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C1版）在鲁十余年，颇有政声。又创建历山书院，纳士育才。每逢初一、十五两日，还召集父老子弟宣教说法。《重建碑》中当陈斌如提出重建松林书院的计划后，“公躍然出俸羡倡之”，踊跃地捐出俸禄支持书院重建。省长大人带头带动，道员大人“倾赀佐之”，诸僚属各闻风而动，纷纷捐餐钱以助成此事。此记载可丰富布政使卫既齐在鲁大力支持教育的事迹。
康熙朝的文教政策及大中丞佛公。书院的重建不仅得力于省长大人的大力支持和陈斌如及僚属的全力以赴，更是康熙王朝重视文教的历史必然。大清王朝发展到康熙时期，“我国家幅员广廓”，“今上”(即康熙皇帝)继承而光大“世祖章皇帝”(即顺治皇帝)之遗烈，“崇儒重道，文治日隆”，并特令动用国库资金修至圣先师孔子庙，并建好先贤先儒等祠堂，以示国家对文德教化的重视，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统计，康熙年间全国新建和修复书院共785所，书院建设已呈蓬勃之势。而此时的地方官员，也大都重民生，重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书院的发展。碑文中所记松林书院重建时适逢“大中丞佛公抚于东土”，“大中丞”，明清时对巡抚的别称，此指佛伦出任山东巡抚一事。佛伦(？—1701)，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载：“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山东巡抚，内务府总管授。”佛伦曾在康熙《济南府志》序文中写道：“己巳冬，余奉天子命来抚东邦，既抵官，问吏民疾苦，聆其风谣。”作为山东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乐善好施，好恶同民，关心民生疾苦，而把“兴行文学，澄清吏治”作为地方首计，他对松林书院的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康熙三十一年(1692)擢川陕总督，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三十二年(1693)六月，康熙皇帝玄烨在《赐总督佛伦》诗中说“旷世孤芳节，超伦千古心。封疆资大吏，抚育代忧深”，高度评价了佛伦的品节和才能。
书院重建小插曲：请赵执信代写碑记却未采用。松林书院重建竣工后，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陈斌如本来请当时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进士赵执信为之代写《重建青州松林书院碑记》，可是写好后却未被采用。现将赵执信《饴山文集》中那篇未被采用的碑文录入于下：
重建青州松林书院碑记
青州旧有松林书院，其地盖自宋代已称闲胜。古松二，王沂公为之赋，郡志载焉，昧其亡于何年矣。院之建在故明成化间。郡守李君者请于朝，祀寇莱公及沂公而下名贤十有三人，皆守土而有功德于民者，礼也。树松百余，因以名。就置学舍，延师，录弟子弦诵其中，当时称之。至弘治间，郡守彭君嗣加修葺，松有减者益树以柏。万历之初，当国者令所在毁乡校。守者遽潴其宫而伐松柏，货焉以自肥，由是荡尽，今百有余年。
岁在己巳，余自郎省出莅斯邦，目恻堕废，有志兴复，顾碑碣莫存，遗墟莽莽。越明年，居人穆氏者求得其故地，余遂力任其事，而郡邑之守令与其乡之士大夫咸乐与有成也。夫生隆盛之时，膺封疆之寄，期谨身奉法，使民不扰；而以其余集力于古人，殚心于陶甓材木之间，世或迂之。而使百年澌灭之区一还其旧，于以永名贤之遗爱，承循良之用心，焕然于今人士之目，而传述于后世有识者之口，且使凡有守土之责者瞻仰庭宇，追慕前哲，知仁人之必有祀于后，虽久益彰，中更缺坏，卒不可泯。我今日之政其有合焉者乎？用夜思早作以抚绥吾民也，而四邑之成人小子行相与复弦诵之旧，进则跂焉，思所取法；退则休焉，游焉，以就其学。上之足以备朝廷任使，次亦不失为乡党自好者。其为益讵出胶庠下哉？而世顾有迂焉如是者哉？
是役也，不藉公家，不扰里社，嶄焉而起，翼然而成，惟列植松柏以百数，其长大犹须岁月焉。乃若堂庑阶砌、垣墉户闼之属，其高庳广狭视昔有加损否，余弗之知，后之人第以潴宫伐树者，与李、彭二守絜其功过，其必有以处余矣。是为记。
赵执信(1662—1744)，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人，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清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论家、书法家。康熙二十八年(1689)，“坐国恤中宴饮观剧，为言者所劾，削籍归”，即指在佟皇后国丧期间至友人洪昇家观看《长生殿》演出，被人以“大不敬”之罪弹劾罢官，时年27岁。北京曾流传着这样一首诗：“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赵执信罢官闲居数十年，漫游南北，这期间也曾在书院讲学，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于松林书院撰“黄崑圃政绩碑”，赞扬了山东督学黄崑圃先生重视教育、兴复书院、加强人才培养的重大贡献。赵执信在清代文坛享有盛名，代表作有《饴山诗集》、《谈龙录》、《饴山文集》等。
《重建青州松林书院碑记》撰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赵执信时年29岁，是他被劾罢归的第二年。缘何受陈之邀代写的碑记却未被采用呢？赵碑文开头的几行小字对这一情况有所说明：“陈佥事徇名求代，嫌其词旨淡漠，不之刻也，昧者犹目碑文以为余笔，当由未睹斯篇，乃录而存之。”赵执信少年成名，18岁成进士，入翰林院，23岁成为山西乡试主考官，25岁官至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明史》纂修官，兼修《大清会典》，可谓青云直上，众儒仰视，名动京师；而陈斌如是地方官员，以山东按察司佥事出为青州兵备道，仅贡生身份，故陈“徇名求代”，但赵写好后陈又嫌“词旨淡漠”，最终未被采用。赵文果真“词旨淡漠”吗？通过两文比较，我们发现陈斌如说得不无道理。
首先，因是代笔，赵体会不深，故记事简略，仅630字，以客观平淡的叙述为主，且议论略显空洞；而陈文因是亲身所历，描写具体，体会深刻，如说书院废墟处在“荒烟衰草之中”“满目荆棘”，“余不胜慨然”“今昔堪悲”等，倾注了作者大量的真情实感，洋洋洒洒写了1500多字(包括未录入的陈的诗歌)，内容完整丰厚。其次，赵文显得高度不够，蓄势不足，如开头仅从回顾书院历史说起；陈文则先从大处落笔，写古青州“雄冠九州，夏殷前已炳炳矣；气凝重而嵸嶐，俗阔达而骏迈”，“洋洋大国风”，至于历史名人像唐代名相房文昭(房玄龄)、宋代名相王文正(王曾)，而名宦如范文正(范仲淹)等，而后再具体写书院的创建、禁毁及重建过程，可谓高屋建瓴，起笔不凡。更为关键的是，赵文写书院重建之功，除了陈斌如，还提到了“郡邑之守令与其乡之士大夫”和当地居民穆氏，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知是赵真的本来就不清楚，还是装糊涂，还是因年轻虑事不周，抑或是出于一位刚刚蒙冤罢官两年的29岁的年轻文人的骨子里的清高、疏直、狂放，他压根就没提“上级领导”——省长大人的关心与支持，更没说当今圣上“崇儒重道，文治日隆”等国家重视文教的大形势，也没说地方上巡抚大人以“兴行文学，澄清吏治”为首计等等，与陈文相比，的确还是缺少高度，气势不足，又未能准确反映客观事实，故陈嫌其“词旨淡漠”而不用。因此今日我们看到的仍是陈斌如亲笔撰写并书丹的《重建碑》。穿越320多年的历史风云，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仍会发现陈斌如做出的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森、张景孔、江玉坤、房重阳等专家学者的无私帮助，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