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宋明古城墙遗址保护初探
李森
近日，经考古挖掘，青州发现宋明两个朝代的古城墙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这段明代城墙下还叠压了宋代城门，宋代城门北侧还有一早期石墙，该遗址全长共计2000多米。
北宋城门遗址的发现，北宋城门是目前所见青州最古老的城门遗址，时间上限为宋代，下限则在元末。由城门对应关系，考证出明代重修的“古东阳城故址”沿袭了宋元时期城池轮廓。推导出北宋城门遗址与车辕门大致处于贯通青州南、北两城的中轴线上；明初南阳城在山东都指挥使叶大旺主持下大规模修缮，这是青州历史上建造质量最高的城池。然而这却是对南阳城的一次缩建工程，宋金元三朝原本属于城区的今东关一带从此变为附郭。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从根本上解决了多年来研究宋代青州城门所处位置的困惑，为重新确认青州古城格局和范围提供了重要坐标参考，对北宋以来整座青州城的认识产生了全局性影响。
北宋城门遗址
考古发掘出土的这处城门遗址，确是一个明代以前的建筑遗存。谨按青州南阳城于明清两朝均设四座城门，在《嘉靖青州府志·府治图》上不见此处开有城门，《光绪益都县图志·城内坊巷》中也没有与它相对应的街巷，这都反映出该城门遗址年代的久远，可以断定这是目前所见青州最古老的城门遗址。其时间上限为宋代，下限在元末。最值得称道的是，这一发现从根本上解决了笔者多年来研究宋代青州城门所处位置的困惑，为重新确认青州古城格局和范围提供了重要坐标参考，对北宋以来整座青州城的认识产生了全局性影响，意义非凡。
北宋时的青州城，地位非同一般，系京东东路治所，“大镇”、“善藩”、“剧藩”、“海岱名都”的记载屡见于有关宋代典籍，可谓一个时期人们的普遍共识。明道(1032—1033年)中，知青州夏竦《青州州学后记》明确指出青州乃全国首路——京东路的首城，规模宏大，居民众多：“国家制天下，肇有十八路，京东首焉。西起甸服，东渐淮海，南略涞泗，北际河濮，关防之要，控制之重，城闉之大，室居之盛，青复首焉。”景祐四年(1037年)，夏竦又于《青州龙兴寺重修中佛殿记》中再次说道：“(青州)城萦带山岳，控引川渎，气候高爽，风物懋盛，雅俗杂处，修途四达，富焉庶焉，东夏之都会也。”将青州优越的自然条件、便利的交通状况和富庶的都会风貌表露无遗。根据笔者研究，北宋青州城基本上确立了后世青州城格局，当时的青州城已由唐代的北城南郭形态发展为两城格局。对此，宋青州益都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有着言简意赅的描述：“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今南阳河)，限为二城(即北城东阳城、南城南阳城)。”历史上南阳河两岸都是城区的朝代只有北宋，青州城此时达到了建城史上的巅峰期。
考古发现的这处宋代城门遗址于文献中可寻到蛛丝马迹。熙宁十年(1077年)，一代文豪苏轼在青州所赋《和人登表海亭》中有“谯门对耸压危坡”诗句，意即青州南、北两城的城门对峙耸立于陡峭的南阳河两岸。这个城门遗址正是“对耸”的两“谯门”之一——南城的北门。按“谯门”指建有城楼能够瞭望的城门，可知这处城门遗址上还曾有座城楼。苏轼称之“谯门”，并非正式名称，门名作何？囿于史料，有待续考。这里明言两“谯门”位置关系是“对耸”，可推知此城门遗址对岸就是北城南门——青州历史上著名的“南楼”，现今已是翠和家园小区了。范仲淹知青州曾赋《南楼》诗云：“南楼百尺余，清夜微埃歇。”寇准知青州时还特意让临朐县主簿赵贺经过这两座谯门，以示褒扬。《宋史·赵贺传》载：赵贺“有干力，知州寇准且知贺。淳化(990—994年)中，调丁壮塞澶州决河，众多逸去，独贺全所部而归。临朐父老张乐迎贺，准使由谯门过，曰：‘旌贺之能也。’”如今这处与南阳河相依千年的城门遗址终于重见天日，真乃青州历史文化之幸事。熙宁六年(1073年)，密州教授孔平仲西赴济南，道经青州赋诗以纪行程，又给我们提供了若干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信息。如《寄梦锡》云：“南城趋北城，道路无所隔。”《晚集城楼(南楼)》又云：“高楼百尺修木尾，面对南山翠相倚。”“下视黄埃浊波起，车马纷纭只蝼蚁。”由此可知，当时这两个谯门之间，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热闹非凡。
滚滚的南阳河水之所以未将两岸交通隔阻，系因宋代河上建有多座桥梁，仅见诸记载者即有石桥、木柱桥、飞桥(又名虹桥)、钓桥和南洋桥。如《宋史·五行志》载：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青州山水坏石桥。”《渑水燕谈录·事志》云：“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续资治通鉴长编》称：熙宁十年(1077年)青州于南阳河“南岸置钓桥。”《齐乘·益都水》载：“曾肇《南洋桥记》曰：‘……南洋河，今桥所在是也。’”
青州城在北宋至少曾三次重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庆历四年(1044年)，知青州陈执中上言：“‘奉诏权罢修州城，契丹虽遣使再盟，然未保情虚实，恐未可遽废防守之备。况秋稼大成，人心乐于集事，旧城比已兴工刬削，高下可窥，若遂中辍，它日不免重困于民，乞遂乘时完缉。’奏可。先是，有言执中率民钱修州城，民甚苦之。故有诏罢其役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载：熙宁十年(1077年)“诏修青州城，建楼橹，南岸置钓桥。”《宋史·曾孝序传》云：宋末，知青州曾孝序“缮修城池，训练士卒，储峙金谷，有数年之备，金人不敢犯。”
宋青州南城有几个城门？是怎样安排布置的？谨按宋时南城是有西门的，这可见诸宋代文献记载。如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京东东路》明谓：“范公泉，在(青)州城西门外。”作为西门城楼的“西楼”亦见诸有关文献，如知青州寇准有诗名《青州西楼雨中闲望》，又曾赋《中书秋日有怀青社旧游因书一首》云：“曾倚西楼吟暮雨”。西门既然存在，正北门又发掘出来，则今万年桥东应该还有一个面临南阳河的东门才比较合乎空间逻辑。窃喜这个推测竟被以往发现所证实。2002年青州市政公司在沿南阳河埋设污水排泄管道时，于万年桥东百余米处1米多深河床下，挖出了当年虹桥几十根深置河底的松树木桩。翻检《光绪益都县图志》中的《城内坊巷》和《城外坊巷》还在此处标注着“天桥址”(南岸)、“天桥”(北岸)。可见，历史上著名的虹桥位置就应在这里了。这样看来，南城仅在南阳河沿岸便有三个城门——正北门、西(北)门、东(北)门。这是为加强南、北两城联系，才辟出了多个城门。考虑到城南、城东都应设有城门，则宋时青州南城至少建有五座城门。按元朝南阳城(即宋青州南城)有五座城门，很可能沿袭的是北宋城门建置。
元地理学家于钦《齐乘·郡邑》载：青州北城东阳城“东西长而南北狭”。这启示出与此形态相符的《光绪益都县图志·城外坊巷》中的“古东阳城故址”至少是元时轮廓。笔者发现《元史·顺帝纪》还有“(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益都土门万岁碑仆而碎”的记载。“万岁碑”虽仅一见，却可考知。据《齐乘·亭馆》载：“碑亭，旧城(指东阳城)北，世祖皇帝平李璮后，赈恤青人，民立圣德碑，翰林阎复子静文。”青州在元代唯有世祖平李璮碑立于城北，此外别无其他皇帝碑刻，“万岁碑”即翰林阎复所撰“圣德碑”无疑矣。值得注意的是，“古东阳城故址”中还标有“土城口”，这不就是《元史》所载“益都土门”吗？这座“土门”是元东阳城的一个北门，它基本与南阳河南北两岸的宋代“天桥址”、“天桥”在同一轴线上。以往研究者大多仅关注“土城口”西的镇青门和车辕门(又名武曲门)，而忽视了它作为“土门”的存在价值，但这恰是说明“古东阳城故址”至少系元城轮廓的关键因素。按金元时青州治南阳城，东阳城以“旧城”状态存在，这表明当时并未对此地已有的古东阳城进行大的修补，金元东阳城墙和城门沿袭着宋代风貌。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山东都指挥使王德重修东阳城，当然还是在宋元城池轮廓基础上的大规模修缮。
既然青州南城沿南阳河设有三个城门，则三门外都应建有各自独立的桥梁。那么，两“谯门”间的这座桥梁是何桥呢？由《嘉靖青州府志》所示表海亭位置来看，它与这座宋门遗址隔河相望。《齐乘·亭馆》云：“表海亭，府城北南洋桥北，惟古台存焉。”元初名儒郝经《青州山行》诗：“饮马南洋桥……酌别表海亭。”由此可知，两谯门间的桥梁乃南洋桥无疑。因为南洋桥与表海亭近在咫尺，所以郝经才会有如此吟咏。南洋桥是否也是一座虹桥呢？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它曾一度是座钓桥。据《宋史·王居卿传》载：“青州河贯城中，苦泛溢为病。居卿即城立飞梁，上设楼橹，下建门，以时启闭，人诵其智。”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称：熙宁十年(1077年)“诏修青州城，建楼橹，南岸置钓桥，从转运使王居卿请也。”两相对照，可知这里的“飞梁”非虹桥，而是一座钓桥。又由《嘉靖青州府志》知：这次修南洋桥勒立了“曾肇撰修桥记，米芾书(丹)”的石碑。曾肇系“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之弟，米芾更是“宋四书家”之一。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还要注意寻找这通立于河畔的珍贵碑刻。
宋代城门遗址的发掘揭示，直接暴露出这里就是北宋青州南城的正北门。如前所考，两“谯门”位置关系是“对耸”，则此城门遗址与东阳城“南楼”两点构成一线当无疑义。由于两“谯门”间的南洋桥在沟通南、北两城交通上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必然与两城内的主要街道相衔接，这便确立了一条贯通南、北两城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北端直达北城北门车辕门，南端的南城南门则在新建的石坊路南头附近。需要指出的是，此中轴线并非一条绝对直线，而是大致直线，因为车辕门与北宋城门遗址存在着近百米的偏差。我认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古代城池中的城门未必都是完全正对的。仅以清代南阳城为例，北门瞻辰门与南门阜财门即非南北正冲，亦有着近百米的偏差。这可能是受当时城内建筑影响，不得已而让城门稍微有所偏移。贾继闵先生《青州表海亭与南洋桥故址考》一文认为“宋南洋桥故址应在今石坊大桥东侧”，但验诸考古发现的宋城门遗址，南洋桥故址却当在石坊大桥西侧。贾先生正是依据与车辕门的南北正对关系来推测南洋桥位置的。结合《光绪益都县图志·城外坊巷》可知，这条中轴线左右还存在着两条小轴线：一是镇青门和岱宗门南北对应呈一条轴线。二是土城口(土门)与“天桥”所衔接的南城东北门在一条轴线上。这三条轴线便是构成宋代以降青州城格局的主框架。一般认为，镇青门、车辕门为明山东都指挥使王德重修东阳城时的遗迹，现在从城门对应关系来看，这两座城门宋代就已在此位置，它们不是王德新辟城门无疑。
据《光绪益都县图志·大事志下》载：“(洪武)十一年(1378年)，都指挥使王德修东阳城。《嘉靖(山东)通志》：‘时拓地建齐藩，故修此城。(南阳城)官廨、庙宇大半移建，宋元以来故址遂湮’。”明初“拓地建齐藩”是青州历史上城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原因，它造成了宋元以来数百年城市格局的大破坏。事实上，南阳城区范围的消长变化，正发生在元末明初。《齐乘·郡邑》载：元益都路“府城五门，周二十里，俗称南阳城。”而《光绪益都县图志·营建志》云：明南阳城“周十三里有奇……门四。”对比之下，发现一个重要历史信息，明比元南阳城周长少了近七里，这可不是个小数字，这片城区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有人关注和研究，笔者认为这片少了的城区就是现今的东关。
种种迹象表明，青州东关一带在宋金元三朝应为城区，而非附郭。如所周知，南阳城向西因南阳河阻隔已无发展空间，向西南则距角楼村汉墓群较近，向正南上世纪90年代初所建神话艺术宫曾出土宋明时期壁画墓葬，这三个方位无疑都不会是城区范围了。现在只有城东的东关一带，有可能属于宋金元城区了。证之以宋代王曾宅第、元代真教寺都地处东关，以及金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和元益王府第皆在南阳城东门内的历史事实，问题已是一目了然。
王曾系北宋宰相，青州人。欧阳修《集古录·唐鹡鸰颂》云：“当皇祐至和之间，余在广陵，有勅使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书《鹡鸰颂》本示余，把玩久之。后二十年，获此石本于国子博士杨褒。又三年，来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可知青州建有王曾宅第。又据清段松苓《益都金石记》称：“按王沂公宅，在今东关寿昌寺后，无复屋宇，惟老鸦脚树一株而已。”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青州知府张玉树曾立碑于王曾故居遗址前，碑曰：“宋宰相王文正公故宅。”其地在今东关粮市街中段路南，积儿巷东侧。令人费解的是，宰相王曾宅第怎么会在明清南阳城的外郭东关，而非城内呢？真教寺乃元代三大伊斯兰教寺院之一，位处今东关昭德街上，它为何也建在了南阳城外郭呢？ （上）
由远及近，分别为明代水门、城墙和宋代城门遗址(覆盖着塑料薄膜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