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 郑武文

郑其善烈士1915-1941

1930年秋天，年仅十五岁的郑其善从县立四小到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被特聘到青州北城的一所小学任教。
青州北城曾经是满族人的兵营，是一座旗城。雍正八年，皇帝深感古城青州进退可守，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于是亲派骑兵建立军营驻扎于此，扼守南北，声援东西。满族骑兵也是骁勇善战，在清朝末年的抗击列强战斗中曾经浴血抵御，战斗之顽强声传世界，甚至被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恩格斯写进了文章中，为腐朽的满清王朝点亮了一束明光。
满清破灭，旗人的铁杆庄稼瞬间土崩瓦解。北城居民皆是军人建制，孩子生下来就待当兵，按人头领取军饷，平时不事农桑，不会工商，当那些祖业被吃完耗尽，只好颠沛流离，全国各地奔波寻找营生，同时也给消息闭塞的青州人带来了很多外面的消息。
年轻的郑其善，虽然只有十五岁，却长得身材魁梧，玉树临风，又常年浸淫在这样一种英雄余风中，虽然是自己把知识传授给了孩子们，但也从孩子和孩子的家长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伤感积贫积弱之中国，痛心愚昧落后之同胞，常怀悲愤之心，忧救国之道。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在奉天发动事变，公然侵占东北。东北是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更是满族人的发祥之地，是他们的老家。旗城学校的孩子也公开参与游行，声讨日本人恶行。郑其善亦深深痛心丢失国土，痛恨一盘散沙的军阀混战。却也更加迷茫，感觉找不到一条真正能够救中国的道路。
春节回家，遇到同村的郑心亭。郑氏一族，在城东十里的东阳河村算不得大户，在几百户的大村里只有区区几十户人家，却因为耕读持家，勤奋俭朴，族里更是支持鼓励孩子们求学经商，因此大都属于殷实之家。郑心亭比郑其善大六岁，论起来却小其一辈，称呼郑其善一声小叔。郑心亭也是师范学校毕业的读书人，如今在东阳河村北的大陈学校教书。
郑心亭有一点卷发，穿着儒雅的长袍，恭敬喊一声：“叔。”郑其善却像遇见了知心的大哥，急忙挽起郑心亭的胳膊回家。
两个孩子从小就属于那种有想法的人，平时相见也总是有说不尽的话。郑其善拽着郑心亭走进自己权做书房的南屋里，闭紧房门，把自己最近的愤懑、迷茫一五一十陈述给自己这个大侄子听。郑心亭微笑不语，良久才说：“欲救国家于水火，救百姓于煎熬，不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是唯一的办法。可是其善啊，这个办法太危险了，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是要无数人为之献出生命的。你还只有十六岁，你再大一点，我再跟你讲，现在我是直接不忍心啊……”在人前他们叔侄相称，人后就是最好的朋友，都是直呼其名。
这一夜两人彻夜长谈。
随后的几天，郑其善有空就去找郑心亭聊天，也顾不得人家是新婚燕尔，各种应酬颇多。
却也不曾想到，叔侄二人，春节畅谈，以后竟然再无机会。
过了年，时局动荡，事情却特别多。偶尔有空回家，却也不曾见到郑心亭。
这一年的8月份，突然传来噩耗：郑心亭作为益都暴动总指挥，安排城里和郑母同时暴动，因为青州城里突然增兵而失败，郑心亭被捕入狱，被押往济南枪决……
郑其善痛哭失声，回想郑心亭说过的话语，隐隐知道了他说的能够救中国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是什么。
1933年的秋天，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寒冷日子，郑心亭的家人卖掉四十亩地上下打点，用一个驴车拉回了席桶卷着的郑心亭的尸体。安葬的时候，郑其善冒雨赌气一般挖掘自己的族侄也是自己内心里最尊敬的大哥的坟墓，任凭雨水混合着泪水和汗水流淌……
郑心亭曾经英俊的面庞，洋气松软的卷发早已经面目全非，家人也只是从他脚上穿得一双新鞋才判定这就是自己的亲人。
为了新中国的胜利，多少革命先烈躺在了鲜血中。郑心亭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年轻的二十四岁。
2023年5月15日，青州市宏伟壮观的汉唐结构的新博物馆隆重开幕。青州市博物馆是唯一一家县级一级博物馆，里面珍藏着宜子孙玉璧、状元卷等多件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在进大门右侧的醒目位置，郑心亭烈士用过的遗物和遗照赫然在目，烈士炽热的目光静静凝望着这个他为之付出生命的新中国……
郑其善默默回到家里，却久久不能入眠。
临近半夜，突然听到断断续续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大陈村的陈锡德。
陈锡德说：“今天我看到你参加郑心亭的葬礼了，怕不怕？”
郑其善在和郑心亭交往中认识陈锡德，也知道他是心亭最好的朋友，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嚎啕大哭。
陈锡德拢住他的肩膀，缓缓地说：“我知道你是心亭的好朋友，心亭也多次说过你是一棵好苗子，只是太小了，不忍心你去参与这么危险的事情。我知道，现在你已经十八岁了，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有些话可以和你说了。要想救中国，只有共产党，只有共产主义！我和心亭一样，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心亭先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33年秋天，因为益都暴动的失败，青州市的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在失掉上级党领导的情况下，中共益北特支书记陈锡德发展东阳河村郑其善、郑玉善、孙廷栋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东阳河村党支部，郑其善代理书记。
陈锡德因为之前只和郑心亭单线联系，所以在这次清缴中幸免于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已经是省委领导的陈锡德曾经多次来函问询郑其善家人有什么困难没有，关心备至。并且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发展郑其善等党员的经过。
郑其善仅有兄弟二人，郑玉善是他的亲大哥，兄弟二人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同赴大业。郑玉善在郑其善被捕后加入冯毅之部队，多年来南征北战，从抵御外侮到争取民族解放。直到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走到了家门口，此次战役历时63个小时，以我军伤亡六千余人的代价歼敌六万多人，革命胜利指日可待。战功赫赫的郑玉善却突然找到首长，说：“革命胜利在即，日本鬼子也从中国滚了出去，我想回家种地了。”战友们都劝他：“我们马上就胜利了，就要坐江山了，你这么大的功劳就不要了？”郑玉善说：“我和弟弟参加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享福的，我们家曾经有许多地，在城里还有绸缎庄等买卖，在村里算得上殷实之家。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不再受欺负，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部队首长到东阳河村郑玉善的家里看了看，曾经的豪宅土地早已经没有一点，家里只有郑玉善、郑其善两个的小脚妻子弄着无生活能力的孩子艰苦度日。首长的眼泪“刷”就下来了，握着她们的手说：“为了中国的革命，你们付出的太多了……”两个女人却微笑着说：“好在马上就要胜利了，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以前鬼子伪军追着杀，我们哪敢在家里睡觉啊，亲戚们也不敢接纳，我们只有带着孩子整月整月的在南阳河边的芦苇荡里藏着，夏天就是有点蚊子，还算好，那些滴水成冰的日子才难熬呢……”苦难的日子被她们说的轻描淡写，首长忍不住又一次泪满眼眶。
郑玉善从此在家务农，照顾自家和弟媳一家，平淡终老。
十八岁的郑其善投入了党的怀抱，同时也开始了血与火的考验，迎接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战斗。
东阳河村党支部在秘密紧张开展工作的同时，陈锡德也在努力寻找党组织。他远下济南，考入济南乡村师范，与赵建民等取得联系，终于又回归了党的怀抱。
1936年暑假，陈锡德组织郑其善等党员骨干分子秘密听取了山东省委组织员景晓村的报告。景晓村同志传达了上级的一些指示和中央红军、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召开以来取得的功绩，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也预言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者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侵入中原。并和大家商量安排了下一步主要工作，郑其善信心满满，发誓要为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奋斗终生。
1937年7月7日，果不其然，日本人借口士兵失踪，公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悍然入侵中原。
郑其善遵照上级指示，毅然辞掉收入稳定的教师工作，回到家乡东阳河村专职地下革命事业。他把家中的南屋——自己原先的书房腾出来，开辟为地下革命活动据点。
此时郑其善已经成家，妻子是邻村高朋村一个殷实家庭的淳朴的小脚姑娘。胡维鲁、彭瑞林、温学厚等同志常常密聚于此，开展活动，研究工作。更多的时候一些同志是在此食宿，郑其善的妻子不抱怨，不厌其烦支持丈夫工作，给他们做饭，缝补衣裤。每当同志们在南屋里开会研究工作，她都在门口纳鞋底望风，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冷风肆虐的严冬。同志们开完会要离开的时候，她都是撵着一双小脚到各个路口先去看看，唯恐中了敌人埋伏。
1938年4月，鲁东第十抗日游击支队在东阳河村南的龙泉寺(现阳河小学)成立，胡维鲁任司令员。郑其善积极配合工作，为部队搜集情报，动员村里优秀青年入伍参战，发展先进分子加入中国产党，壮大我们的队伍。为部队筹粮筹款，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支援部队。尽管他做出了最大努力，但毕竟连年的时局动荡，老百姓积贫积弱已久，筹得的钱款也是非常有限的。
当时益都北部有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徐振中部，只是他们虽然打着抗日的旗号却一直摇摆不定。要想壮大我们自己的革命武装，最好的办法就是争取徐参加革命。
可是策反徐振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极有可能是九死一生。胡维鲁考虑再三，宁可失败也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尝试机会。于是研究让郑其善带人前去，毕竟郑有文化，有对敌工作经验，为人又沉着冷静，长相威武雄壮，气场大，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郑其善等说明来意，徐振中掏出手枪，二话不说照着他们就是“啪啪”两枪，子弹从郑其善耳边“嗖嗖”飞过……他却依旧脸不变色，气定神闲。徐振中“哈哈”大笑：“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郑其善也“哈哈”大笑：“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大业，我个人的生命又算的了什么？只要你参加革命，我个人任杀任剐！”
徐振中又“哈哈”大笑：“本司令敬你是条汉子，权且留你一条性命，不过你的来意我已经清楚了，没得谈。”

郑其善知道其已经铁了心，也知道多说无益，可还是好言相劝，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以民族大业为重……
郑其善回来向胡维鲁汇报。胡维鲁心有余悸地说：“你们能全身而退，已经很不容易了。”郑其善却淡淡地说：“我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信心去的。”
不久以后徐振中果然叛变成为汉奸，在1941年的腊八，杀害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等十二人。刘旭东还曾经是他的老师，却被他挖眼掏心，简直是惨绝人寰。
郑其善等人只有尽己所能，继续动员开明人家捐钱、献枪，同时一马当先在青州与杨家庄铁路沿线掀铁轨、毁线杆，阻断、扰乱敌人的通信和运输，抢夺日伪汉奸军事物资资助游击队。
1939年10月15日，伪国民党保安第15旅1团孟祝三部，倚仗日本侵略军的力量，到黄楼街道东阳河村一带进行抢粮、掠夺。此时，在村南龙泉寺驻扎的鲁东第十抗日游击支队已经奉命撤离。郑其善积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村里的情况。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得到通知后，立即从附近村庄调集一百名基干自卫团团员，奔袭孟祝三匪兵处，在益都县十区(郑母)武装的配合下，坚守河子头村，与敌军展开阻击战。郑其善又紧急联系鲁东第十抗日游击支队，接到通知的支队部分队员对孟祝三后路展开攻击，出其不意进行穿插突袭，消灭日伪军二十余人，击伤俘虏六十多人，获取一大批物资，取得战斗阶段性胜利。
日伪军惨败以后，日寇恼羞成怒，疯狂对东阳河一带进行报复，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且在东阳河一带的驻军长期保持在五百到一千人，是鲁东第十抗日游击支队的三到五倍，他们还配备着相对精良的武器装备。我军武装力量只有暂避锋芒，保存实力，在实战中汲取失败教训，探索开辟根据地的新模式。
疯狂的白色恐怖，郑其善等地下组织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是更加积极的开展工作，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筹集军粮。
1940年秋，中共益都县敌工委书记黄绍远公开叛变投敌。县委同志得到消息后，立即派政治交通员温学厚骑毛驴到益东各个支部，通知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可是因为长期严酷的白色恐怖，地下党都隐藏的比较隐蔽，温学厚竟然没有找到人！敌人特务机关拥有更先进的汽车等交通工具，立即进行张网抓捕。当夜就到东阳河村实行紧急集合，恐吓杀害无辜群众。
郑其善本来已经逃亡到村西南阳河边的芦苇荡里，却因不忍无辜群众被害，挺身而出被捕。
由于黄绍远工作的特殊性，拥有大批我党的绝密情报，被捕人员多达七十多人，给益都县地下党造成了巨大损失。
同志们被捕后，党组织也曾展开营救。但是一则敌人布防严密，再则黄绍远非常熟悉我党的战略战策，因此虽多方筹划却并未成功。
郑其善的家人也是心急如焚。他的妻子出主意，腐朽没落的敌伪政府毕竟不是铁板一块，况且黄绍远跟郑其善不是很熟，只认为他是给地下党跑腿的交通员一类的小角色，可以贿赂敌人买下郑其善的命。
于是一家人倾其所有，买通了鬼子翻译官在邻村的一个小妾。那时候经过捐助游击队和敌人的三光政策，郑家在东阳河村已经基本没什么田产了，只在城里还有一个绸缎庄，不过算是兄弟两个的。联系在部队的郑玉善。郑玉善说：“卖了！只要能救其善，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一家人倾其所有买通了翻译官。翻译官从中斡旋，黄绍远答应只要郑其善写个悔过书就放他回家。
得了好处的黄绍远嬉皮笑脸去跟郑其善说：“算你运气好啊！写了悔过书不但能回家，如果愿意和我一块干，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过得比这舒坦。识时务者为俊杰，人生不过百年，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没想到郑其善横眉怒目斥责他：“你以为我们都是你这样摇尾乞怜的哈巴狗吗？你这个出卖民族、出卖同志的败类，你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恼羞成怒的黄绍远也不顾收得的大量好处，呵呵冷笑着说：“真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自来投啊……”
郑其善懒得跟他再费口舌，一口血痰迎面吐向黄绍远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
不久以后，郑其善和他的战友们在济南四里山(今英雄山)被残忍杀害。烈士们至死不屈，皆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赴死。
“善”者，《说文》称之为“吉”。古文有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名如其人，郑其善从十八岁选择革命道路这条善，八年来生死相随，把自己年仅二十六岁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后人有诗赞之：
万贯家财皆耗尽，
满腔热血洒沃土。
事业未成身先死，
常使生者泪满襟。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家里人趁着看守不注意，拿着微弱的火廉，在成片的死人堆里找到他，偷偷拉到位于村东南老家祖坟里深埋。让烈士能够叶落归根，回到他深爱眷恋并且战斗过的家乡。
可是令人悲愤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烈士的墓碑竟然多年都未曾立起来接受后人晚辈的缅怀，实在是遗憾。直到今天的2023年，其曾孙郑飞还在为此奔波，令人唏嘘。好在青州市有关单位已经明确答复：近日即将有政府出面给隆重立碑，以慰先烈的在天之灵……
郑其善去世以后，其妻子带着两个不足十岁的儿女，整日逃亡在被追杀的路上。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残雪凝冻的道路，如同镜子一样光滑。她撵着一双小脚，领着大的抱着小的，娘仨多次被重重摔倒在地，怀中不足两岁的女儿被甩出好几米远……她真想嚎啕大哭啊！
他们也想去投奔亲戚，可是亲戚也仅仅是拿出一点钱粮给他们，说：“不是我们不收留你们啊，实在是不敢啊！鬼子汉奸天天来恫吓我们，通共、藏共与共同罪，杀无赦！收留你们，我们的命也不保啊！”
有一段时间，土匪陈有诰因为一个哥哥被人暗杀，迁怒于共产党，发誓要把共产党家属全部杀光。一股血雨腥风迅速弥漫益都东部，弥河滩里被杀害的尸体整日弥漫着恶臭。
一天夜里，郑其善的妻子和儿女正在酣睡，突然柴做的院门被踹开，两个土匪闯进院子，三八大盖拉得“哗哗”响。娘仨吓得大气不敢出，身体兀自抖成一团。心说怕是今夜在劫难逃了……
郑其善的儿子郑广增，成人之后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德厚爱人，纯朴谦逊，在村里具有相当高的威望。在圣水中学当校长期间，悉心照顾一个父亲去世的远房侄子。那个侄子成人之后每每谈起：上学放学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的保证不是郑广增的亲儿子。有句话叫视如己出，可他待人简直胜过亲子。他从事教育事业二十多年，享有较高的退休金，可他视每一个都为亲人，整年穿着一件粗布的中山装。一粥一饭，南瓜、地瓜、玉米面，清汤寡水，推着一辆破旧的大轮自行车，俭朴得如同苦行僧一般，却把自己的钱物都去周济了别人。
郑广增生有四子，取名分别嵌入“东方升来”四字，感恩新社会，感恩东方升来红太阳，使自己有一个幸福安逸的晚年，使子孙都有安逸祥和的工作。勤俭家风影响，孩子们也都非常优秀，各个事业有成，收入也很丰厚。可他依旧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教育他们，不管是镇长校长，一概简朴得如同老农一般。只是孩子们也如他一样，那种发自骨子里的儒雅之气，那种如郑其善的刚毅之气一直在儿孙们的基因里连绵流传……
郑广增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态生活，因为他深知别人的一点善念，就可能是我们终生的阳光。有一段时间他主持编撰原先东坝镇的镇村志，他总是浓重笔墨描绘东坝各个村庄烈士的浴血奋战，对自己的父亲和大伯所做出的贡献，却总是轻描淡写一笔略过。他认为如今国泰民安，感觉父亲理想中的社会马上就要实现了。遇到年节，都是不顾高龄，一一亲自上门拜访在白色恐怖中帮助过自己的那些亲友们……
他常常想起那个赛似“老母猪筛糠”的惊惧夜晚，两个土匪已经拉开了枪栓，其中一个土匪开口说：“不过就是一个小脚的寡妇带着俩孩子，能掀起什么风浪？都不够我们浪费两颗子弹的。”另一个土匪怔了怔，对着郑广增母亲打了一枪栓，两个人就骂骂咧咧离开了……
就是这一句话，保住了郑广增娘仨，衍生了郑家后代的一大群人。
他一直想找那个说善话的人鞠一个躬，说一声“谢谢”。可是当年太小了，娘仨害怕又没记清楚。一直不曾打听到那个人。
在那个动荡的社会，哪一个穷人不是贱如微尘？当兵扛枪也许只是混口饭吃，但也大多数倒在了流弹下的血泊中。
南阳河还在半绕着东阳河村日夜流淌，经历了无数寒暑的日夜更替，见证了血雨腥风，豪气冲天，也见证了摇尾乞怜，卑鄙龌龊，可是依然低吟不语。尽管千回百转，却谁也阻挡不了它一路向东，迎着朝阳，湍流不息汇入弥河？奔赴大海……因为英雄的故事一直在这片土地的上空飘荡。
核心内容根据
1、《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5期以及其中陈锡德回忆文章
2、《青州党史故事》樊光湘编
3、郑广增撰写《先父郑其善英烈碑记》
（郑武文，青州市东阳河郑氏十二世孙，青州作协副主席）