、二爷爷、爷爷(爷爷在兄弟中排行老四，三爷爷闯关东后，没有再无音讯)、五爷爷和二大伯(系我爷爷伯父次子)的房前屋后，铺满这座深深的大杂院。
我从小就喜欢独处，白天，大人们去地里干活，我蹲在五爷爷窗前的石磨旁，时而数着地上从窝里进进出出的蚂蚁，时而听着五爷爷握着毛笔在宣纸上摩擦出“沙沙”的声音。母亲坐在门槛旁，一边纳鞋底，一边说：“每一层鞋底都铺满了祈福的话。”是什么话呢？当时我不懂，只觉得母亲好伟大。我穿着母亲做的花衣裳，瘦小的身影在大院中，像一枚落在院中的梧桐叶一样形影单只。而对我来说，这里却是我最自由的乐园。
在我的记忆中，迟家大院是我们村里最大的一座院子，坐北朝南，大院又分为西院、北院和东院三个小院，里外相连，一共住着八户人家。有一个共同进出的大木门，连着大约有两间用茅草盖的门楼，门楼下(过道)是雨天、晚上还有清闲的日子里，大家拉家常和听故事之所。大门外西侧是二爷爷的院子(南院)，虽然他的院子有单独的大门，但是极为简单，没有过道。他的北屋东墙与大杂院门楼西墙相接在一起，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四个院子是紧密相连的。
西院
爷爷家的院子是西院，分为东屋和西屋，中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石板路，通往北院二大伯家。二叔一家住在三间西屋里，爷爷、奶奶、两个姑姑和三叔住在四间东屋里，东屋北首是一间柴房。二大伯院外东侧、爷爷的柴房西侧栽着一棵粗大的榆树，也是这座大院中唯一的一棵榆树。俗语说门口有榆钱谐音是“余钱，是财富的象征。每到春天临近黄昏时，家里的壮年男人爬到树上砍下一些榆钱枝，女眷们坐在树旁的蒲团上，一枝一枝地把榆钱摘到竹篮子里。我看到夕阳穿过母亲细长的指尖，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光，一缕一缕地落在竹篮里，又从竹篮的缝隙中射出去，弹落在土地上犹如一粒粒金豆。我们几个小孩子围在一旁，抢着吃甜甜的榆钱。美丽的夕阳、童年的时光、大院里和睦共处的画面，在那一刻铺满了我们这座幸福的大院。
我问母亲为什么榆钱是甜的，她说：“因为浇树用的水是甜的，天上下的雨是甜的，所以长出来的榆钱是甜的。”真的吗？幼小的我相信母亲说的话都是真的，特意在下雨的一天，站在屋檐下，伸出双手去接雨水喝。原来，这雨水真的是甜的，所以每到冬天下雪的日子里，我和哥哥吃雪球，吃冰凌。那时候感觉每一寸时光都是快乐的。
小时候，我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独自揣测一些不懂的事物，很少去过问大人。也许那个年代的大人们都忙于农活，只要小孩子不哭不闹，很少去注意他们的举动。一个阴天的下午，我在爷爷的屋里玩，看到煤炭炉里不时地落下几块红通通的小石块。我感觉那些红石块很温暖，便不假思索地伸手捏住了一块，随即一种钻心的疼痛袭来，我的拇指与食指马上被烙得发白，并起了水泡。而我默默地忍受着疼痛，既没有哭也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被母亲发现后，她立即抱着我去找奶奶，埋怨她没有照看我。奶奶急忙往我的两个指头上抹上了一层发酵的玉米糊，说是能止痛。从那时候起，我终于知道那些美丽的红石块，并不是可玩的东西。
冬天是院里人常聚会的日子，爷爷穿着羊皮大衣，坐在门墩上，他的长胡子在风中飘摇，像山坡上的芦苇。他褐色的脸庞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每笑一下，他的长胡子就动一下。他经常握着长烟袋杆“吧嗒吧嗒”地抽烟，不时地“叭叭”地敲着大门口的门墩石，倒掉烟锅里的烟灰沫。我多次钻进他的怀里，捋着他的长胡子，并给他换烟沫。奶奶的小裹脚，她唠叨的声音，还有睡梦中的呓语，多年以后都是我梦里梦外的声音。
因两个姑姑和三叔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大家挤在东屋里很不方便，爷爷在村南山脚下的自留地里盖了五间新房子，不久，他们一起搬到了过去。新房子南旁是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河的对面是山坡。初秋的晚上，山坡上、树林间还有小桥上有很多萤火虫飞来飞去。从此，我的梦里又多了一处落脚的地方。
北院
二大伯住在北院里，其位置比我爷爷家的院子略高一些，是一个单门独院，盖有一间小门楼，大门外用青石垒砌了三层台阶。二大伯一家进出必经过我爷爷的院子，一条南北走向的石板路通往他的大门口。他与未成家的四子和女儿住着四间北屋，长子住着两间西屋，次子住着两间东屋。北屋的东窗旁安放着一座祖辈里遗留下来的石磨，母亲说这是迟家大院里公用的石磨，大家都必须遵守排队，不能出现争抢的现象。所以我经常看到家里人要磨豆糊或玉米糊时，其他院里人坐在一旁等候。后来，五爷爷自个花钱买了一座石磨，安放在他的北屋西窗旁。院子里其他人家，除了偶尔急用才借用一下，平时很少去用。再后来，随着各家的孩子长大，饭量也增加了，等着排队磨面糊也供应不上了，二爷爷也买了石磨，置放在他的南屋东窗旁。
大堂哥家的女儿叫云卿，云卿的哥和我哥同岁，大多数是我们四人一起玩，一起在两个大门楼里掏鸟蛋。然后，我们把鸟蛋放在锅里煮熟，一人一个分着吃，遇到不够分的时候，我们就掰开一人一半。有时我们从鸟窝里摸到还未长出羽毛的小鸟，便捧回家喂养。我掰开鸟儿稚嫩的小黄嘴，给它吃麦粒，几乎是一天左右被我喂死了。我用树枝挖一个小土坑，让小鸟枕着一朵花或一片树叶，把它掩埋起来，并在土堆旁给它放上一块小石头做供桌。
童年就这样快乐地从我的身边滑过，我稚嫩的小手里还捧着花香，还捧着雏鸟稚嫩的唤母声声，一眨眼就到了上学的年龄。
东院
进入大院的大门，迎面是我爷爷家东屋的南墙，一条东西走向的石板小道通往东院。那个年代的人，思想还有点守旧，大爷爷是长子，只有两个女儿，便跟我爷爷商议，把我爹过继给他做长子。我爹过继过去后，大爷爷把紧挨着爷爷东墙的两间北屋赠与我爹。为此，我爹改口叫我爷爷奶奶为叔婶，他的弟妹也跟随他一起这样叫。
东院又分成三家，从我家往东，那条东西走向的石板小道又分割成两家。北边是与我家东墙相连一体的五爷爷的四间北屋，东屋是他的两间柴房；南边是大爷爷的三间南屋，南屋西侧是他的两间柴房，在我家北屋的对面。
我出生在东院，在此院生活了7年，我的快乐童年也来自于这里。五爷爷的柴房南窗前有一棵粗壮的梧桐树，每到春天桐花开的时候，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飞。我经常蹲在树下，把落花摆成一个大圆形的花团，我坐在里面，捡起朵朵桐花，像一只小蜜蜂一样吮吸花蕊里的蜜。现在回味起来，我还觉得齿间留香。
冬天，我家屋子里没有取暖的炉子。早上起床时，母亲经常拿着我的棉衣在燃着谷禾秸秆的火苗上烤一烤，等到烤得热乎了，再给我穿上。我一边穿着棉衣，一边闻着带有柴草的烟熏味。现在想起来，仿佛还嗅到那种留在针脚里的味道，仿佛看到母亲拿着我的棉衣在站在柴房里，仿佛看到柴灶里冒着红通通的火苗。
临近春节是东院里最忙碌的日子，邻里街坊拿着一卷卷红纸和蓝纸，找我爹或者五爷爷写对联。我爹把每一张纸铺平，裁剪成一幅幅宽窄和长短不一的长方形，倒上墨汁，开始写对联。写完后，再分开各家的对联，等到晾干后再卷起来，题上某某家的名字。我家窄小的两间屋子里，经常床上、桌子上、地上都摆满了对联，没有下脚的地方。我只好爬到椅子上，跪在上面，看着爹在我的对面弯着腰写字，我从去乱动乱摸，还经常帮爹压着对联的另一头。我闻着墨汁，觉得是一种很奇妙的味道。
在大院里，我发觉大人们的话语很少，他们总是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好像我们之间的交流都来自于手中忙碌的伙计中。爹每写完一个字，不用他吩咐，我就懂得给他往后拉一下纸张，他接着写下一个字。毛笔留在纸张上“唰唰”的声音，仿佛是我遇爹的窃窃私语。
现在想一想，是母亲开启了我从小就爱听故事和讲故事的念想，从而开启了后来我走上写作之路。那些雨水浇灌的榆树，那些铺满祈福的鞋垫，还有那些亲密团结的同族人关系，无一不是她给我从小就灌输的正能量东西。这两间小屋子里，母亲教会了我很多童谣，现在我还记得《小老鼠上灯台》的童谣：“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找老猫背下来，‘咯吱咯吱’被老猫吃了。”每当母亲跟我一起唱这个童谣时，我的脑海中总会出现一只小老鼠，一蹦一跳地爬到东墙边母亲陪嫁的柜子上，偷着喝油灯里的油，然后来来回回地找不到从何处下来。这时一只大猫突然窜了过去，一口咬住了它。所以，这个童谣对我来说虽然是恐怖的，但是让我懵懂了善与恶的下场。
后来母亲又给我讲一个儿子不孝敬他的瞎娘，他娘想吃咸鸡蛋，他挖了一勺鸡屎给他娘吃。他娘问他鸡蛋怎么是臭的，儿子说是臭鸡蛋。突然，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随即儿子被雷劈死了。当母亲说到瞎娘的时候，我总是想到瞎娘正躺在大爷爷的南屋里，她吃的是大爷爷家的公鸡拉的鸡屎，因为那只大公鸡多次啄得我哭。雷电是从五爷爷家的梧桐树枝上落下来的，把我的桐花打落了一地。我觉得母亲讲的每一个故事，都发生在东院的角角落落里。
母亲做过幼儿园的老师，她经常背着我来回去幼儿园。后来，幼儿园撤了后，她回家绣花和织花。绣花在撑子上绣花之前，先用两根光滑的圆柱形长木棍，做成一个长方形的撑子。母亲大多数绣牡丹和梅花，用米白色的棉线或者涤纶线，绣好成品后，由益都花边厂收购。后来，我上学的时候，她为我和哥哥绣了葡萄枕套，到现在还有一个。她买了浅粉色的布料以及绿色、黄色、紫色的彩线，在漂亮的花朵下面铺上一张复印纸，用铅笔描摹把花朵印到布料上，并特意绣上了一对翩翩飞舞的黄蝴蝶。织花的时候，她先在一辆纺车上，把每一个棒槌上缠满白白的棉线，每个光滑的小棒槌尾部拴着四个绿色或者酒红色的玻璃珠子。用多少棒槌，以花边的繁简而定，一般是五十对左右，多的可达七八十对。缠线时，母亲飞快地摇着纺车的把手，很多珠子被甩到地上，我多次蹲在她的身旁，帮她捡珠子。然后，母亲在一个套着白布的圆形花包上来回地摆动棒槌，用大头针固定起来，所以我们当地人把“织花”又叫“耍棒槌”。花包是用麦秸填充的，直径大约有八九十公分左右。每到下雨天，母亲、婶子和大娘抱着各自的花包在过道下织花。我坐在三四十公分高的门槛上一会儿听她们拉呱，一会儿望着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珠，在地上溅起朵朵水花，就像落在东院里的桐花一样漂亮。那些滴滴答答的水声，很像哥哥做的红泥土炮，用力反扣在地上而发出悦耳的“叭叭”声。
南院
二爷爷的院子连着大门楼的西墙，因在西南方向，所以叫南院。南院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人是二爷爷，他面善又和蔼可亲，清瘦略微矮小的个子，留着寸长的胡子(俗称山羊胡)。我对大爷爷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爷爷、二爷爷和五爷爷直到去世，都留着寸长的胡子，而我最爱蹭在二爷爷的怀中，捋着他的长胡子玩。他从来不发火，成天笑嘻嘻的，说话声音都不高，但一说就笑。我感觉他的眉目间都带着慈爱，好像万事在他的心里都是顺心的，不争无扰，不怒无嗔。或许是他的脾气好，五兄弟分家时，把剩下的南院留给了他吧。他习惯坐在门墩上，叼着旱烟袋，笑迎着从大院里进进出出的人。
二
我听着夜色的流动声，由远而近地涌来。倘若有月光前来，我会让童年的记忆快速地长成一棵树，让月亮在树梢栖居，哪怕只有片刻，也惟愿所有人的好梦能圆。
猪圈
大院门外有一条长二三十米、宽三四米的南北小巷。巷子西侧是二爷爷的院子，东侧是各家的猪圈，且都是木制单扇门，圈顶铺着一层一层的麦秸秆。巷子最南侧是我家的猪圈，是一间小东屋；往北是二爷爷和五爷爷家的猪圈，他们盖的猪圈是南屋，对面是公用的厕所，砌上一面墙分成男、女两部分。我家的猪圈里有一个一米长、宽三十多公分的石槽，母亲把青草剁碎了，再拌上一点儿麦麸倒在里面，每次猪儿都是撒着欢地抢吃。因我们常年给猪吃草，养了两年的猪还长不到六七十斤重，每当兽医站上的销售人员来，都嫌我家的猪太瘦而不收购。母亲只好坐着三叔的拖拉机拉到兽医站上，四处托人，向人家求情才收下。
那时候我不明白，春节是热闹又红火的日子，家家户户贴对联和罗门钱，为什么猪圈的大门和门框上贴着蓝对联和罗门钱，而其他的房屋都是贴着红色的。因为我知道，家里有老人去世后，三年内不贴红的对联和罗门钱，第一年什么也不贴，第二年和第三年是贴蓝色的。后来，再大一点儿的时候，我忍不住向爹问起其中的缘由。爹说圈养牲畜的屋舍贴上蓝对联和罗门钱，是我们当地的习俗。
现在我想，我从小就关注别人不愿意看的东西，或许是因为我有一颗孤独的心灵，一个人爱琢磨的缘故吧。
过道
大门楼下的过道有两间左右，坐北朝南，大约宽三米、长五米，有两扇厚重的大木门，这里是我们大院里的娱乐场所。每逢闲暇和雨天时，各院的女眷们，有的抱着花包坐在一旁织花，有的抱着小孩子喂奶，有的纳鞋底，还有的搓麻线。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搓麻线的长辈们，她们坐在过道两侧，挽起裤腿，在小腿上搓麻线。麻是自己种的，收割后捆成一小捆，在夏季雨水多的季节，泡在山脚下的小溪里。泡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后，再取出来晒干，把外皮剥下来，搓成两股的麻线，然后穿针引线纳鞋底。我听她们嬉笑着说女人在腿上搓麻线，会让小腿显得光滑而细腻，不会再长汗毛。当时，我听不懂其中的缘故，只觉得搓麻线可能是一种很好的事情，它让女人变得更加漂亮，长大了就能找个好婆家。
夏日的晚上，过道里从不点灯，我蹲在月色里或者几颗星光下，在这里听到了很多故事。院里的人时常邀请说书的先生，在这里给我们说天南海北的事情，虽然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总觉得很好奇，他说的世界是不是大人们常说的天堂？有时他们会请算命的瞎子前来，我看到他坐在过道的东墙边，一会儿闭着眼，一会儿翻着白眼珠，“啪嗒啪嗒”地敲打着快板，一板一眼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猜想他的快板一定很有魔力，能让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及每个人的前世今生。还有的时候，大人和孩子凑聚在这里敲锣打鼓，拉着京胡唱京戏。我记得他们唱《铡美案》《苏三起解》和《红灯记》，我发小的哥哥扮演秦香莲的闺女，经常打我的那个坏孩子扮演秦香莲的儿子。母亲伸着兰花指，高声唱着：“奶奶，你听我说……”其实，最令我着迷的是那把京胡，为什么让那么多人跟着它摇头晃脑地唱。我坐在爹的怀里，他经常在我的腿上拍着“1、2、3、4、5、6、7(哆、唻、咪、发、梭、拉、西)”。
弹指一挥40年过去了，仿佛这是昨夜里发生的事情；仿佛我的耳边还萦绕着京胡的余音；仿佛我还赖在爹的怀中；仿佛我的右腿上还有他拍打音符的印迹；仿佛看到月色倾斜而来，落在过道里……
石碾
在我家巷口东侧有一口石碾，临近春节时，经常有一位老爷爷坐在石碾旁边加工爆米花(那时候，拜年很多人家给小孩子玉米花)。初一早上，哥哥的褂子口袋里装满了好吃的，我揪着他的口袋掏玉米花或者糖块吃。因年龄上的悬殊，相对于比我大几岁的堂哥和堂姐们来说，我是他们的拖油瓶，难以跟他们在一起玩耍。更多的时候，我会跟在哥哥的身后，蹲在老爷爷的跟前，抢拾爆落地上的玉米花。
那时，爆一锅玉米花不到一毛钱，一般是一搪瓷缸子玉米粒，加上几粒糖精就能加工一锅。不少孩子一蹦一跳地跟在爹娘的身后，让老爷爷给加工爆米花。老爷爷大约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他左手带着手套转动着长圆形黑桶锅的把手，右手不时地往锅底下添着煤炭沫子。桶锅把手处有一个圆形的计时器，等时间一到，他提着桶锅放到一个长方形的铁网子里，大声吆喝：“大家注意了，我要开锅了。”我们捂着耳朵，跑到距离他远一点的地方，随之“砰”的一声巨响，有十几粒爆米花爆落在地上，我们一群小孩子，一拥而上去抢拾。
我和哥哥逐渐长大了，两间屋子里仅能放一张床，只好让我俩每晚轮流去爷爷的新家里睡觉。母亲对我俩说攒钱盖宽敞的新房子，那样就可以不用每晚去爷爷家。为此，我和哥哥一次也没有跟母亲闹着要爆玉米花，我经常把抢到的爆米花留几个给母亲吃。看到她吃着很开心的样子，我觉得那是最幸福的时光。所以我经常在石碾那里玩，盼着老大爷来这里。那种玉米花的香是甜的，娘的笑容也是甜的，以至于让我的梦都是甜蜜的。
三
倘若你给我一个圆梦的机会，我的梦里一定是铺满橘色的阳光，开着世间最温暖的花朵。
后来，我爹在爷爷新家西旁的自留地里盖了一套三间新房，两个东卧室，房子前墙是红砖，后墙是土砖。我七周岁的春天，我们一家搬离了这座院子，我和哥哥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床，我也有了新的天地，在小河边戏水，在初秋的晚上捉萤火虫。但是我还是怀念在老院里的日子，经常在梦里回到那个小屋子里。7年的日子里，我从未见过各院之间大人有争吵，小孩子之间也不会为了一点东西你抢我夺，那里的温馨生活，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犹如林清玄的《幸福从来不会缺席》中说的：家家有清风明月，日日是好日，处处莲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