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武
圣至达聪志若神，海翁直节动枫宸。
乾坤几洒孤臣泪，雨露重开列柏春。
此诗为房可壮之师钟羽正所作《赠房海客》，言语之中多有褒扬之意。但能得到官至工部尚书钟羽正如此赞誉、如此厚爱，足见房可壮为人正直，刚正不阿；为官敢言直谏，不畏权贵，大有严毅方正之气，名声气节亦轰动于明末朝野之间。
房可壮，字阳初，号海客，益都人。万历甲辰进士，授中书舍人，选御史，巡盐两淮，离任之时橐囊萧然。当时宦官魏忠贤掌权，公抗疏攻其党，被逮，几次差点被折磨致死。魏党败，开始执掌河南道。晋光禄卿，再升督察院副督御史。清朝顺治初年，起大理卿，升刑部右侍郎，“奏定律例，去烦苛，尚宽大”，制定了为国为民的新法规，后晋升督察院左都御史。年七十余卒，赐祭葬，谥号“安恪”。而钟羽正(1554-1637)，字淑濂，号龙渊，益都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累官工部尚书。与房可壮有师生之谊。有《崇雅堂集》十五卷、《四库总目》流于后世。
一、疾恶如仇，不畏权势。
房可壮，自为官以来，耿直能言，直言敢谏，声震朝野。
明末，东林党以清流著称，他们多是正直朝臣或大儒，与魏忠贤等宦官，如同水火。当时魏忠贤掌控朝政、祸国殃民、残害忠良、嚣张跋扈。为打击东林党人，魏忠贤暗中搜集、罗织黑名单《东林党人榜》，房可壮名列其中。魏之爪牙还仿《水浒传》，列东林党百零八人，分别冠以绰号，名曰《点将录》。房可壮被称为“左先锋一名，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成了魏党重点打击对象。
而此时的东林党人、大臣杨涟等也针锋相对，奋起上疏，弹劾魏之罪状。房可壮也连上《参魏忠贤疏》等三疏，直揭忠贤及其同伙。可壮说魏忠贤“为目不识丁，质蠢性狠，气雄胆粗者，得以久居君侧，浊乱朝政”，直言“请上方剑，诛太监魏忠贤”。因此，房可壮成为魏忠贤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天启五年(1625)始，魏忠贤及其爪牙向东林党人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七君子”被其残害致死。此间，房可壮也被诬陷下狱，有几次几乎折磨致死。
面对魏忠贤之暴虐、残害，房可壮凛而不屈，直面迎击，所以乡贤前辈钟羽正以诗赞之，“海翁直节动枫宸”；友人赵秉忠也盛赞他，“铸铁作肝，其直如矢”。
另外，房可壮还以《揭黔师失利疏》等纠弹时任总督杨述中、巡抚王三善等人的失职和错误；又以《纠劾不职有司疏》等，为民请命，为民除害；以《严处枉杀案疏》等主持正义，为民伸冤。
二、拒绝馈遗，惩治贪墨。
房可壮，拒绝馈遗，惩治贪墨，百官肃然，深得民心。
盐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淮扬更是盐业生产流通的重地。天启初年，房可壮任钦差南直隶巡按御史，巡查两淮盐政兼理地方事务。来此巡按盐政，一向被视为美差，盐商向巡盐官员行贿极为寻常。房可壮到任之后，不仅拒收了数十万贿金，而且还对盐业管理进行细致规划，完善盐业制度，发展商业经济。他向皇帝上疏说：“就盐而言其大体，公则利，私则弊；就商而言其大用，利则通，弊则塞。利国而不病商，益上而不损下，实惟端本清源之要也。”其“利国不伤商，益上不损下”的策略，加之有效调控，原有的赋税问题立马解决，利国利商。为此扬州知府杨嘉祚对可壮十分钦佩，称赞他：“其言也，洞根彻梢，察隐烛微，盖公天挺谅直，发于纯忠者既恳，是以笔发而引绳切墨。”
任职期间，他还揭发了福建巡抚张学圣、宁夏巡抚孙茂兰、临朐知县童本胡等贪官污吏，并参劾处理了一批地方贪官。清顺治九年(1652)，皇上敕谕都察院，令其对各衙门和地方官分别以善恶是非。有资料显示，当年十一月十七日，都察院房可壮上疏，弹劾福建巡抚张学圣。疏文核心部分说：郑成功所以不降，乃闽抚张学圣贪秽启之。张学圣在闽数年间，不能张国威而布皇恩，在探知郑成功率军远出之时，贪其厚赀，率军直入其老巢，席卷其所有，致使郑成功以索取原物为由名，称兵煽祸。又不闻学圣整军遏剿，只借出巡之名远避，且谢事以养病，任地方之糜烂，弥救无术，误国酿乱。而福建按臣王应元亦明知抚臣之贪，而又无一言上奏，亦有罪过。上疏之后，皇上令吏、兵二部察议。经察议，贪秽大僚张学圣被撤职法办，大快人心。
三、举荐贤才，任人唯能。
房可壮，慧眼识人，一心为公，提拔新人，不遗余力。
明天启元年，辽阳失陷，边关告急，急需有人到前方坐镇指挥军事防务。此时魏忠贤奸臣当道，祸乱朝政。房可壮上疏推荐李三才出任边防统帅以救危亡。李三才，字道甫，河北通州人，万历进士，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三才敢于抨击时政，有勇有谋，一向反对太监干政，被魏忠贤等视为“奸雄”，排挤归田。在此国事万分紧急之时，需要能胜大任之人。李三才堪当其选。在举朝无措之际，朝廷批准了房可壮此疏，立即起用李三才。辽东监军御史方震孺，因不愿阿谀屈服魏党，被忠贤诬以罪名下狱，可壮奋笔上疏力救。可壮还推荐了另外几个人：河北白养粹，山东王象乾、邢慎言、高捷、冯瑗。其中邢慎言是青州人，兵部尚书邢瑜之子；冯瑗是临朐人，王象乾是新城人。
可壮对李三才等人的推荐、对方震孺的力救，无不反映了可状在任用贤才上的不遗余力。
崇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一伙被惩处。房可壮被重新起用，任河南道掌道御史。原阁臣中的魏党人物被清除，需要重新补充阁臣，房可壮参与了会同推荐选任事宜，且敢于直言。当时一次就推举了钱谦益等十一位候选人，后来虽然也因个别不良官员问题受到牵连，但在选贤任能方面，却值得敬重。其《荐李三才疏》《荐盐官疏》等疏文成为其推荐贤才，敢于用人的最好证据。四、民惟邦本，体恤民情。
房可壮，以民为本，体恤民情，为民请命。
明万历四十三年，青州地区大饥，人相食。天启初年，灾荒复加，旱、雹、蝗连祸人间。此次灾荒漫及山东全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以生活。面对此情此景，房可壮心情沉重，以“民惟邦本”“民瘼堪忧”之情上疏《东省灾情乞赈疏》，恳请皇上对灾区人民做好安排，或蠲或赈，避免内乱发生。疏文言辞恳切，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叹息不已。他还以《请蠲派灭乱疏》提出农民“加派”之苦，“请蠲派之令早下”，为农民减免或者减轻负担呼吁。其《雨雹忽作》诗：“一声霹雳破沧浪，五月寒冰降下方。突兀云合天尽黑，可怜麦熟地空黄。朝廷原自勤农事，官吏何曾问远乡。满眼流亡图不绘，只将宵旰付君王。”此诗就充满对农民的同情和对庸吏的针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劝诫皇帝，忧国忧民。
房可壮，更是直言抗疏，为国为民，美名后世。
万历后期，神宗皇帝贪恋财色，深居宫中，不理朝政，致使职官员缺，臣工怠政，纪纲紊乱，政令不通。泰昌元年(1620)房可壮上疏呼吁改变这种局面，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疏中说，此乾坤何等时，天人交儆，内外交困，岂容悠悠忽忽，泄泄查沓。欲改变这种局面，大僚要起表率作用，吏部要认真负责起来，上下一心，才能奏效。此疏虽被内官留滞并无回音，但也表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情怀。
顺治九年(1652)，房可壮晋升为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成为国家最高监察长官。当时，顺治帝亲政不久，乐于射猎，崇信佛教，怠疏朝政；满洲贵族大量圈占土地；用兵不断，国家赋税使老百姓困苦不堪，流离失所。针对这些弊端，房可壮上《请隆治安永图疏》。此疏以“天人感应”之说，劝诫顺治帝敬天爱民，敬崇圣道；亲近儒臣，屏息旁流；停省游猎，减不急之费。又指出满洲贵族圈地给老百姓带来灾难，民生困苦。这都关系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问题。可见其忧国忧民、以民为本之心，其疏对抑制时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顺治十年(1653)春，房可壮以年老乞休，十月病逝于家。朝廷谕赐祭葬，赠官少保，谧号“安恪”。据说其被安葬于青州北关东侧准提庵址处。
房可壮，宦海沉浮近五十年，经历了两朝五帝，三次出仕，三次被贬，可谓一波三折，历尽沧桑。房可壮擢升御史后，“公素倜傥，重声气，不轻为然诺”；入西台后，“益以澄清为任，纠弹奸邪，不遗余力，直声大著”；巡盐两淮，“却羡金数十万，旋时囊橐萧然”；时魏忠贤掌事，朝堂一片乌烟瘴气，附之者唯恐不及，公与杨、左诸公同志抗疏攻之，以“请上方剑，诛魏忠贤”之语震慑魏忠贤党羽；后起大理寺卿，升刑部右侍郎，“定律例，去烦苛，尚宽大”；晋总宪后，“绝馈遗，惩贪墨，抗疏论，列势要，百僚肃然”。在其长期担任监察御史、都御史期间，写下了大量的上疏之稿，弹劾贪官污吏，纠正歪风邪气，伸张正义正气。
房可壮，他的忠君爱民、他的不畏权势、他的疾恶如仇、他的耿直公正，他的唯才是举，无不来自于他的“以民为本”“民惟邦本”的“亲民爱国思想”。
参考书目：
康熙六十年《青州府志》
康熙《益都县志》
房崇阳编著，《房可壮与偕园》，济南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