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倒数第二个封建王朝，封建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登峰造极。如果谈到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明代的藩府制度与藩王文化。
一、明代封藩制度的由来
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之初，面临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刚刚诞生的新皇权除了应对固有的阶级矛盾，还面临着统治阶级内部各方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元朝虽然已经正式宣告灭亡，但是其残余势力仍不断骚扰北方边境，时刻准备卷土重来。加强边防、遏制故元东山再起，对新生的明政权来说，是关系到统一全国、巩固统治的根本性大事。另一方面，新建的朱明政权，是朱元璋和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谋臣武将在元末农民起义中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征讨建立的。随着反元斗争的不断胜利和统治面积的不断扩大，一大批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开国功勋逐渐成长为新政权中的权贵。这些新的军功贵族对皇权也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认为“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服而悍外患”(清王鸿绪《明史稿》列传第三)，骨肉至亲“较诸将帅，尤可信也”(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认为：
天下之大，必建屏藩。上卫国家，下安民生。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爵，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道……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为长久计，莫过于此。(明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十)
简单的来说，朱元璋决定实行封藩制度，实现“外御不轨，内清君侧”(明皇甫冲《皇明藩府政令序》)，梦想以“家天下”的形式来达到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明朝实行封藩制度，青州作为明朝北方的战略重镇，先后有齐王、汉王、衡王等三位藩王分封到此，以衡王在位时间最长，与青州古城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古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皇帝朱见深封其第七子朱祐楎为衡王，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就藩青州。
衡王在青州传六世七王。其庶支封平度、宁阳、昌乐、寿张、商河、玉田、新乐、高唐、齐东、邵陵、汉阳诸郡王。其中新乐王朱载簃号诚轩，爱好文学，善书法，曾撰写《洪武圣政颂》、《皇明政要》诸书，建博文书院，刊行《文心雕龙》等。高唐王朱厚煐，号岱翁，工隶篆，著有《事亲述见》(12卷)、《一弦琴谱》、《瑟谱》等书，商河王朱载塨也善篆书。1644年(清顺治元年)衡王朱由棷降清。1646年(顺治三年)衡王世子被处死，衡王府被抄，门前石坊犹存。
二、明代藩府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朱元璋分封建藩的用心，当时就有人看出了它的弊病。明洪武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在《应求直言诏上书》中就直言不讳的说：
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屏藩，以复古制，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城郭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或则持险争衡，或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问而起，防之无及也……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清乾隆《御选明臣奏议》卷一)
叶伯巨的直言切谏，不但没有动摇朱元璋实施分封建藩的决心，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事实上，朱元璋并非不知实施封藩制弊端，但是权衡朱姓与他姓，最终还是选择了分封建藩这一封建制度。但是，为了尽量避免封藩制的弊端，朱元璋对各位皇子除了给予优厚的待遇之外，还通过加派高僧大德日随左右，对地方藩王劝善戒杀，泯其谋反之心；同时广颁经史典籍及诗文佳作，鼓励地方藩王精研经史六艺，使其潜心诗文，陶冶情操，不问政事。为明代独具特色的藩府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驾崩后，地方藩王势力已经形成了对中央的严重威胁。建文帝即位后开始着手削藩，从而为燕王朱棣发动历史上所谓的“靖难之役”提供了借口。朱棣以地方藩王造反成功，取得皇权，所以更加深知要严控地方宗藩，“不许擅役地方一军一民”(《明太宗实录》卷十八)。
于是，永乐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限制地方藩府的政策：军事上削夺军权，禁预兵事；政治上防闲过峻，不许出仕，不许参加科举考试；日常生活上重重限制，不许随意出城，藩王之间不许随意相见，不许同时朝觐；经济上厚禄“豢养”，待遇极优。而大力提倡的，就是让他们读经诵史，修德习文。
在皇帝的不断引导、劝诫乃至严格限制下，明代的各地藩王只能小心翼翼地恪守着朝廷的各种禁令，以图“恩礼始终，王不失为宗藩，子孙永保封国”(《明宣宗实录》卷二十)的既得利益。从而形成了明代藩王大多埋头文化学术活动，寄情山水文章，醉心文艺娱乐的藩王文化，甚至不少藩王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音乐戏曲、哲学史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独具特色的明代藩府著书、藏书与刻书
明太祖朱元璋还在争打天下的时候，就十分重视对自己后代及周围公卿贵族子弟的教育，“开学校，延儒师，俾勋贤之子弟，凡民之俊秀，莫不从学。”(明黄佐《南雍志》卷二十七)并且专门修纂了《公子书》、《务农技艺商贾书》两部专门的教材，供公卿子弟学习之用。
明朝政权建立后，为了防止各地藩王拥兵自重，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通过颁赐图书，以昭警戒之之意：
太祖尝命礼部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等采辑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以为借鉴。会凯出参行省，编辑未成，于是又诏亲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编修王僎，国子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复，录事蒋子杰等续修之。至洪武六年三月癸卯书成，太子赞善宋濂为序以进，赐名《昭鉴录》，以颁赐诸王。(李晋华《明代敕纂书考》)
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以后，对各地藩王的戒备也随之加。朱棣及后继历代皇帝为了使各地藩王游心经史，不事武功，常有向各地藩王颁赐图书之举。
曹之先生也曾专门对明代皇帝赐书藩王进行了考订，共考出受赐各地藩王有沈府、代府、晋府、辽府、韩府、岷府、襄府、鲁府、徽府、楚府、蜀府、淮府、周府、宁府、赵府、唐府、伊府、靖江府、益府等19家，所涉猎的颁赐图书有《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四书集注》、《五经集注》、《昭鉴录》、《永鉴录》、《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孝慈录》、《皇明祖训》《资治通鉴纲目》等各类经史图籍。
在皇帝的大力鼓励支持下，明代亲藩的学术文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据统计，明代藩王及其子孙的著作可考者达到了432种。其中青州衡藩就有17种，分别是：
《瑟谱》，衡藩高唐王朱厚煐撰；
《琴谱》一卷，衡藩高唐王朱厚煐撰；
《丁巳同封录》一卷，衡藩新乐王朱载壐撰；
《事亲述见》十一卷，衡藩高唐王朱厚煐撰；
《清时乐事》二卷，衡藩宗室清慎子岱翁撰(朱厚煐字岱翁)；
《篆字便于搜检》四卷，衡藩朱祐楎辑；
《楼居稿》一卷，藩新乐王朱载壐撰；
《田居稿》一卷，藩新乐王朱载壐撰；
《新乐王甲戌稿》一卷，藩新乐王朱载壐撰；
《岁寒斋稿》，衡藩朱祐楎撰；
《松庵集》，衡藩商河王朱载塨撰；
《绮合绣扬集》，藩新乐王朱载壐辑；
《梦玩仙阁》一卷，藩新乐王朱载壐撰；
《神览沧溟》一卷，藩新乐王朱载壐撰；
《洪武圣政颂》一卷，藩新乐王朱载壐撰；
《皇明政要颂》一卷，藩新乐王朱载壐撰；
《黼赢雅唱》一卷，藩新乐王朱载壐撰。
为了保证学习、创作之需，就需要广泛地藏书。而地方藩王享有丰富的物质待遇，朝廷又鼓励他们从事文化事业，并经常颁赐善本，以示优宠。所以明代各地藩王藏书质量上乘、数量可观，版本精良，其中不乏人间罕见秘本，为后世学者所宝重。明代藩王也成了明代藏书家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比如，关于青州衡藩藏书，清人王世禛曾记载：
岳珂《玉楮集》，衡府高唐王家抄本，绝少流传。高唐王……工篆隶，癖嗜古书，写录多秘本，鼎革后散落市肆。纸墨精好，装潢工致，康熙乙卯，青州市中得刘贡父《春秋权衡》、《意林》二书，亦高唐府中物。
量丰而质优的藏书，既为诸藩著书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是藩府成员文化素质得以提高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为藩府的刻书活动提供了大量优良的底本。
明代藩府及其后裔多有以刻书闻名者，如宁献王朱权“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中国”；吉府简王朱见浚“刻《先圣图》及《尚书》于岳麓书院，以授学者”；庆府安塞王朱秩炅，“人有古今书，辄捐金购之绣梓，与远近学者共”。在各地藩王中，青州衡府的新乐王朱载壐对弘扬藩府文化最为热心，“索诸藩所纂述，得数十种，梓而行之”。
在中国刻书史上，明代藩府刻书是极为独特的刻书类型之一。藩府刻书不但数量巨大，多达580多种，且刻工精湛、装潢考究，堪称版刻艺术的精品。所以，著名文献学家叶德辉说：“诸藩时有佳刻，以其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藩邸王孙又颇好学故也。”(《书林清话》卷五)
四、弘扬藩府文化的途径与意义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孔子研究院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图书是文化的物质载体。藩府的著书、藏书和刻书既是藩王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明代藩王文化的物质结晶。是藩王“文化”最直接的物质体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藩王的著书、藏书与刻书就成了明代藩王文化的解码器，只有研究好明代藩王的著书、藏书与刻书，才能使我们真正揭开隐藏在红砖绿瓦之外的藩王文化内涵，揭示出明代藩王所创造出的、灿若星辰的优秀文化，从而使明代藩王文化在当下得以重新焕发时代意义，也进一步阐释出渊源深厚的青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